• 刘大鹏《故事创作大师班(国际卷)》pdf电子书下载

    《故事创作大师班(国际卷)》:刘震云、芦苇、述平重磅推荐,以「课堂实录」形式呈现的编剧教程,集结8位国际一线编剧的实操经验,亲授类型创作、IP改编、超英科幻等剧作方法,对症行业痛点,畅谈职业辛酸与成长,解答行业新人困惑!书名:故事创作大师班(国际卷)作者:刘大鹏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年:2021-12页数:312类别:影视艺术格式:df、eu、moi丛书:后浪电影学院ISBN:9787559656414《故事创作大师班(国际卷)》作者简介:刘大鹏,201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获硕士学位,前媒体人,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导演。以导演、摄影师身份参与多部院线电影,曾获摩纳哥国际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摄影等诸多奖项。《故事创作大师班(国际卷)》内容简介:这是一本以课堂实录形式呈现的编剧教程,精编8位国际一线编剧在“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授课的讲稿,面向青年编剧,对症行业痛点,亲授好莱坞通行规范、亚洲影人的变通法则及欧洲创作者的独特经验。构思故事、塑造人物、改编IP、构建世界……不同类型、题材的剧作方法和经验点拨,皆倾囊相授。书中特设学员提问环节,解答新人在当下中国影视创作环境中的真实困惑。...

    2022-04-08 刘大鹏 导演 制片人刘鹏

  • 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税收协定_2020年注会《税法》答疑

    光有奋斗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实践。小奥为各位考生整理了注册会计师税法的答疑,小伙伴快进来看看吧!国际税收中所指的国际重复征税一般属于()。A.法律性国际重复征税B.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C.税制性国际重复征税D.政治性国际重复征税正确答案:A【提问】如题,到底是法律性还是经济性?【答疑】哈喽!努力学习的小天使:国际重复征税一般包括法律性国际重复征税、经济型国际重复征税、税制性国际重复征税。国际税收中所指的国际重复征税一般属于法律性质国际重复征税。可参考轻一37页~每个努力学习的小天使都会有收获的,加油!分析自己的现状,分析自己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这也是一种学习知识的诀窍。小奥这里会继续帮助大家,为大家更新注册会计师考试答疑的!注:答疑内容出自东奥《税法》教研团队(本文为东奥会计在线原创文章,仅供考生学习使用,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2022-04-05 国际税收重复征税 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

  • 2022年注会税法重要知识点:国际税收关系

    注会税法考试命题的知识点97%以上都来源于教材,建议考生们使用2022年注会税法最新版教材进行备考。以下是2022年注会税法第一章重要知识点,快来学习吧!推荐阅读:2022年注册会计师《税法》重要知识点全梳理【内容导航】国际税收关系【所属章节】第一章税法总论——第七节国际税收关系【知识点】国际税收关系国际税收关系考点1: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税收协定国际税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地区,各自基于其课税主权,在对跨国纳税人分别进行征税而形成的征纳关系中,所发生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一)税收管辖权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的产生都与税收管辖权有关。税收管辖权属于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中的体现,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征税方面的主权范围。税收管辖权划分原则有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两种。提示:国际税收中的公民概念是广义公民概念,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团体、企业或公司,有少数国家将公民称为国民。(二)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重复征税的概念和类型国际重复征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对同一跨国纳税人的同一征税对象进行分别课税所形成的交叉重叠征税,又称为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重复征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际重复征税强调被重复征税的纳税主体与征税对象都具有同一性。广义的国际重复征税则在狭义基础上还包括纳税主体与征税对象具有非同一性时所发生的国际重复征税,以及因对同一笔所得或收入的确定标准和计算方法的不同所引起的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重复征税一般包括法律性国际重复征税、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税制性国际重复征税。国际税收中所指的国际重复征税一般属于法律性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重复征税类型产生原因征税主体纳税人税源法律性国际重复征税不同征税原则不同相同相同经济性国际重复征税股份公司经济组织形式不同不同相同税制性国际重复征税复合税制度不同相同相同注意: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前提条件:纳税人所得或收益的国际化和各国所得税制的普遍化是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前提条件。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根本原因:各国行使的税收管辖权的重叠。国际重复征税产生的形式:1.居民(公民)管辖权同地域管辖权的重叠2.居民(公民)管辖权与居民(公民)管辖权的重叠3.地域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的重叠提示:从现实情况来看,作为国际重复征税的根本原因,各国行使的税收管辖权的重叠的各种情况中,最主要的是有关国家对同一跨国纳税人的同一项所得同时行使收入来源地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造成税收管辖权的重叠。(三)国际税收协定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协调相互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税收关系,本着对等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或条约,也称为国际税收条约。国际税收协定是以国内税法为基础的。在国际税收协定与其他国内税法的地位关系上,有两种模式:模式一是国际税收协定优于国内税法;模式二是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效力等同,在出现冲突时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等处理法律冲突的一般性原则来协调。考点2:国际避税、反避税与国际税收合作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不仅要采取措施避免所得的国际重复征税,而且也要采取措施防范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国际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法和国家间的税收协定的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全球总纳税义务的行为。在国外,“避税”与“税务筹划”或“合法节税”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它们都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漏洞或不明之处,规避或减少纳税义务的一种不违法的行为。2013年8月27日,中国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成为该公约的第56个签约方。2015年12月16日,我国签署《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依据经合组织于2014年发布,并经当年G20布里斯班峰会核准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中的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以下简称BEPS)是指跨国企业利用国际税收规则存在的不足,以及各国税制差异和征管漏洞,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全球总体税负,甚至达到双重不征税的效果。我国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以OECD合作伙伴身份参与BEPS行动计划。2017年6月7日,我国与德英法印俄等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共同签署了《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多边公约》(以下简称《BEPS公约》)。《BEPS公约》是全球首个对所得税税收协定进行多边协调的法律文件,为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世界大环境下,以多边税收合作法律框架的形式增强国际社会相互合作,携手打击和防范跨境逃避税提供了基础设施条件。注:本文知识点整理自东奥刘颖老师-2022年注会税法基础精讲班课程讲义●●●●●2022年注会考试基础阶段备考资料推荐全年学习计划2022年注会全年学习计划!基础阶段备考正在进行中教材变化解读刘颖老师:2022年注会税法教材变化解读及备考建议名师课程免费听2022年注会新课开讲!32位名师课程免费听,赶快收藏!轻松过关®试读2022年注会《轻松过关®》系列图书试读来袭!2022年注会考试时间是8月26-28日,希望大家能够合理安排学习计划,将2022年注会税法重要知识点学透、学精,争取为后续强化阶段的复习打好基础。(本文为东奥会计在线原创文章,仅供考生学习使用,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2022-04-05 国际重复征税产生 国际重复税收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 招聘启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天职国际1988年12北京总部是一家专注于审计认证、资本市场服务、咨询服务、税务服务、法律事务和清算、企业估值的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天职国际作为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专业咨询机构,具有国有大型企业审计、金融相关审计、信息系统审计、会计司法评估、海外上市公司审计、军事秘密业务咨询服务等业务资格。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天职国际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综合管理模式,按专业分工设立部门,按区域布局设立分支机构,人力资源、实践标准和利益分配完全统一。天职国际国内网络布局合理。除北京总部外,天津、河北雄安、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合肥、南昌、深圳、广州、南宁、厦门、海口、长沙、株洲、武汉、郑州、沈阳、西北、乌鲁木齐、昆明、成都、重庆、贵阳、香港特别行政区近30家庭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在人力资源政策、会计与财务管理、项目承担与实施、专业标准与质量控制、信息系统等方面进行综合管理,为客户提供统一、标准、方便的专业服务。天涯国际BakerTilly(全球十大会计网络)在全球拥有广泛的服务网络资源。天职国际愿与您携手共创卓越!安徽分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公司因业务需要聘请以下专业人员:一、项目经理Maager2名(一)岗位职责◆组织实施大型项目(企业集团或上市公司)的审计◆有效监督和培训审计助理(二)职位要求◆注册会计师资格◆5会计师事务所以上工作经验3年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2年以上企业财务工作经验)◆沟通、组织协调、分析判断能力强◆高度敬业,团队意识强◆熟练运用计算机和办公软件◆本科以上学历◆35岁以下...

    2022-04-05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工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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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百度网盘下载

  • 大赢家的悲哀:美国与战后的国际秩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百度网盘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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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学通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试读:主编的话自2012年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美两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战略界的人士就一直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进行讨论。他们之所以讨论热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个概念关系着中美关系的走向,二是中美双方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存在着很大分歧。当前,中国崛起正在成为21世纪的最大政治事件,与其直接相关的中美关系的走向则关系到世界政治的总体趋势。为此,《国际政治科学》就这一问题于2014年夏末组织了专题研讨会。在研讨会的基础上,集结了达巍、李巍和张哲馨、齐皓、刁大明、迟永几位学者的论文,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种困惑和分歧进行了解释和分析。中国学界是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果连这种关系的内涵都不明确,研究这一问题就会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共同的定义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中国提出来的,如果连中国学者都不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就更不能指望美国学者能理解它了。齐皓的文章《中国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与分歧》,对我国学界的不同认识进行了梳理。他发现,中国学者在认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建立的基础和障碍方面存有共识,但在如何定义“大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方面有分歧。其主要表现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先是中国向与所有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扩散,而后是向与所有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泛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外交理念面临着淡化和消失的危险。美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一致吗?许多人的习惯思维是,美国不会接受这一提法,因此美国学者也是采取反对的立场。这种认识将美国学界的思想分歧简单化了。美国学界永远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即使是基本立场相同的观点,也可能存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多数美国学者与多数中国学者不同,他们分析问题时倾向于限定概念的边界,以防产生误解,导致不必要的争论,不愿给一个概念留出太多的解释空间。刁大明的文章《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发现,美国战略界和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更多是对这一概念的怀疑。在如何界定一国的核心利益、如何明确双方的战略意图、如何排除第三方因素的负面影响、如何防止中美直接发生战争等方面,美国学者讨论了许多细节,但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成败取决于双方的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即使中美双方都有所谓的“冷战思维”,中美战略竞争必然会导致全面战争吗?受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影响,很多人都喜欢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来描述中美战略竞争的危险。然而,这些人都忽略了在核武器条件下的全球化时代,大国战略竞争与联合国成立之前是有所不同的。李巍、张哲馨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一文中指出,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式软化”三大机制存在的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双方在外交上的主观努力对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什么作用?客观因素对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的影响固然是基础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双方的主观意图对双边关系没有任何塑造作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因素决定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但政治领导这个主观因素可以影响如何处理利益冲突的策略。达巍撰写的文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侧重于讨论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上可以努力的三个方向,即战略稳定的框架、平等交往的框架和有效合作的框架。他提出三个框架的设想,并不意味着这种认识有被中美双方政策接受的可能,而是以此说明,如果这三个框架一个都没有,则无法体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为了配合这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专集,本集还刊发了迟永对《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的评介。该书的作者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欧汉伦认为,中美之间应实现“战略再保证”,以防误解而导致战争。然而,他们提出的几条战略再保证路径却有内在的矛盾。从战略角度讲,如果一方向对方展示战略决心,就不可避免地会让对方增加对其的战略怀疑,而自我克制则可能会使对方忽视自己的战略决心。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策略困境。2015年将是中美两国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的一年,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如何发展仍将是学界和战略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国际政治科学》在2015年第1期推出一个相关讨论的专集,意在引起学界深入争论这一问题。除了与中美关系相关的议题外,《国际政治科学》还希望能在2015年刊发有关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当代中国战略、技术进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规范与话语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学界同仁与我们共同开发对上述领域的研究。阎学通2015年1月[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达巍【内容提要】自201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落后于政治家的实践。提高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化与操作化程度,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有学术意义的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尝试进一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化,并提出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问题,或可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以及学术界的下一步研究议程。【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操作化中美关系【作者简介】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电子信箱:dawei@cicir.ac.c。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正式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此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理论体系构建到实际合作成果,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但与此同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面临颇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其概念化与操作化程度仍显不足,直接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导致外交实践之下的学理支撑不足。本文旨在对新型大国关系做进一步的概念化尝试,并提出下一阶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某些操作与研究议程。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支撑不足近三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落差。其一是学术界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政治家的行动;其二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中国热、美国冷,两国存在明显的“温差”。回头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过去三年中经历了三个明显的节点。一是2012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时向美方正式提出这一[2]概念。二是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实务层面,两国同意加速《双边投资保护[3]条约》(BIT)谈判、启动两军两个互信机制的磋商。三是2014年11月中美元首北京峰会。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在实务层面,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两军签署两个建立互信措施的备忘录,两国达成签证互惠安排,[4]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达成共识,同意继续推动BIT谈判。截至2014年年底,双方已经按照时间表完成了BIT协议文本谈判。从这三个节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内涵及其推进路径迄今都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初步成果也是由两国政治家和政府部门推动形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美两国学术界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已经相当多,但其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还比较薄弱,未见到发挥明显引领实践作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多数时候还是“跟在政府后面跑”,成果还集中在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复杂性等的“诠释”层面,实证色彩较强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在中美之间,从上述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推进情况来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领导人及美国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一提法,但态度比较勉强,2014年下半年以来更表现出不愿公开使用这一表述的趋势,如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并未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一表述。美方反复强调不在乎概念本身,不愿对其内涵做[5]学理探讨,而希望将这一概念“操作化”。与之相应,美国学者对[6]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更多的还是持怀疑态度。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存在“温差”有多种原因,政治恐怕是绕不过去的因素。毕竟,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概念如“遏制”“接触”“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面下注”等多由美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则是由中方主动提出的概念,这似乎显示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的接近,两国话语权的攻守态势在发生微妙变化,美方对此显然不易接受。与此同时,本文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研究不足,也是中美存在“温差”的原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仅美方官员与学者不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中方学者也不甚了了。直到今天,国内学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也很难说达成了共识。例如,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重点究竟是“新型”还是“大国”?它是为中美关系“量身定制”的,还是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各种大国关系?从研究和思维方法来看,美方习惯于从指向性明确的概念、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出发来讨论问题;而中方学者则较多地使用带有文学、感情或道德色彩的表述来讨论两国关系的愿景,双方缺少共通的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学术话语平台。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学术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恰好反衬出了以上问题。迄今为止,在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双方讨论较多的问题。不仅中国领导人明确[7][8]使用了这一概念,美国政治家也给予了积极响应。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是有关新型大国关系讨论中的一个“能讨论得起来”的正面例子。“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由美国作家沃克提出,用来形容美苏冷战。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近年来将其用于中美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指向清晰明确,即“当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形成竞争时,往往导致两者走向冲突甚至战争”。从理论角度来看,学术界一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即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冲突。这一观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久经讨论,具有一定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关切的[9]根据,甚至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其提出质疑和反驳。当中美领导人和学者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时,另一方可以比较明确地掌握对方所指,也可以在比较严谨的学理层面展开讨论。如果单纯从政治因素来解释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认知的“温差”,就无法解释为何中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比较均衡。可以说,在此之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其他内涵缺乏深入讨论,这与学术界对该提法缺乏较严格的学理意义研究有关。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由政治家提出的术语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以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来充实和丰富政治语言,是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的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家提出概念或需求是学术界产生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国家领导人的提法加以概念化、操作化是学术界而非政治家的任务。由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是由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因此中国学术界责无旁贷,不能指望美国同行“代劳”。如果将目标放得更远一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近几年提出了大量的新外交理念,如“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亚太梦”“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义利观”等,这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研究课题,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重要机遇之一。但是,对这些概念的研究同样不能停留在必要性、可能性、重要性之上。如果不能对这些理念进行有效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制定科学的研究议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可能会错失重要历史机遇,而政府的外交实践也将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撑。二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概念化概念化的任务是使研究对象更加精确化,从相对模糊的提法变成更为精确的概念,为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一个或一系列可以回答的具体问题做好准备,也为不同的研究者搭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平台。“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化,需要回答在这一提法背后,中国领导人要解决的现实关切究竟是什么?这一概念是否根植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学术界是否曾对其理论背景或现实关切做过有意义的研究?有哪些与新型大国关系类似或者相反的概念,是否能够通过寻找“近义词”或者“反义词”来更清楚地定位这一术语?本文将尝试对相关问题做出回答。(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与历史渊源“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因此,详细考察中国领导人的有关公开表述本身是将其进一步概念化的关键。目前,学术界经常从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开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绝不是在2012年“忽然”产生的。2000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时就指出:“中国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10]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这段表述可以得出两点信息:一是新型大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当中,有很强的延续性;二是新型大国关系是用来描述与美、俄、英、法、日等大国的关系,并非仅指美国一家。类似的例子是1997年11月江泽民访美时,中美决定“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采访中谈到,中国已经与俄、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相互敌对、不相互对抗的新型关系……这可[11]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显然,钱其琛的讲话与2000年江泽民的讲话高度相似。而且,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构建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新型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新”,主要是它区别于冷战时期主要大国分属两个阵营、以意识形态划线、“非敌即友”相互对抗的关系模式。201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比较频繁地、更有意识地提及新型大国关系。2010年5月25日,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提出并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在讲话中戴秉国国务委员表示,20世纪是一个“零和规则盛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纪,一个国际体系割裂、集团对抗不止、热[12]战冷战交替、很不安宁、多灾多难的世纪”。由此出发,戴秉国呼吁建立不同于20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次表述对20世纪90年代的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其不同则有两点:其一,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对话的场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示美国是当前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对象;其二,与“新型”关系相对的历史,从冷战扩展到整个20世纪,一战、二战、德日等国崛起的教训也纳入了中国领导人关切的范围。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再次提出这一概念,也是此后中国密集推动这一概念的开始。通过回顾前几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新型”“不对抗”等关键词从90年代至今一直在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是9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也是今天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梳理清楚这一历史背景,就为我们厘清其概念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二)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底色通过前述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可发现其背后似有一种持续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在讨论大国关系时,始终是从两极、多极等概念出发来审视世界的。“极”本身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对国家实力、核心利益的重视,对各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坚持,都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视角。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表述,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两极时代大国之间对抗模式的批判,以及对更美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期许。2010年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仍是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基本理论逻辑。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如何处理好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关系这一背景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例如,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5月的讲话中,呼吁中美“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13]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习近平主席[14]在接受专访时更是直接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一方面,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化,中国已经从“多强”之一变为国际体系中的“老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国际结构变化将导致国家行为变化的结构现实主义逻辑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期待,即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以及多极结构的出现,大国关系可以从非敌即友模式走向一种新模式。但是最近几年,中国领导人的论述背后体现出一种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担忧,试图超越这种宿命论式的预言。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总结2014年中国外交时明确指出的,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试图在理论层面超越“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学[15]说”。既然中国领导人忧虑的“旧大国关系”是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言,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与补充,或可直接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思考路径。几十年来,学术界对结构[16]现实主义已有相当多的讨论和批评。在现实主义内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前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安全,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关注进攻—防御平衡关系的学者[17]认为,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合作达到增进本方国家安全的目的。从其他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中心论”“国际结构决定论”乃至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均受到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间关系,而是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都会对国家行为以及国家间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对国家间关系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建构主义则走得更远,强调国际观念结构的作用。从不同的分析层次的视角来看,体系层次的理论显然并不能圆满解释所有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国际体系层次之外,国[18]家的内部政治也至关重要,需要重视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层次。政治心理学学者从领导人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前景理论”等角度出[19]发,分析安全和战争决策。从进化论与循环论的角度来看,整个结构现实主义体现出强烈的循环论色彩;而进化主义者则认为,这并[20]非国际体系的真实面貌。国际体系本身在演进,民族国家过去可以做的事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不一定能做。例如,由于军事技术、国际制度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战争的成本大大上升了。德国、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导致战争,而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并未导致美苏之间直接的战争,仅导致了冷战和“代理人战争”。此外,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单一层次、单一原因(无论是结构、制度、观念还是心理)导致战争冲突的看法是错误的。也[21]就是说,往往是多个层次、多个原因同时发挥作用才导致冲突。总之,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评是非常充分的。中美两国可以“按图索骥”,强化其他理论强调的部分,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关系的路径。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与美方讨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曾经多次使用“经济全球化时代”“相[22]互依存”这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概念来说明大国对抗冲突并非必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可能。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尝试通过强化结构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三)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现实关切国家领导人提出重大战略倡议,虽然其思想观念背后一定带有某种理论底色,但是直接针对的通常还是某种现实利益和关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决或缓解这种关切的过程。因此,准确定位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核心关切,对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显然十分重要。定位中方关切的一个可能方法是从中国领导人提倡的内容来推动。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在阐述新型大国关系时所提倡的,实际上正是在中美关系的现实中缺乏的、中方所担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正是因为他们担心中美可能发生冲突和对抗;认为在现实中存在美国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情况,主要是尊重主权领土完整、[23]尊重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2014年11月的“习奥会”[24]中,中国领导人又提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其中显然也包含对现有中美关系中问题的关切,首先仍是相互尊重问题;其次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一点与“不冲突、不对抗”高度相关;最后是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问题。上述关切可以具体化为四个问题。一是中美是否会发生全局性的冲突或对抗?美国是否会将中国看作如同苏联、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者?二是美国是否会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在中国政府提[25]出“综合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居于“根本”地位。在国际政治现实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加上近十几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凸显了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扩张的事实。推进民主与人权,也确实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是美国是否会限制甚至破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美国是否会以种种阴谋或“阳谋”来限制、破坏中国崛起?中国是否会如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历的那样,失去经济崛起的动能?四是美国是否会阻挠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是否会利用中国国家的分裂状态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增大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这些关切又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坐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断崛起,而不采取任何遏制、破坏的手段?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普遍怀疑美国会允许别的国家超越美国?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中国担心美国对其眼中的“非民主国家”始终抱有颠覆破坏的意图。可以说,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持续崛起搭建一个稳定的保护框架。(四)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个常见疑问首先是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新”在何处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理论层面,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结构现实主义有关大国必然互相制衡乃至对抗的预言。在现实层面,20世纪德、日、苏这三个意识形态与当时的守成国不同的崛起国,先后遭遇了热战或冷战。美国曾成功地超越英国,实现了和平崛起,而美英意识形态相近,且都是英语国家。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宿命。与新型大国关系相对的“旧大国关系”,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以对抗和冲突为基调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关系。在理论层面,不同理论流派的争鸣显示,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并非必然。经济相互依存、核恐怖平衡、当今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质,都意味着“时代变了”,国际体系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无政府状态。在现实层面,这一历史之所以有可能被超越,是来自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的经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已经和平共存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把“不冲突、不对抗”看作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较低要求的话,实际上低水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两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只是如何延续这一关系,并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其次是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只适用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对此中国官方文件已有明确陈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放在“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26]系”之下论述。也就是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外交的一部分,并非专指一个国家。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首访俄罗斯时也曾表示:“中俄关系已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逐步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27]伙伴关系。”从这番表述中可以读出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新型大国关系适用于其他大国;第二,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与各大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第三,从远近亲疏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位阶低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然,近年来新型大国关系主要被应用于中美关系也是事实。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一是重要性。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主要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二是紧迫性。中美关系不是普通的大国关系,而是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的大国关系。三是中美关系的层次所限。中美之间迄今还没有构建起任何一种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期待值相对较低的关系。最后是“新型”与“大国”孰轻孰重的问题。一些美国官员与学者认为,“新型”固然重要,但是“大国关系”才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真正用意,是要与美国建立平起平坐的“大国关系”。对此说法,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或否认。但是,既然中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那么,中国确实是将自己作为主要大国之一来看待的。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确实认为本国是世界首要的崛起国,因此才有“修昔底德陷阱”之困。况且,“新型”本身就体现在“平等”当中,没有平等,何来新型关系。只不过对“平等”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中国要求美国立即接受中方在诸多问题上的所有要求,也不能理解为中国要求在西太平洋等地进行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三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操作化操作化是将概念转化为较为具体的问题的过程。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需要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可衡量的研究问题;在外交实践层面,这些问题也可以被看成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操作化,既是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议程,也是提出未来实践的路线图。作为操作化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具体化为中美(或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可以持续崛起,中美(或中国与其他大国)可以和平发展、良性竞争,同时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甚至友好,并开展必要的合作。这是一个“防止最坏、争取最好”的框架。由于目前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并不热情,至2017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美方是否还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一种长期稳定框架的话,无论下届美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一提法,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仍是中美两国都需要的。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三大内涵,我们可以尝试用较为学术的语言将中美长期稳定框架进一步拆解为三个“子框架”。(一)中美战略稳定框架战略稳定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指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自我克制的方法,维护其战略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一般而言,战略稳定概念[28]主要用于军事层面,即大国之间战略武器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中美目前要建立的战略稳定,包括战略武器层面的稳定,但不仅限于此,而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即中美两国的“不冲突、不对抗”。从哲学层面说,人类社会中的冲突和对抗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不冲突、不对抗”可定义为“不热战、不冷战”。也就是说,中美要在战略层面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和全局性对抗,既不能发生军事安全领域的冲突,也要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全面对抗。在此最重要的不是中美完全没有冲突,而是不能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导致中美成为一战前英德式的热战之敌;也不能使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小矛盾不断累积,演变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怀疑,导致将对方看作美苏式的冷战敌人,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一是对战略稳定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和文献回顾。应对战略稳定特别是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稳定的实践进行梳理。在此过程中,总结美苏谋求战略稳定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教训,并且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与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异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建立在威慑、裁军与危机管理之上,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否也应该建立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二是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上的战略稳定机制。这主要涉及对国家走向、其对外战略走向、对外战略意图的判断。例如,一方是否要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一方是否将另一方视为需要遏制、挑战、削弱的对手等。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再保证”即主要聚焦于此。斯坦伯格建议,美国要采取行动让中国安心,使中国确信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及中国的邻国相[29]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损害它们的利益。要达成这种战略层次的稳定框架,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建立固定对话机制。目前,中美已连续两年举办两国元首的长时间峰会,未来此类峰会是否有可能机制化?中美政府之间现存9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机制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些机制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三是狭义的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关系。这至少包括6个领域。第一,核力量的稳定关系。在美俄等国一直推动核裁军、核力量透明化,而各国的核技术仍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研究中美核平衡需要达到怎样的态势才最有利于防止战争与冲突。中国不应追求与美国核力量的“平起平坐”,但要保证有效的核反制能力;美国需要接受战略武器层面的相互脆弱性。由于中美核力量的严重不对称性,目前两军或政府正式启动这些讨论还为时过早,但学术界可先研究起来,政府可确认各自的政治意愿,待适当时机跟进。此外,中美两军可以继续讨论美国反导系统、战术核武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方面的发展对中美相对平衡的威胁。第二,太空的战略稳定。需要研究太空的稳定是否必须通过太空武器化以及相互威慑达成。第三,中美(包括中国与美国盟友体系之间的)常规军力平衡。近十几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推进;与此同时,美国正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其盟友日本也正逐渐走向军事大国。因此,需要研究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美之间、中国与周边邻国、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是否需要建立军备控制机制?各[30]国是否可能实现某种军备发展的自我限制?美国需要考虑接受常规武器领域的相互脆弱性。第四,“不对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组织针对另一方的政治军事同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5个双边盟友是历史存在。未来美国需要缓解中国对美国盟友体系走向网络化的疑虑,同时推动中国与美国5个双边盟友的对话与合作,减少其针对中国的意味。同时美国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其盟国,一方面避免被其盟国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拉入与中国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仍能维持其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性。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把美国推到必须在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立场的程度。第五,继中美两军2014年签订“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军下一步需要建立“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未来还需要梳理其他可能建立的相互信任措施。海上方面,中美需考虑就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形成一致理解。第六,中美可以开始逐步建立军事安全危机管控机制,包括从一线作战部队的危机处理操作流程,到指挥控制系统的相互沟通机制等。四是中美宏观经济金融战略稳定机制。中美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所谓“中美国”的效应。在研究层面,需要讨论这种相互依存是否有助于防止中美走向美苏式冷战,抑或是反而会带来更多冲突?在中美相互依存规模如此庞大的情况下,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等概念是否仍然有效?中美经济和金融的捆绑对两国的行动自由都产生了约束,还是主要不利于一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一战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何异同?中美是否存在相互摧毁对方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手段与能力,中美使用这一手段与能力的可能性如何?此外,目前中美都在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研究中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会导致中美“脱钩”效应,是否存在稳妥的“脱钩”方法?中美是否需要或应如何加大经济相互捆绑的力度?[31]五是需要对“新冷战”“凉战”等描述“中间状态”的概念加以深入研究。中美要实现“不冷战、不热战”的目标或许是可能的,但是中美是否会出现“凉战”值得关注。近十几年来,中日之间有所谓“政冷经热”现象,这种局面是否可能在中美之间出现?“政冷经热”是否必然升级为“冷战”,还是可以保持“凉”的状态?“政冷经热”是否将导致“政冷经温”或“政冷经冷”?(二)中美平等交往框架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第二句话是“相互尊重”。“被尊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较难衡量。中美首先需要达成共识,即就原则而言,中美是彼此尊重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之所以会感受到美国的“不尊重”,主要是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所致。如果可以将“相互尊重”的讨论具体化到“未被尊重”的问题清单上,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或是缩小分歧,或许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中美平等交往的框架。需要注意的是,除纯粹的内政问题外,双方不应拒绝将对方的特定关切纳入讨论。例如,美国不应以“六项保证”为名拒绝讨论对台军售,以“对法律理解不一致”或者“每个国家都在做”为名,拒绝讨论对华抵近侦察或者网络侦察监控问题。美国拒绝讨论某些问题,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理解为霸权主义思维。但是,在战略层面讨论这些分歧,也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很快达成妥协,或美方必须立即接受中方的要求。在“相互尊重”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双方需要采取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来推进。中美平等交往框架也包含五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议程。第一,学术界需要对信任、尊重等涉及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做好研究。在此基础上,力争找出定性或定量衡量中美当前信任水平、尊重水平的办法。需要讨论构建或提升国家间战略信任关系的路径,特别是研究当前在中美之间认同感不强的情况下,构建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是否可能?第二,中美学术界需要对“国家利益”等观念达成一致理解。尤其是“核心利益”应如何界定,中美对其利害攸关程度的理解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一旦一国的核心利益丧失或被侵犯,该国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应对,对此中美两国的理解是否一致?此外,中国学术界需要讨论并明确,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应该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对核心利益的描述应该做原则性表述还是列举式表述?在原则表述之外,中美是否应考虑就核心利益、重大关切达成一个列举式的“最短清单”。即如果这些利益与关切被侵犯,其可能会被己方视为敌意行为。在此“最短清单”之外,双方决策者需要避免将矛盾与冲突上升到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怀疑方面。第三,中美可以考虑将尊重上述“最短清单”作为“相互尊重”的底线。与此同时,如果中美在决策时能将对方的某些关切纳入己方考虑,并进而对己方行动实施一定的自我克制,或可以将其定义为较高层次的“相互尊重”。中美学术界和决策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信任对表”或“尊重对表”机制,从学术界的“二轨”研讨开始,逐步过渡到“一轨半”乃至“一轨”。这一机制的任务是比较双方对各自以及对对方行为的认识。例如,中方可以提出近期美方做了哪些不尊重中方的事,并提出中方为照顾美方利益而做的自我限制与调整。美方也同样提出自己的观点。随后中美再比较双方的不同,找出哪些是由利益分歧导致的,哪些是由错误观念导致的。在此过程中,双方应采纳博弈论中“针锋相对”或称“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战略,即以合作的善意开局,对于对方的合作应给予回报,如果对方背叛则给予相应的报复。第四,尽管美国行政当局反复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但由于美国对外战略包含多重行为者,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乃至个人的某些言行常常破坏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感,中国仍然很难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感到“放心”。中美学术界需要破解这一难题。特别是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是某些威胁和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行为是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价值观、国内政治需要等原因,必然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如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等。对这类问题,美国行政当局需要考虑“度”的问题,即具体个案不能威胁中国整体政治稳定。中方则应认识到,此类行为固然损害中国利益,但是指望美方停止此类行为是不现实的。中方应从增强自身防范的角度加以解决。二是某些问题不是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而是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行为,美国行政当局采取了默许或“不便反对”的态度。美方如能以实证的方法区别两类情况并使中国决策者“安心”,可能会减缓中方对政治安全、相互尊重的疑虑。第五,由于美国是否会迟滞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之一,美国国内也有对中国企业在美经济活动的担心,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对对方可能造成怎样的经济安全风险,特别是美国是否可能运用其军事、经济、金融等优势破坏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是否可能基于市场逻辑、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逻辑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是否会构成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威胁?(三)中美有效合作框架中美的“合作共赢”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美双边合作,特别是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二是中美联手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在国际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完善上;三是在国际重大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合作共赢框架主要应依托两国政府部门、固定对话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制度,在这一框架内寻找中美可以合作的问题。以下是六个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的推进方向。第一,与前两个框架一样,学术界需要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大国合作的研究现状。例如,国家为什么合作或为什么不合作?什么情况下一个现存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更可能进行合作?什么情况下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有可能开展合作?如何让中美在合作中都更关注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如何避免“搭便车”的问题以及对“分担成本”的疑虑?第二,在实践层面,中美需要共同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等涵盖中美两国的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与此同时,需要研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等机制是否可以对中美间的另一方开放,中美是否可能达成更具雄心的双边自贸安排,如中美自贸区?第三,中方可以更明确地回应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试图另建一套国际制度的疑虑,这包括“两行一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安全观等。需要以行动打消美国对中国“另起炉灶”的疑虑;而美国则需考虑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倡议的国际制度安排,至少不能继续阻拦其盟友加入。与此同时,中方需要尽快扩大其他国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中的角色,并邀请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起研究中国建立的这些国际制度中的规则问题、透明问题。第四,在地区安全层面,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都参加的、有较强行动能力的亚太区域安全制度安排。两国政府层面可以先肯定这一发展方向,并在适当时机跟进。第五,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以梳理两国在海、空、天、网、极地等全球公域的利益冲突点与交汇点,考虑制定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合作的“早期收获清单”及路线图。第六,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考虑制定在国际制度建设与改革问题上的“早期收获清单”及路线图。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绝非笔者一人在一篇论文中可以解决。以上议题只涉及操作化努力的一小部分,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术界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具操作化的研究与讨论。中美两国的研究机构如能就这些问题做更多深入研究,并逐渐形成共识,就能为两国外交实践提供更扎实的支撑,也能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1]本文部分观点曾在2014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2014年10月18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感谢会议主办方以及与会专家的讨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郭晓兵研究员和余翔副研究员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特表感谢。当然,文中的错误与疏漏完全由作者承担。《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总第41期),第4—24页。QuarterlyJouralofIteratioalPolitic[2]《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新华网华盛顿2012年2月15日电。[3]《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版。[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1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2版。[5]SuaRice,“America’FutureiAia,NatioalSecurityAdviorRiceoU.S.-AiaRelatiohi,”Novemer20,2013,htt://iidigital.uemay.gov/t/eglih/texttra/2013/11/20131120287258.html.[6]RichardBuh,“US-ChiaNewPatterofGreat-PowerRelatio,”PacNet,40A,Jue12,2013,htt://ci.org/file/ulicatio/Pac1340A.df.[7]NicolaBerggrueadNathaGardel,“HowTheWorld’MotPowerfulLeaderThik,”TheWorldPot,Jauary21,2014,htt://www.huffigtoot.com/2014/01/21/xi-jiig-davo__4639929.html.[8]HillaryRodhamClito,“RemarkattheU.S.ItituteofPeaceChiaCoferece,”March7,2012,htt://www.tate.gov/ecretary/20092013clito/rm/2012/03/185402.htm.[9]格雷厄姆·艾利森2012年8月撰文提出中美之间可能出现“修昔底德陷阱”(GrahamAllio,“Thucydide’trahaeerugithePacific,”FiacialTime,Augut22,2012),其后很多美国学者曾撰文反驳或讨论,如KarlEikeerry,“ThucydideTra,”AmericaReviewolie,htt://americareviewmag.com/torie/Thucydide-Tra;JameR.Holme,“BewaretheThucydideTra,”TheDilomat,Jue13,2013,htt://thedilomat.com/2013/06/eware-the-thucydide-tra-tra/;NathaGardel,“Brzeziki:Omiouly,ARealDagerofCoflictiEatChiaSea,”TheWorldPot,Jauary27,2014,htt://www.huffigtoot.com/2014/01/27/rzeziki-eat-chia-ea__4667910.html。[10]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546页。[11]钱其琛:《钱其琛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高度评价江主席访美意义和成果》,《人民日报》1997年11月4日,第6版。[12]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25日,htt://www.chiaew.com/g/ew/2010/05-25/2302977.html。[13]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第2版。[14]NicolaBerggrueadNathaGardel,“HowTheWorld’MotPowerfulLeaderThik,”TheWorldPot,Jauary21,2014,htt://www.huffigtoot.com/2014/01/21/xi-jiig-davo__4639929.html.[15]王毅:《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12月24日,htt://www.fmrc.gov.c/mfa_ch/zyxw_602251/t1222375.html。[16]如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较新的研究成果如ArahHeydariaPahakhalou,“Waltz,MearheimeradthePot-ColdWarWorld:TheRieofAmericaadtheFallofStructuralRealim,”IteratioalPolitic,Vol.51,No.3,2014,.295-315。[17]如CharleGlaer,“RealitaOtimit,CooeratioaSelf-hel,”IteratioalSecurity,Vol.19,No.3,Witer1994/1995,.50-90。[18]如FareedZakaria,“RealimadDometicPolitic,”IteratioalSecurity,Vol.17,No.1,Summer1992,.162-183。[19]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0]ShiigTag,“SocialEvolutioofIteratioalPolitic:FromMearheimertoJervi,”EuroeaJouralofIteratioalRelatio,Vol.16,No.1,2010,.31-55.[21]JackLevy,“ItertateWaradPeace,”iWalterCarlae,ThomaRieadBethA.Simmo,ed.,HadookofIteratioalRelatio,SAGE,2013,.597.[22]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25日,htt://www.chiaew.com/g/ew/2010/05-25/2302977.html。[23]“合作共赢”主要体现了一种期许,是对中美关系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并非中方面临的紧迫挑战。因此,在讨论中方的现实关切时,似可暂不考虑“合作共赢”针对的关切。[2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1版。[25]《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26]《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十八大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3版。[27]《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新华网,2013年3月22日,htt://ew.xihuaet.com/world/2013-03/22/c_124493917.htm。[28]近年在传统意义上论中美战略稳定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多。例如,李彬、聂宏毅:《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13—19页;鹿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第31—37页。也有在更宽泛意义上讨论中美战略稳定的成果,例如,李静平:《中美战略稳定初探——超越战略武器看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htt://www.ti.org/media/df/Li_Jigig_ot_reeted.df。美国学者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可参见JameSteiergadMichaelE.O’Halo,StrategicReauraceadReolve:U.S.-ChiaRelatioitheTwety-FirtCetury(PricetoUiverityPre,2014)。[29]JameSteierg,“Admiitratio’ViiooftheU.S.-ChiaRelatiohi,”KeyoteAddreattheCeterforaNewAmericaSecurity,Setemer24,2009,htt://www.tate.gov//d/former/teierg/remark/2009/169332.htm.[30]如斯坦伯格与欧汉伦就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考虑限制自己的军费开支。参见JameSteiergadMichaelE.O’Halo,StrategicReauraceadReolve:U.S.-ChiaRelatioitheTwety-FirtCetury。[31]DavidRothkof,“TheCoolWar,”ForeigPolicyweite,Feruary20,2013,htt://foreigolicy.com/2013/02/20/the-cool-war/.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5 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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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畅征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大赢家的悲哀:美国与战后的国际秩序试读:绪论[1]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够准确。因为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并非只有美国一个抢眼的角色。美国原为英国的殖民地,到19世纪末它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1885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1900年,它的钢产量是英、法两国产量的总和。同年,美国的铁路长度已超过了欧洲。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把英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和主要威胁。美国依据1823年的门罗主义,到1902年把英国的势力赶出了西半球。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总统为门罗主义补充了“罗斯福推论”,他希望美国能像英国掌握着19世纪一样掌握20世纪。美国立国以来所实行的“孤立主义”已逐渐被“世界主义”所代替。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是挑战,更是机遇,是它取代英法两国,登上西方超级大国宝座的阶梯。其策略是: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就出手。回顾这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说,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赢家,但它成为超级大国之后,言而无信,穷兵黩武,就显得很悲哀。【注释】[1]此篇绪论笔者作于2015年10月5日。一、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赢家(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收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一场大搏斗。一方是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形成的协约国。从1914年7月开始,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4年零4个月,先后有30多个国家、15亿多人口卷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伤亡3000多万人,耗费2080亿美元,约为战前德、法、英三国国民收入的总和。美国是协约国中的后来者。它在双方恶战近三年、战局明显有利于协约国时,才在1917年4月6日正式对德国宣战。9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他的实现和平的“十四点计划”。计划强调,“公开的和平条约应该公开达成”“各国应排除经济方面对和平造成的障碍”,并建议战后“成立国际联盟”。这一硬一软,动摇了同盟国的斗志,促使德国不得不于1918年11月11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宣布投降。美国远离战场,其经济发展不仅无损,而且得益。美国军火商和金融银行家都发了战争财,仅欧洲协约国向美国的借款就高达100亿美元。美国是一战中的最大受益者,强化了它的大国地位,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十四点计划”是美国第一次提出并试图构建的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主张。1919年1—6月,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参加“和会”的有来自27个国家的70名代表,其中的头面人物,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形成了一战后帝国主义的凡尔赛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是,美国既不认可凡尔赛体系,也不参加自己倡导的国际联盟,而是要分庭抗礼。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的“中国之门户开放”政策,形成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美国为取代英法世界霸主地位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事实说明,一战的真正赢家不是英法等协约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说是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它是由中、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组成的同盟国与妄图统治世界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的大决战。它比一战打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场面更惨烈。战火燃遍了四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了战争,军民伤亡人数9000余万,财产损失达4万多亿美元。原苏联是欧洲的主战场,付出了牺牲2700万人左右的惨重代价。中国是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同原苏联人民一样最惨重,以伤亡约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6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盟国取得的胜利,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美国在二战开始时的政策和一战开始时一样,是坐山观虎斗,而且有1935年的《中立法》为依据。它是因为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被迫卷入反法西斯战争的。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对德、日宣战的讲话中说:“我们本不想卷入,可是现在我们卷入了。我们将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去进行战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局部地区主要是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遭到了攻击,太平洋舰队受重创。其本土远离欧亚两大战场,可以说是毫发无损,美国的伤亡人数也无法与中苏两国相比。美国是后来居上,是美、苏、中、英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其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从1942年1月《二十六国宣言》的发表,到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的通过,再到1945年4—6月《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并通过等一系列的重要会议,都是在美国举行的。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反映了美国的愿望和要求,它通过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运作,有形无形地加强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和世界银行行址都在华盛顿。欧洲中心已被美国中心取而代之。其二,美国的经济地位提高。在二战中,美国经济不仅未削弱,而且大为增强。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37年的42%上升到1948年的53.4%;其出口比重也由14.2%上升到了32.4%;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从1935年的101.43亿美元增至1948年的244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5%;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美元已取代英镑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储备货币。其三,美国的军事实力增强。美国军费开支之多,无人能比;装备之精良,无人能比;部署范围之广,无人能比。美国已是头号的军事强国,是它首先拥有了原子弹。于是,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就声称:“目前,我们,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其四,美国独占了发达国家日本。独占日本是美国打冷战、打热战可以利用的资产,是个无价之宝,是它力图操控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国大思想家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美国70多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条真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祸,美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占领日本则是福。但是,大胜利滋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它首先拥有原子弹,就想以此号令天下。前总统胡佛宣称,要“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由于美国通过冷战,搞垮了苏联,又打赢了海湾战争。前总统尼克松就说:“我们必须抓住时机”,“按照我们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9·11”事件后,小布什就声称:“我们的军队必须非常强大,强大到足以让潜在敌手放弃为超过或与美国抗衡而进行任何加强军事实力的行动。”这就是说,美国要以武治天下,要独霸全球。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祟,其言而无信,霸道傲慢,穷兵黩武,以致受挫,也就显得很悲哀。二、美国战后陷入的两大困局(一)穷兵黩武失民心,软硬实力俱受损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从1991年开始到2011年的20年间,先后发动了五场战争,即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平均四年打一仗。因此,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说,美国“打仗成瘾”。这五场战争,只有一场在欧洲,其余都在大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其中,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最为世人诟病。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为制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本·拉登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小布什就以“新十字军东征”为旗帜,于当年的10月7日发动了有北约和非北约国家参加的阿富汗战争。这场定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反恐战争,一直到2014年12月8日联军才正式结束作战任务,共打了13年多。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海外作战。耗费1万亿美元,美军牺牲官兵2200余人。作战任务结束后,2015年1月1日启动代号为“坚定支持”的非作战任务,2016年底美军将彻底离开,现在已准备延期。小布什想要打击的目标是伊拉克,而不是阿富汗,所以阿富汗战争稍有进展,他就大造“伊拉克威胁论”。为对伊拉克动武,他编造了两条理由:一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曰:萨达姆与本·拉登有勾结。2002年1月29日,他抛出了“邪恶轴心论”,把伊拉克列为“三邪”(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之首。6月1日,又提出了他的“先发制人论”。小布什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理会作出1441号决议,派专家小组去进行核查,萨达姆也接受检查,但小布什等不得。联合国不为他动武开绿灯,他就喝令“联合国靠边站”。法、德两国领导人反对他动武,他就把他们打入“旧欧洲”之列。他不顾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反对,在2003年3月20日,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伊拉克发动了一场“非法的战争”。名为“伊拉克自由行动”,实为美国侵略自由行动。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除掉萨达姆,故称“倒萨之战”,又称“斩首行动”。2003年12月13日,活捉了萨达姆。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绞死。但是,美军直到2011年12月15日才撤出伊拉克。12月31日,伊拉克举行盛大仪式,庆祝美军撤离。这场不法不义之战,打了8年多,耗资超2万亿美元,有4474名美军官兵为此丧命,3.2万人受伤。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他卸任前警告说:“经过十年战争,美国军队疲惫了,美国人民更加疲惫。”“今后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再向亚洲或中东或非洲派遣大批美国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总开支超过3万亿美元,它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美国已由二战结束时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2011年1月,美国的经济总量是15.1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欠债超过了15.22万亿美元,到2015年9月,美国的债券总额已达18.1万亿美元。穷兵黩武,不仅使美国硬实力受损,其软实力也受伤严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进攻伊拉克是美国最大的外交失败,削弱了美国的可信度”。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卡普兰说:“布什总统的愚蠢加速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日本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于2015年9月18日在谈论日本可能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时,提到了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导自演”的柳条湖爆炸事件。他认为,美军对伊拉克动武和当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做法如出一辙。久保教授指出:“当年日本关东军栽赃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了满洲。”“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实际上这是美军的谎言。”美国经常打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三面旗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已经被它自己撕碎了。2006年7月3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不是(如果它曾经是)世界的灯塔。”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打杀了几十年,这里的情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答案大概是后者,而非前者。伊拉克一位学者说:“美国是造成伊拉克乱局的根本原因。”现在出现的难民潮,也不能说与美国打的几场战争无关。德国东方基金会副主席米夏埃尔·吕德思认为,“此次难民危机爆发的主因之一,是西方对西亚北非国家进行的军事干预,美国要对此次难民危机负重要责任”。2015年9月15日,国际援助机构警告说,“美国在重新安置战乱地区难民问题上辜负了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历史角色,这将削弱美国的外交影响力”。(二)认敌为友敌不友,日本右翼想复仇二战后,在国际关系方面,有变友为敌的,也有变敌为友的。美日关系似乎不太像变敌为友,姑且将其表述为“认敌为友敌不友”,可能更切合实际。如上所述,美国独占日本,“是个无价之宝”。它想使日本成为自己称霸世界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日关系变友为敌。美国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打败了日本,占领了日本。在1947年3月杜鲁门挑起对苏冷战之前,美国是把日本作为死敌对待的。大批美军进驻日本,看住了它;一部“和平宪法”,管住了它。使日本军国主义难以死灰复燃。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平衡中国,它的对日政策,就由压制变成了扶植。1.美国对日本的两次大松绑第一次是冷战开始到苏联解体。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总统在日记中说,日本野蛮、邪恶、残忍且狂热,所以他决定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冷战开始后,他就不顾一切地一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族”松绑。首先,他把罗斯福总统的遗言置于脑后,没有将日本军国主义“像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甚至使东京审判半途而废,该判罪的不判。甲级战犯岸信介不仅不判罪,释放后,还当上了日本首相,成了美国的“盟友”。判了罪的人,根据1950年3月7日盟军的第5号指令,全部释放。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有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其次,杜鲁门不执行他主持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未强制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是顺从日本,保留了天皇体制。天皇体制,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帝国体制。保留天皇制,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不仅如此,还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国旗(太阳旗)、军旗(旭日旗)和国歌(《君之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并未彻底打碎,只是把日本帝国,改成了日本国。再次,杜鲁门置《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日本的“敌国条款”于不顾,不顾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四大国中的中、苏两国的反对,在没有受害最严重的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拉拢一些国家,私自同日本达成交易,于1951年9月8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它违反了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订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明确规定:“每一政府保证与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最后,美国政府自己违反麦克阿瑟审定的“和平宪法”。宪法规定:“不保持海空军及其他战力”,“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利发动的战争与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但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允许下,于1954年将1952年设立的“保安厅”更名为“防卫厅”,并将“保安队”改为“自卫队”,组成了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1960年1月,又将1951年9月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为《新日美安全条约》,实行所谓“共同防卫”。这表明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又武装起来了。原定“保安队”不得超过10万人。1972年3月,日军总兵力已达29万多人。第二次是1995年至2015年。这20年是国际局势大变化的20年,其中,美日关系以及日本政局都有变化。1995年的日本首相是村山富市,他在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2015年的日本首相是不怕称他是“右翼军国主义者”的安倍晋三,是他在国会强行通过了被民众称为“战争法”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如果说,第一次大松绑侧重于政治的话,那么,第二次大松绑就是侧重于军事,就是在为复活军国主义开路,就是要使日本自卫队突破本土自卫(“专守防卫”)走向对外扩张(“借船出海”),跟着美军打遍全球。其具体措施,就是两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旧指针”变为“新指针”。第一个“新指针”是指1997年9月23日美日两国正式批准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个“指针”修改了1978年11月美日签订的防卫合作指针。因为这个“旧指针”是为防卫苏联进攻日本而制定的,属于“专守防卫”。苏联解体了,威胁消除了。美日就开始琢磨亚洲问题。1995年李登辉访美,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出现一场危机。同时,朝鲜半岛也不平静。于是,美日两国就于1997年6月17日在夏威夷举行“防卫合作会议”,并提出了一个“中间报告”。将局势分为:和平时期、日本出现“不测”、周边出现“不测”三种情况。9月23日双方批准的“新指针”,确定了指导原则和41项协议。为落实“新指针”,日本内阁在1998年4月28日批准了与“指针”相关的“周边事态措施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1999年5月左右,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周边事态法》。它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力纷争”、发生“内乱”“内战”等情况,日本可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进行搜索、救援、检查船舶等。“周边”包括何处,日本一直含糊其辞。有人说,是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的地图中包括择捉岛、小笠原群岛、冲绳、韩国、中国台湾等。中韩两国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和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所采取的步骤,是日本在东北亚谋取霸权。总之,这个“新指针”是日本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卫”的一大举措,是美国对日本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松绑。第二个“新指针”就是2015年4月27日美日外长和防长在纽约举行的“2+2”会议磋商敲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次修订是由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并主导修订的。其一,是安倍晋三看到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他实现军事大国梦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必须紧紧抓住。其二,是安倍在2014年7月通过内阁决议,修改宪法解释,宣布了“解禁集体自卫权”。随后,又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其三,是安倍急于利用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来参与和干预国际事务,以显示日本的大国作用等。2015年“新指针”的特点:首先,解除了对日本自卫队行动的地理限制,取消了1997年“指针”确定的“周边事态”,允许日本的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其次,放宽了日本自卫队使用武力的条件,允许“自卫队”在本国未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盟国或友国的需要行驶“集体自卫权”。再次,加强了日美军事一体化。将实现平时、“灰色”状态和战时的无缝合作。最后,“新指针”已使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消亡,使“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掏空,同时,它也是美国对安倍采取的一系列违宪措施的全面松绑。安倍内阁为落实“新指针”并使之成为法律,于5月15日,把包括11个具体法案的安保法打包为“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提交众议院审议。其核心内容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安倍靠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不顾会场内外千百万人的强烈抗议,7月16日在非执政党退场的情况下,众议院强行通过了被民众称为“战争法”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9月19日,安倍坐镇参议院,不顾法学家、史学家、抱着孩子的妈妈们、绝食的学生们抗议,再次靠执政党的多数席位,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美国对日本如此“民主”通过的“安保法”表示“热烈欢迎”。中方则“郑重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重视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2.日本右翼势力对美国的不尊与敌意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国为一己之私,战后未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认真清算,随后又对右翼势力一再松绑,这就等于是在养虎为患。随着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恢复与发展,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壮大,越来越疯狂。这里仅列举三个代表性人物的表现,以供参考。(1)岸信介。岸信介原姓佐藤,是其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胞兄、安倍晋三的外公、日本右翼势力的教父。九一八事变后,1936—1939年,任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人称“满洲之妖”。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曾作为东条内阁的代表签署过太平洋战争的“开战诏书”。1943年10月接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1945年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巢鸭监狱。他被捕时曾扬言:“圣战之名定当流传来世。”但他未和东条英机一样处以绞刑。1948年获释,1952年解除“整肃”。1957年任自民党总裁,并出任日本首相。1960年1月,他同美国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成为美国的“盟友”。同年,他就为东条英机等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翻案,封他们为“殉国七士”,即“为国牺牲的英雄”,并为之立碑题字。1978年,靖国神社为14名甲级战犯设立“灵位”,成了日本右翼分子常去参拜的“神”。因此,安倍内阁中的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就在2013年狂妄地宣告:“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举行的战时罪行审判的裁决无效。”(2)石原慎太郎。石原慎太郎是日本众议员,曾长期担任东京都知事。1989年初,他与索尼公司董司长盛田昭夫合著了《敢说不的日本》一书,后来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敢坚决说不的日本》。作者认为,日美关系应是完全平等的,强大的日本已无须美国保护,应该重新修订《日美完全保障条约》,美国必须为驻日美军基地缴纳租金;日本不但应有独立于美国的世界战略,也有权为国家利益进行军事集结;美国已是残阳夕照,拥有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日本,“已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在亚洲开发方面,日本应比美国担负更大的责任;日本将在10年内掌握超导实用技术,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先锋。美国人认为,此书已把日本人的愤怒与高傲公之于世,对美国犹如当头一棒,动摇了40多年来美日“特殊关系的基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石原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情绪太过分了,是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令人难以接受。(3)安倍晋三。安倍是现任日本首相,也是第一个战后(1954年)出生的日本首相,但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岸信介的军国主义思想,即“圣战之名定当流传来世”。安倍晋三,诡计多端。在战后日本首相中,组建第三届内阁的只有6人,安倍成为第7人。因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自民党为改善中日关系,推举安倍为自民党总裁,安倍于2006年9月接替小泉,首次登上相位。他上台之前宣布,不会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他上台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在10月访华时,同中国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9月,他以“胃肠紊乱”为由,宣布辞职。后来,因民主党执政无方,安倍于2012年重登相位,在他的19名内阁成员中,有14人属于“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成员。安倍认为:“身为一国领袖,参拜靖国神社不是理所当然吗?”因此,2013年12月26日,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一周年时,安倍不听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劝告,不顾中韩等国反对,悍然参拜了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结果如何?结果美国只能是表示“感到失望”,但日本并不接受美国的表态。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在2014年1月18日反驳说,奥巴马政府的举动,是“吹毛求疵”。从表面上看,安倍晋三是亲美、媚美,但他骨子里却是仇美、恨美。2012年“二进宫”以来的言行,对美国多有不尊,可说是怀恨在心。其突出表现有四恨:(1)恨美国投放的两颗原子弹。2007年7月4日,安倍以首相身份发表谈话称:“美国在长崎、广岛投放原子弹,夺走了很多生命……日本不能原谅投放原子弹的心情没有改变。”(2)恨美国操纵的东京审判。安倍于2013年3月12日在众议院公然对东京审判提出质疑,他说,这是“战胜国一方做出的裁决”。2014年2月8日,《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访谈录,题目就是《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是反美》。(3)恨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从1945年8月至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这7年时间安倍称为“占领时代”,日本内无治权,外无主权。安倍在2013年3月12日召开内阁会议做出决定,把4月28日定为“主权恢复日”。理由就是要让年轻人记住这个屈辱的年代。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曾丧失主权,被占领过7年”。纪念日那天,安倍身着迷彩服,头戴坦克帽,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日本又回到了战前的帝国主义时代。(4)恨麦克阿瑟将军强加给日本的一部“和平宪法”。安倍说,现行宪法是“盟军总司令部的外行人士8天内鼓捣出来的”。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不能发动战争,他发誓要修改这部宪法,要取掉头上的“紧箍咒”。现在已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下一步就是正式修宪了。废了“和平宪法”,也就达到了安倍的目的:日本“改变占领时代形成的体系”,成了“正常国家”。安倍晋三所向往的“正常国家”,就是回归日本投降前的军国主义时代。当年东条英机打出的旗帜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进军路线图是: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也就是《田中奏折》中写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时代不同了,安倍的说法、做法也不能不有所变化。现在,他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改版成了建立“大亚洲自由与繁荣之弧”,包括全亚洲和澳大利亚等,这说明他比东条英机的野心更大。他把“征服中国”,改版成为建立“包围中国的联盟网络”,通过包围、牵制、遏制,搞垮中国。日美搞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是要加强“遏制力”。他说,日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在亚洲对抗中国”。安倍声称,日本是“亚洲地区的领导者”。他不仅要当亚洲的领导者,还要当世界的领导者。希特勒是拳击地球仪表明称霸世界之野心。安倍比希特勒站得高,他是“俯瞰地球仪”,表明要称霸全球。安倍在2013年2月访美时,对奥巴马说:“日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二流国家,我要让日本重新强大起来,强大到足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来让世界变得更好。”2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就此发表文章称:“追随美国便万事大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必须领导美国。”一个“要把民主推广到全世界”的美国,为何对成千上万男女老幼不避风雨地反对安倍晋三强行通过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视而不见,不仅不批评它违反宪法,违背民主制度,而且还表示“热烈欢迎”?又为什么对日本政要或公开或暗示的反美言行听之任之?如安倍任命的日本广播协会负责人说:“美国发起的战后审判日本领导人活动是为掩盖美国的战争罪行。”“我们没有犯下战争罪,都是美国瞎编的。”又如2014年日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寄去申请书,为二战末期驾驶“零”式战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特攻队”申遗。再如,2015年4月,日本外相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去日本访问被美国原子弹摧毁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还有,2015年5月大阪公办博物馆国际和平中心,撤下原来的展品,换上有关美国空袭这座日本第二大城市、很多地区夷为平地的展品。在日本投降70周年前夕,即8月29日,日本将二战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满载排水量2.6万吨的准航母命名为“加贺”号。“加贺”这个名字原来属于一艘二战期间的航母。它参加了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行动,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中被美军击沉。现在它又重新出现了。这是有意向美国示威。如此等等。美国国会研究所在2014年2月2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安倍对历史的看法可能与美国人对美国在二战中的角色以及随后占领日本一事的看法存在冲突。”报告强调指出:“安倍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在恢复历史仇恨。”然而,奥巴马总统却在日本投降日2015年9月2日说,战后美日关系“步入了新纪元”,“昔日的敌人成为坚定盟友”。这实在令人费解。一个强大的战胜国,竟然允许战败国日本对美国肆意羞辱谴责,反攻倒算,岂不是很悲哀吗?希望美国政府能重视扎克里·凯克发表在《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5年1月21日的那篇文章,题为《史上五个最不靠谱的盟友》。列为首位的“盟友”,就是日本。文章说,“最初美国发现越来越强大的日本有很多可爱之处”,于是就对它关爱有加,“最终爆发了珍珠港事件”。这本书的主题,是美国与战后的国际秩序。为什么定名为“大赢家的悲哀”,这篇绪论说明了原因。因受水平所限,这个说明以及全书内容,都难免有不当之处,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为准确把握、深刻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特引用习近平主席2015年5月7日发表在《俄罗斯报》上的《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绪论”的结束语。习主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1全球战略美国的全球战略,概言之,就是美国精心策划的一套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与策略。从杜鲁门到奥巴马都说要领导世界,实际上是要独霸世界。美利坚合众国,原为13州的英国殖民地,如何一跃取代日不落帝国,又整垮苏联,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在虽不能说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仍是超强的超级大国,这有何秘方,值得探寻。它手中的法宝(胡萝卜加大棒)和旗帜(民主、自由、人权),也值得分析研究。美国的强势外交——走向唯一超级大国之路[1]强势外交是相对均势外交而言的。如果说均势外交是17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英国所奉行的一种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强势外交则是美国立国以来一贯坚持的一种外交政策。尽管美国历任总统大多鄙视和反对均势外交,但他们并未根本否定均势外交原则,而且美国某些政要还对均势外交运用得相当成功,如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导而成的美中苏大三角,就是他们运用均势外交的一个杰作。但是,从美国外交的全部历史来看,均势外交是从属于它的强势外交的,是为其强势外交服务的。美国的强势外交,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指针,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强国外交、强制外交、强权外交。如果说英王威廉三世提倡均势外交之目的在于阻止法国一国独霸欧洲的话,那么美国推行强势外交就是在追求一超独霸世界,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利茨教授说的“试图将美国的统治强加给世界”。美国的强势外交是如何形成的?它在美国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进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值得认真分析研究。【注释】[1]载《领导科学》,2008(22),54~55页;2008(23),51~54页;2008(24),45~46页。一、美国强势外交的形成美国的强势外交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所共知,美国是个偏居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北美国家。这里原为印第安人的家园,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殖民主义者纷纷侵入,印第安人被屠杀、被同化、被逐西迁。到1732年,英国已在北美东海岸建立起13块殖民地。英属殖民地经过1775年至1783年的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此后,又经过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北方联邦政府军打败了南方联盟政府军,解放了奴隶,实现了国家统一,为美国资本主义大发展扫清了道路。美国和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属于后起之秀,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美国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诞生的新国家,又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还具有一部光荣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史。它不仅吸收了欧洲各国的新思想、新技术,而且有一尊“自由照耀世界之神”,吸引了许多前来寻自由、求发展的人才,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三个主要科学家都是欧洲移民。美国偏居一隅,远离欧亚大陆,可以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纷争,其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又便于它蓄积力量,伺机而动。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吸纳了英、法、德等国许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政策理念,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实力政策就颇受推崇。独立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谋求在美洲、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在扩张政策鼓舞下,一场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开始了。美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大肆掠夺领土。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宣称,美国必须成为强国,必须西进开拓领土;领土范围决定国家的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的优劣,决定国力的强弱。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前,美国就趁英法交战之机,于1803年用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了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1819年,又以先占领后购买的方式强迫西班牙把佛罗里达给了它。1846年,它以战争相威胁,迫使英国放弃了北纬49度线以南的俄勒冈地区。通过1845—1848年的美墨战争,美国吞并了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大片土地。1867年,美国用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购得了阿拉斯加。到1912年,美国“西进运动”宣告结束。此时,美国已由13个州扩大为48个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在远离本土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地建州。这就形成了今日美国50个州的局面。美国可以说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而且从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国内没有出现过大动荡,政治机制稳定,法律制度完善,科学技术发达,经济增长迅速。到1885年,美国工业生产值已超过当时的工业强国英国。1890年,美国的生铁产量超过了英国。190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英法两国产量的总和。同年,美国的铁路长度已超过了欧洲。到19世纪末,美国所消耗的能源是德、法、奥、意、俄、日的总和,已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此时,北美的加拿大还是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地,南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虽然早已独立,但仍然十分落后。因此,名闻世界的政治家、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大外交》一书中,谈到美国为什么不需要均势外交时写道:“美国所处的是近乎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眈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不太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在19世纪,美国所需要的是:巩固在美洲的霸主地位,确定美国的势力范围,把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势力赶出西半球。为此,门罗总统在1823年12月2日致国会咨文中阐明了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即门罗主义。他宣称,旧大陆和新大陆社会制度不同,必须各自保持明确的势力范围,欧洲不得涉入美国事务,并对欧洲各强权国家提出警告:新崛起的美国为维护西半球不可侵犯的地位将不惜一战。门罗宣言是美国在西半球掌握统治权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国强势外交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把英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和主要威胁,所以他设法要把英国的势力赶出西半球。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根据门罗主义向英国提出警告:如今美国在本大陆已是最高主权,其命令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臣属来说等同于法律。到1902年,英国已经放弃在美洲寻求重要地位。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门罗主义补充了“罗斯福推论”。他声称,一旦某个拉美国家公然经常为非作歹,美国可以干涉其内部事务,“行使其国际警察权”。其行为准则是:“说话要温和些,但手中应握有大棒。”这就是美国“大棒政策”的由来,后来又形成了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常用于拉美,而且运用于全世界。西奥多·罗斯福承认,美国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强权。他希望美国能像英国掌握着19世纪一样塑造20世纪。二、美国强势外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全面。说它有点道理,是因为美国这棵树确实非同一般,此树近百年来长得很快、很壮、很大,以致严重影响并遏制了旁边和下边树木的生长。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是其取代英法两国,登上西方超级大国宝座的阶梯。历史证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并不是真的要完全与世界隔绝,而是要以最小的风险和成本参与国际事务。美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纵横捭阖,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基本策略是: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这就是俾斯麦所说的“保有行动自由,随机善用彼此关系间之优势”。这也可以叫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欧洲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一场大搏斗。一方是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形成的协约国。从1914年7月开始,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四年多,参战国有30多个,卷入战争的人口超过15亿,死伤3000余万人,双方的经济损失近2080亿美元。当时美国的在任总统是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他不仅在局外观战,而且向交战双方出卖军火,大发战争财。在双方经过三年厮杀,已经精疲力竭时,在协约国经过1916年底的松姆河大战已显示出优势时,美国才决定参加胜利在望的协约国一方,并于1917年4月6日正式对德宣战。同时,美国又以和平调停者自居,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力求按它的意图结束战争,建立战后国际秩序。为此,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十四点计划”。这是美国第一次提出并试图构建的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主张。1919年1—6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会议根据“十四点计划”内容,成立了国际联盟,但是美国并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参与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美国为了确保在远东的利益,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由美国国务卿休斯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的“中国之门户开放”政策,终于形成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美国为取代英法世界霸主地位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透。他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休战20年。”从巴黎和会召开到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正好是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场面更惨烈、伤亡更多,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卷入了战争,伤亡人数达9000多万。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之所以能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不能说与美国没有关系。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在纵容日本。1904年日本向俄国发动进攻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虽然宣布保持中立,却偏向日本。当日本击溃俄国舰队时,他高兴地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极为兴奋。”在1919年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都是支持日本掠夺中国领土的,它对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至于一战后的德国,美国更是对其关爱有加。当时,英国要迫使德国赔偿战争的一切耗费,甚至声称要“榨干德国”。美国反对这种做法。它认为,德国赔偿问题应建立在德国支付能力基础之上,其目的在于夺取英法对欧洲的控制权。于是,美国相继提出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其主旨是减少德国赔偿和延长赔偿期,其做法不是“榨干德国”,而是向德国大量输血。根据“道威斯计划”,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约付出10亿美元就获得了20亿美元的贷款,这就使德国能很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再次发动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后,德国法西斯开始横扫欧洲大陆。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1940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此时英国已处于危难之中。其间,美国一直坚持它在1935年8月通过的《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弹药。罗斯福强调,“美国仍将是中立的”,“我不惜一切努力使我国处于战争之外”。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正式形成法西斯军事轴心。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德国就发动了侵苏战争,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哈里·杜鲁门还幸灾乐祸地说:“让它们去相互残杀,杀得愈厉害愈好。”直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使之伤亡4500多人后,美国才被迫参战。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愿望和要求。美国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运作,有形无形地加强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美元已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失败了,英法削弱了,它们降为二等国家;美国是大赢家,它与苏联成为新崛起的两个超级大国,它成了西方世界的真正霸主。三、美国在冷战中推行的强势外交中国有句古语:得陇望蜀。美国的所作所为则是得13州望美洲,得美洲望西欧,得西欧望全球。二战后,美国称霸全球的愿望更加强烈。二战前其奉为圭臬的孤立主义似乎已销声匿迹,世界主义(全球扩张主义)却有甚嚣尘上之势。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在其《论美国的道路(1945—1948)》一书中称:“目前,我们,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从美国的哈里·杜鲁门总统到小布什总统,无不以世界领导者自居,都强调“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理查德·尼克松在其《抓住时机》一书中说:“我们是历史航程中的领航员。”“如果美国不领导,由哪个国家来领导呢?”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买美国的账,都拥护并服从美国的领导。它的欧洲盟友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就十分怀疑美国的诚意,他始终没有忘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法国存亡所持的态度。1959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时,曾开门见山地问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你为什么怀疑美国会将其命运与欧洲命运视为一体?”戴高乐则客气地回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三年的浩劫之后,美国才出兵援助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在法国遭纳粹占领后,美国才参战。若是在核时代,这两次美国的介入都太迟了!所以,戴高乐始终不愿意把法国统合在美国的麾下。在他的领导下,法国1960年成功研制了原子弹,1966年退出了北约。他说,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没有经济动力、没有防卫能力的欧洲,“注定要成为那个自身有政治、经济和国防的强大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最不买美国账的是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取得了伟大胜利。苏联成了欧亚大陆头号政治军事强国,成了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于1949年8月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不仅如此,在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世界上出现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推动了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因此,美国政要认为,苏联是他们称霸全球的最大障碍,要除去它,单凭武力有困难,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他们绞尽脑汁造出了一个新概念、新名词:冷战;又提出了一个新战略:冷战战略;并构筑了一套新机制:军事遏制、政治对抗、经济封锁、组织包围。冷战是与热战相对而言的。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除直接武装进攻之外的一切敌对活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军备竞赛(主要是核军备竞赛)进行武力威慑与和平演变。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基辛格博士说,冷战“是美国人定制的产品”。大量事实也证明,冷战主要是由美国挑起的,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冷战开始的主要标志是“杜鲁门主义”的出笼。1947年3月12日,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声称“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都在期盼我们的支持”,“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是美国冷战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支柱。“杜鲁门主义”的基点是强调实力,强调构建“实力阵地”。杜鲁门的策士之一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实力与外交》一书中说:“实力在建立一个可行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的伟大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自由世界需要更大的实力。”“最有实力的国家就控制着最后的决定权。”为此,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战略性举措:第一,从经济入手,笼络欧洲。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1947年6月提出了一个“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想趁欧洲战后经济困难之机,以“美援”为手段,打开西欧门户,控制西欧。第二,建立美国指挥的军事集团。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12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条约生效,北约组织成立。苏联为应对美国的挑战,1949年1月根据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经互会”。1955年5月,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华沙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月4日华约组织成立。从此,就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都在欧洲部署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战略核力量握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手中,截至1982年,美国拥有核弹头9000枚,总当量近40亿吨;苏联拥有核弹头7124枚,总当量约50亿吨。后来,双方拥有核弹头的当量都超过万亿吨,可以几次毁灭地球。在陆军方面,华约力量大于北约,而在海、空军力量方面,华约则弱于北约。但就整体实力而言,双方旗鼓相当。因此,虽然在欧洲也出现过战争危机,实际却是只有两军对峙,没有两军交火,40年内欧洲无战事。但是,与欧洲毗邻的西亚和东亚却是战火连年。在西亚,自1948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后,便产生了难解的阿以矛盾和延续不断的巴以冲突,从1948年到1982年,共发生了五次中东战争,其中或多或少都有美苏争夺中东的背景,因此就有了“代理人战争”之说。这五场战争的结果是:英法在中东的地位基本上已被美国取代,苏联的影响也由盛转衰,美国的势力则大为增长,而中东地区的矛盾却更为复杂。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也使得它与阿拉伯人的矛盾不断加深。在东亚,美国为抗拒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活动”,避免“中苏联手赤化全球”,间接参与一场并直接发动了两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杀人武器。美国间接参与的一场战争是指1946—1949年的中国的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给他造成了一个“不祥的结局”,同时也给中国制造了—个至今未解决的台湾问题。美国直接发动的两场战争是指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1—1973年的越南战争。对于朝鲜战争,美国人承认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越南战争是美国至今尚未治愈的伤痛,1983年在华盛顿建立的“越南墙”上刻有58132名美军死亡者的姓名。这三场战争都与美国遏制中国有关,结果是美国三战皆输。19世纪的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帕默斯顿说过,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基辛格很赞赏这句话。他从上述三场战争中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看到了中苏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他积极地推动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大门,形成了美中苏大三角,从而使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显示了他的外交才能。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时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一改变,对中美两国、对世界都有利。中美关系改善,美军撤出越南,特别是苏军入侵阿富汗,使美苏两霸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般都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主要收获是:(1)未用一枪一弹就打垮了主要敌手苏联;(2)欧洲和日本等西方主要盟国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成了跛足之人,或曰“经济巨人,政治矮子”。但是也有人说,美国并没有赢得冷战的胜利,而是苏联输了冷战。基辛格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地四分五裂”。他说,戈尔巴乔夫“摧毁了共产党”,“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苏联输了,但它和德、日在二战中的失败不能相提并论。它没有向美国无条件投降,美国也没有对其进行军事占领,更没有对其领导集团进行审判;它的工业设施没有遭破坏,军队也未瓦解;它的继承者俄罗斯仍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仍然拥有可摧毁美国的大量核武器。只是由于华约组织的解散,苏联一分为十五,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为削弱,已由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降为二三流国家。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四、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强势外交对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宣布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个时期该如何定位,现在有两种提法,即“冷战后”和“后冷战时期”。前一种提法给人的印象是:它与冷战时期根本不同,犹如二战后和二战前之不同一样。相比之下,后一种提法较为切合实际。第一,冷战的发动者美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基本未变,仍然是冷战思维;第二,执行冷战政策的主要组织机构北约并未因华约的解散而解散,相反,它已由当年的16国扩大为目前的28国,而且还要继续扩大;第三,冷战矛头所指的主要国家至今没有成为美国的盟友,它们仍然在受遏制、受制裁、受包围;第四,老布什时期所鼓吹的“世界新秩序”早已偃旗息鼓,束之高阁。实际上,美国在苏联解体后这18年来在一定程度上还在继续进行着它在冷战中未完成的计划。苏联解体了,美国的身价提高了。“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不可撼动的强国”(基辛格语)。现实情况使得美国政要比过去更傲慢、更迷信武力、更忘乎所以,其典型的狂妄之举,莫过于“9·11”事件后抛出的“全球打击计划”。据《华盛顿邮报》在2005年5月15日刊发的《不仅仅是最后一招》一文介绍,小布什总统在2003年1月的秘密指示中,将“全方位”全球打击明确定义为“制造快速的、范围宽广的、精确的动态(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和非动态(太空和信息行动)效果,从而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威胁”。“全球打击”就是要以武力治天下。欧亚大陆是美国大棋局中最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5 安倍晋三日本右翼 日本人安倍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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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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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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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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