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评论：卡尔维诺的神奇想象塔罗牌世界中交织的命运。简介在中国大陆，王晓波、苏童、阿诚、志安是他的忠实粉丝在台湾，朱天文和唐诺是卡尔维诺不懈努力的传播者在香港，梁文道表示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但还没准备好权威版，对2006年单行译文进行全面修订，并补充了卡尔维诺著作序、后记、注释等重要信息知名设计师全新装帧，精装双封面设计，书脊烫金，封面原创线条图，赋予每件作品文艺个性推出一套七十八张塔罗牌，卡尔维诺带我们看到了被惩罚的恶棍，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被判处地狱的新娘，盗墓者，被爱发疯的奥兰多，以及月球上的阿斯托尔福。我们是否尝试在命运相交的城堡和餐厅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关于作者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作家。他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因当年突然去世而错过了该奖项。但他的作品已经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卡尔维诺从事文学创作40年，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表达当代人的生活和内心。他的作品结合了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以丰富的手法和奇特的角度，以浓郁的童话色彩构建出超乎想象的故事，深受当代作家的推崇和深刻的洞察。影响。《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玛》等都达到了惊人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意大利童话》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意大利民间口述故事的原貌，兼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再现意大利“民族记忆”深厚积淀的难得作品。《美国讲座》是卡尔维诺对他四十年来丰富的小说写作实践经验的系统回顾和理论总结与阐述。他的作品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和超越时代。卡尔维诺经典：命运十字城堡df预览目录财富穿过城堡城堡被惩罚的恶棍的故事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的故事新娘下地狱的故事盗墓贼的故事奥兰多被爱发疯的故事月球上的阿斯托尔福所有剩余的故事命运交错的餐厅餐厅犹豫不决的故事复仇之森的故事幸存骑士的故事吸血鬼王国的故事寻找和失去的两个故事我也尝试讲述自己的故事荒诞与毁灭的三个故事精彩原著的节选他决定其中一个适合他的新娘，当他认为他可以完全放弃另一个时，他不得不失去这个，因为他发现他更喜欢另一个。在他思考的往复过程中，他唯一能做的固定点是，如果他不属于一个，他就不属于另一个，因为任何选择都有它的反面，那就是放弃。行为之间没有区别。只有一次旅行才能将他从这个死胡同中解救出来：年轻人此时放在桌子上的卡片当然应该是马车：两匹马将装饰华丽的马车拉到树林中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缰绳放松，因为他习惯了让马自己走，甚至不需要他在每个岔路口选择方向，大棒二标志着两条路的岔路口，两匹马中的一匹拉到左边，另一个在右边。拉动，两个轮子被拉开散开，好像垂直于道路的方向，这表明汽车已经停住了。也就是说，即使车子在动，也好像不动，就像很多人一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几条最平坦最快的道路，或者从高架桥上飞过山谷，或者穿越花岗岩山，这就是当你给他们自由去任何地方并且同样自由地去任何他们去的地方时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他印在卡片上，一副果断的自强神态，就像一个成功的司机；然而他的灵魂是矛盾的，就像他斗篷上的两只眼睛。外星人面具。为了决定走哪条路，我们只能通过抽签来决定：金币代客显示这个年轻人正在向空中扔一枚金币，哪边朝上，是正面还是十字架？或许两边都不行，金币滚滚啊，终于在两条路中间的一棵老橡树下竖起了一株灌木。小伙子用大棒A告诉我们，他实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只好下车，爬上打结的树干，爬上树枝，智泉继续往前走。用它。他们不断的分歧让他承受着选择的痛苦。他至少希望从一个分支爬到另一个分支时能看得更远，弄清楚他面前的两条路通向何方；然而，他脚下的树叶如此茂密，几乎让他目瞪口呆。而如果他抬头看向树顶，太阳又一次刺入了他的眼睛，刺眼的阳光让背光的树叶闪烁着色彩。不过也应该说明一下卡片上的两个孩子代表什么：或许是说，当年轻人抬头的时候，发现树上并不孤单，两个小顽童已经在他面前爬上了树。.高大的树枝。他们似乎是双胞胎：两个一模一样的赤脚金发少年。或许小伙子随即开口问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在阳光下，他可以看到远处一座城市的城墙。...

2022-05-05 奥兰多的城堡 奥托兰多城堡

编者注：后人根据自己的讲话和其他资料整理天王生命周期准预测的理论体系！关心未来决策、金融投资、经济史、金融史、宏观套期保值、灰犀牛金融危机的投资者必备收藏！股票、债券、商品、黄金、美元、外汇、房地产等主要资产的全球配置概况。获取世界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地图。振荡周期记录电子版预览图书特色天王理论对大家的价值，小编无需多言。本系列书只献给在经济漩涡和迷雾中挣扎、感到无助的每一个人！周锦涛这套理论著作分为两卷。《振荡周期论》追根溯源，严谨清晰地呈现了周锦涛《振荡周期论》的核心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振荡周期记录》详细记录了周锦涛提前预测重要拐点的原始经济面貌和判断过程。只知道轮回王的预言，不知道王的逻辑，不是王要的！历代周期王的所有预言，都可以在《震荡周期论》和《震荡周期记录》中找到！循环之王对未来的所有预测的理论根源和实践推演在《论》《鲁》中呈现！这套书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外，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可验证的中国及世界经济历史研究！同时，这套书也是难得的系统经济理论，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推演，可以预见，在以后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可以使用！简介先生。周锦涛，中国研究康德拉季耶夫循环理论的先驱。作为大师级的策略师，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到2016年的大宗商品年度反弹，陈先生对大周期操作脉络的把握可谓古往今来，被誉为“循环王”。本书的主体是以时间线为线索，将先生的重要报告和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向读者呈现他以经济周期研究和结构主义为核心的独特逻辑框架和思维体系。全面而完整。本书的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主要资产类别，包括股票、商品、美元、黄金和房地产。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详尽的数据论证和严谨的逻辑推演，引领读者领略周期理论、结构主义与重大资产配置的完美契合。作者介绍周锦涛曾任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长期从事宏观战略研究，在中国工业化国际比较与经济周期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逻辑框架和思维体系。周锦涛先生多次成功预测全球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拐点。他享有“自行车王”的美誉，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尼古拉斯金涛先生”。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将经济研究如此准确地应用于实际经济预测的天才经济学家于2016年12月27日去世。从此，世界失去了一位能够指导世界的大师。目录第1部分振荡周期理论1、人生就是康波2、繁荣的开始——中国股市的大繁荣时代即将到来3、“色为空”——世界经济的共生模式4、长波衰退中的增长和通胀5、成熟——中国经济即将迎来V型反转6、结构主义的燃料——周期性波动、结构演变和制度变迁7、三循环嵌套——从熊彼特到罗斯托8、康波衰退的第二次冲击正在逼近9。人生靠康博——康博的价格波动第二部分：资产配置10。投资时钟：改造“美林投资时钟”——全球资产配置框架研究11.美元文章：美元突破100，冲击中国12.大宗商品：世界大宗商品周期研究13.地产篇：康博地产周期研究14、黄金：康波制度下的黄金价格第三部分：先生的演讲15、周锦涛讲话实录：中国经济已接近谷底16、周锦涛演讲实录：命运与抵抗——2016全球资产配置17.周锦涛讲话实录：曲折——周期反弹节奏研究18.周锦涛访谈录集优秀的预览14康博体系下的黄金价格从历史上看，业界对黄金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黄金定价机制的研究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分析师研究方法的两个缺陷有关。一是缺乏从长期角度分析黄金市场的波动规律；第二，在解释金价上涨或下跌的原因时，将黄金的诸多属性强行混杂叠加在金价的运行中。黄金市场的发展贯穿了近300年来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组织机制的演变。在跟随货币体系和经济周期变化的过程中，黄金的投资价值和货币的信用属性得到了充分的交织和渗透，使其定价机制不断趋于复杂，简单分析操作基于短期价格波动或孤立属性的黄金价格分析显然无法分析黄金市场的基本规律。事实上，黄金市场的运行逻辑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自身属性在不同层次驱动的价格运行才是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康波理论体系为我们从长期角度解读黄金价格的波动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分析框架。基于康波的视角，我们发现金价的长线运行呈现出明显的与长波运行相对应的周期性特征。黄金的实际持有收益率往往在Como的衰退和萧条期间上升，在萧条时达到峰值，在复苏和繁荣期间下降。如果说从复苏到萧条的长波周期代表了经济增长的轨迹，那么金价的走势可以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反面。从长波衰退期开始，黄金资产将进入长期牛市，在萧条期的5-10年超级市场中获得显着的超额收益。可见，康波周期的运行是驱动金价长期走势的主导因素，而金价在长期周期中的运行规律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自2001年以来，黄金和大宗商品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超级市场和牛市后的下跌。今年以来，他们几乎同时开启了反弹之旅。在低迷的全球经济中，负利率和高杠杆无处不在。时代，黄金的下一个牛市即将开始还是已经消失？它与库存周期、商品生产周期和货币体系有何关系？厘清这些问题，关系到未来中长期的资产配置策略。本文在基于周期的框架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重塑了黄金价格的研究体系，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解释了黄金价格的波动。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除以周期维度，金价运行中存在不同层次的周期性波动模式，而这些周期性波动模式本质上是黄金属性在不同层次运行中的体现。黄金价格。从长期来看，黄金价格跟随全球经济长波周期和货币体系演进的波动规律与其基本属性——信用对冲相对应。反相关，即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美元体系的稳定性，是推动金价长期走势的根本因素。中期来看，在购买力因素的推动下，黄金的商品属性得到释放。受商品属性驱动，黄金价格主要遵循大宗商品产能周期规律。如果进一步缩小分析视角，我们发现全球风险偏好是影响金价短期波动的核心因素。在市场风险偏好的推动下，金价比在库存周期层面呈现明显的反向波动格局。此外，基于历史数据的定量关系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认黄金市场短期运行应遵循的基本规律。短期波动。黄金自2016年以来的反弹是流动性释放过剩、通胀预期和美联储修复全球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黄金资产未来的投资策略，我们的结论如下：首先，从大浪来看，现在是配置黄金资产的重要时机。但在后续库存周期的上行阶段，我们将继续感知全球经济阶段性企稳和价格体系修复的动能。在风险偏好相对改善的情况下，顺应涨价的投资逻辑仍将是主线。美联储在此阶段加息的概率逐渐增加，将成为金价的制约因素。当本轮库存周期进入中后期，随着经济动能逐渐耗尽，实际利率下降和避险情绪蔓延，将明显推高黄金资产的相对收益。到本轮库存周期结束，当经济特征开始转向通缩时，也标志着本轮康波周期从衰退转向萧条的开始。从长期周期来看，届时黄金价格会更高。相对投资价值。以上结论表明，从本轮库存周期开始，黄金资产的配置价值在逐步提升，尽管全球库存周期共振带来的经济企稳和加息预期可能会降低相对价值在此过程中的黄金资产。上涨，但长波的位置决定了它的边际阻力一定很弱。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小幅反转相比，黄金资产战略投资阶段的到来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

2022-05-03 周期性存货 什么是周期库存

编辑评论：所谓被命运眷顾，就是你的努力才配得上你的运气。除了天赋，请相信奋斗的力量！写给焦虑、迷茫、不愿安于现状的你。愿你眼里有风，心中有爱，坚强而不坚强，独立而不执着，温柔而强大！简介所谓被命运眷顾，就是你的努力才配得上你的运气。只要不怕努力，终会得到命运的回报。本书从努力工作、不断自律、设定目标、坚持自我、热爱生活、培养兴趣、沉着冷静等方面进行阐述。希望各位读者努力生活，坚强而不坚强，压力而不固执，独立而不执着，温柔但有力量……编辑推荐愿所有的人都努力工作，坚强而不坚强，小心而不是坚持，独立而不执着，温柔而强大……命运爱努力的人除了天赋，请相信奋斗的力量！.所有的辉煌和美丽，都是由无数未知的艰辛慢慢堆积起来的。与其一味的羡慕别人，不如从现在开始努力奔跑，努力奋斗。不要怪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出生不是一种选择，但生活是。你的生活将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你。如果你不想选择努力，那么你只值得拥有一个平庸的命运。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你有什么资格不去争取？人群中那些耀眼的人，没有几个不是默默战斗的。不要做一个只在努力工作的时候玩手机的胖子。不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舒适上，多想想未来，你可能会长大。世界上所有免费的东西都有你看不到的隐藏成本命运的馈赠已经暗中定价。所谓捷径，就是快速送你上天堂，也是快速让你落入凡间，关键看你有没有坐稳的实力。关于作者李少聪畅销书作家，心理学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文笔细腻透彻，善用最热门的案例阐释人生哲理，倡导和谐生活，追求精神和谐、生活富足。代表作品有《迷人的董卿》等作品。媒体评论你要坚信，你现在所经历的，会与你未来的命运相连……正是这种信念让我不至于失去希望，也让我的生活变得不一样。——史蒂夫·乔布斯我相信一个孩子不应该“出生”来决定他的命运。要知道，命运总是充满不可预知的变数。我们需要做的是为他们提供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尔·盖茨我相信命运，但命运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努力，运气可能不会到来，但如果你不努力，这种运气永远不会到来。-马云命运喜欢df预览部分目录第1章知道你想要什么，这样你就不会一路跌跌撞撞01.专注于一个目标，更容易实现02.抵抗困惑和焦虑的唯一方法是拥有独立的思想03.别着急，听听你内心的声音04.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不会随波逐流05.在你能做的事情上做到最好是非凡的06.你和人生赢家只有一个高效可行的方案07.不知道以后做什么，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Chater2只有足够努力，足够优秀，才能遇到好运01.不够幸运？那是你不够努力02.不要假装很努力，你就不能和你一起演戏了！03.当你越来越好，人们自然会跟着你04.可以靠脸，但要靠才华05.你最大的王牌就是实力06.努力变得不可替代，要么出众，要么出局07.不要限制自己，你比你想象的要好08.在成为“斜杠青年”之前，你必须在一个领域足够专业第3章：我要一路心碎，让自己对得起我所承受的艰辛01.活着就是忍受灾难，死亡是唯一的出路02.活下去，艰难的日子都会过去的03.曾经受过的委屈终将化为光明，照亮你前行的路04.受伤后的自愈力才是真正的力量05.打不过你的人，终会让你更强大06.恋爱中，谁不会在伤痛中成长？07.伤害过自己的人，最好的报复就是活得更精彩第4章：不要迎合，不要媚俗，做你自己来发光01.为什么越优秀的人越不合群？02.你不必和别人一样生活03.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最终会活得像你讨厌的那样04.当你不再取悦别人时，全世界都会来爱你05.为自己而活，才能为他人而活06.与众不同，你是一颗耀眼的明珠07.只有不再否定自己，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08.从明天开始，做一个“难相处”的人第五章：被时间宠坏的人，因为努力而活得丰富多彩01.仪式感：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令人难忘02.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努力工作03.真正的平安，不是躲避车马的喧嚣，而是在心里修篱笆，种菊花04.动起来，生活会有趣很多05.必须至少有一个爱好06.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世界的美好07.终身学习和对新事物的热情08.没有真正美好的生活，只有更努力地生活第6章：懂得克制欲望和情绪会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01.在金钱的诱惑中守住底线的人不会太坏02.如果你延迟满足，你就赢了一半03.分道扬镳，活到极致一定要平淡无奇不要假装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太快，安全感几乎为零的时代。尤其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如果没有失眠和焦虑，在别人的眼里，很可能只是在吃咸鱼等死，甚至不能让自己放松。因为朋友圈发的除了早起锻炼身体深夜阅读，大家都在努力。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也在告诫自己，你只有努力工作。生活是你自己的，没有人能代替你，所以一旦你活得像咸鱼一样，你就会有罪感觉。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很努力的同学。我们学习的时候他在学习，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书。甚至在我们玩耍的时候，教室里都那么吵闹，他冷漠地坐在座位上学习。但是没看到当他的成绩提高时，老师很担心他。他这么努力，怎么就看不到了他的进步如何？老师不明白，但我们心里明白，每个人都是孩子，自控力怎么这么好。他只是假装很努力。他经常下课逃跑，所以他无法理解。下课后，他想了解自己不懂的东西，但是学习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所以他想我想再玩一次。虽然眼睛在书上，但心不在。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是上课很认真、特别注意的学生。相反，那些似乎没有给自己时间休息和努力学习的人学生因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成绩一般。真正的努力不在于谁花时间多谁睡得少，而是全心全意地找到正确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学习就是这样，工作就是这样没错，这就是它应该处于静止状态的方式。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是整个公司里工作最努力的人。她是早上第一个到的，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的。老板跟不上她，但她也是全公司表现最差的。有一次我在她办公桌前打印文件时，无意中瞥了一眼她的电脑桌面，里面全是与工作无关的软件。她正坐在那里和男友微信聊天，说今天公司又要加班了。事实上，我们公司很少加班，即使加班也是自愿的。我当时就知道，她只是在假装努力，欺骗别人，欺骗自己，表现最差才是原因因为。欺骗自己容易，欺骗别人容易，但现实不允许任何欺骗。现实很暴躁，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你欠的债迟早会被他惩罚的Be赢了钱。书中说，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力量，每天不间断，但我们真的在努力吗？你是不是也一边看微博一边看，看的章节很快就忘记了，看不看也无所谓？你是不是也每天早起去小区楼下跑步，头看起来大汗，其实你才刚吃完糖，还没有开始减脂，所以天天跑步lt/gt我没有变瘦；你是不是也每天熬夜加班，凌晨3点发朋友圈太累了，其实你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朋友圈熬夜，所以每天加班工作没有任何进展。你敢说你现在很努力吗？有时候，当我演的太多时，我真的进入了角色，我什至相信我真的很努力，所以我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生活，却没有看到任何进步。你可能会被自己逼迫被权力的幻觉蒙蔽了双眼，但结果不会陪你去行动。我记得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说过，“无论你是在创业还是在工作场所，请记住，你不是为别人工作，你是为自己工作，为自己积累经验和人脉。你总是要离开有一天，你的经验和人脉是别人不能带走的东西会丰富你的生活，增加你的价值。"360董事长周洪特也在给新员工的一封信中写道：“年轻人，不要在公司里乱来，不要在意头衔（工作），而是要多学习，长篇大论如果你有能力，即使你以后离开360去其他公司，也一样有用，有能力谋生。"所以不要只做表面的工作，假装努力只会给你暂时的安慰，你真的要带着面具过一辈子吗？然后说到白发，我记得在我的生活中，我真的对那句话做出了回应：“人生如戏，全靠演戏。”...

2022-05-03 演员的命运 命运之戏规则

《生存与命运》：一部应该被人类长久记忆的伟大著作，欧美公认“当代的《战争与和平》”。梁文道倾力推荐：这是我做读书节目十几年来，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书名：生存与命运作者：[苏]瓦西里·格罗斯曼出品方：新思文化原作名：ЖизньиСудьба译者：严永兴/郑海凌出版年：2015-10页数：944类别：军事小说格式：df/eu/moiISBN：9787508653488《生存与命运》作者简介：瓦西里·格罗斯曼：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19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193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卫国战争爆发后，作为《红星报》特派记者深入前线采访报道，历时四年，见证了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几乎所有主要战役。战后，出版了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完稿，但随即在寻求出版过程中被克格勃查抄。格罗斯曼不服，直接向赫鲁晓夫陈情。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召见了格罗斯曼，不仅禁止出版《生存与命运》，拒绝归还手稿，还强硬地威胁格罗斯曼――出版这部小说想都不用想，两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郁郁而终。1974年，在“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帮助下，小说备份手稿以缩微胶卷的形式被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生存与命运》以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版本面世，在欧美引发巨大轰动，成为文学经典。1988年，苏联的老牌文学杂志《十月》分四期连载《生存与命运》，之后又出版了单行本。此时，距手稿被查抄不过才28年而已，距离苏斯诺夫“两百年”的预言差得很远。在今天的俄罗斯，格罗斯曼已被当然地归属于最伟大的作家之列。《生存与命运》内容简介：1961年2月14日，苏联当局派克格勃闯入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逮捕”了一份小说书稿。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判定它“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两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这就是《生存与命运》，后来的人们称它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在这部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格罗斯曼用托尔斯泰式的宏大格局和契诃夫式的动人笔触，一方面叙述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另一方面讲述普通人尤其是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遭遇，全景展现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生活。这是一整个时代的写照，一本极权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20世纪最黑暗年代的心灵史诗。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前线的城市废墟到后方的科学实验室，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斯大林的古拉格，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存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格罗斯曼细腻而专注地书写无情战争的真实画面、错综复杂的人生百态、个人对暴力的艰难反抗，通过众多人物在战争和极权双重碾压之下的悲惨命运，揭示出那块土地满载的失落与悲怆，以及人民的恐惧与希望。格罗斯曼是“苏联社会的第一个自由之声”，是极其罕见地兼具自由精神和道德勇气的作家。他直视苏联社会的灵魂深处，见证苦难，见证人性，见证希望，完成了很多苏联作家竭尽全力却没有取得的成就。他对社会现实的拷问，对人的命运的探讨，对历史、道德和政治自由而深邃的思索，依然沉重地击打着我们的内心——面对毁灭社会、摧残和消灭许许多多社会其他成员的极端之恶，我们该如何捍卫人性中的善良和是非感？这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大的遗珠之憾，更是应该被人类长久记忆的伟大著作！思考是危险的，不思考往往更加危险。为了将20世纪人们已经遭受的苦难留在历史中、永远不要再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读读这本书。...

2022-04-07 瓦西里·格罗斯曼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书名：星光作者：[美]亚当·弗兰克副标题：外星世界和地球的命运译者：易如出版年：2020-10页数：202类别：科普读物格式：df/eu/moiISBN：9787115538741作者简介：亚当·弗兰克（AdamFrak）天体物理学家主要从事恒星进化研究，曾担任漫威漫画《奇异博士》的科学顾问。他在罗切斯特大学领导的计算研究小组开发了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工具，研究恒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死亡的。弗兰克自称是科学传教士星光内容简介：长期以来，对于外星人或更准确的外星人生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乐观主义者认为宇宙中有无数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世界；悲观主义者相信没有其他世界，也相信没有另一个与地球相同的世界。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对系外行星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今天，他们有了更好的理论、工具和技术来探索外星生命这一重大议题。在本书中，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对现代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思考。他证明，认识到外星生命的可能性可能是我们避免气候变化的关键，因为其他行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可以告诉我们未来的命运。这应该是寻找外星生命的真正意义。...

2022-04-06

书名：今日简史作者：[以]尤瓦尔·赫拉利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副标题:人类命运大问题:译者：林俊宏出版年：2018-8页数：353类别：世界史格式：dfISBN：9787508692098《今日简史》作者简介：尤瓦尔·赫拉利：畅销书《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前沿历史学家。他专注于历史学、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等领域。他从宏观角度的研究往往获得了新的、有趣的观点，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内容简介：四年前，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诞生了，颠覆了我们对人类进化的认知。2016年，他的《未来简史》再次令人惊叹，刷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掀起了全球人工智能讨论的新思路。现在，《简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今日简史》已经推出，关注当下，面对今天每个人命运的问题和挑战。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人崛起成为地球的主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能力编造虚构的故事。然而，在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对旧故事失去了信心，对新故事也远未达成共识。《今日简史》提出，人类社会面临着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国家的身份不足以应对今天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全球问题。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在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模式，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当数据巨头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时，当在线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时，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我们能建立一个维护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全球社区吗？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使人类掌握了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种能力来上演另一部新戏剧？在一个信息爆炸但大多数无用的世界里，清晰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人类命运的简单答案，而是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2022-04-06 今日简史尤瓦尔 赫拉利 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

书名：命运作者：文在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标题：文在寅自传王萌出版年:2017-12页数:352类别：人物传记格式：df/eu/moiISBN:9787559400956作者简介：文在寅自传：韩国律师、公民活动家、政治家文在寅现任第19届韩国总统。文在寅出生在韩国庆尚南路巨济县的一个贫困家庭，毕业于庆熙大学法学院。他曾是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士兵，有着极其艰难的军事生涯。1978年退伍后，他与卢武铉合作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然后他们成为了密友。在他和卢武铉担任律师期间，他为许多底层辩护，成为韩国有影响力的律师。20032007年至2007年，文在寅三次进入青瓦台，担任卢武铉总统的工作人员。2012年6月17日，文在寅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主张增加社会福利费用，与朝鲜接触更多，最终以微弱劣势失败。20175月9日，文在寅在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中获胜；5月10日，宣誓就职韩国总统。1980年出生于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讲师王萌，现为北京大学韩语系博士，研究韩国近代史、中韩关系。内容简介：文在寅自传：凤凰联动隆重推出《命运：文在寅自传》。《命运：文在寅自传》是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的首部亲笔自传。探索两位韩国总统40年的友谊之路，了解刀光剑影韩国的原因。#愿为江水，与君重逢#文在寅*卢武铉：三十年高山流水，只为人间一片清明；十年卧薪尝胆，还他一身清白。2017年，韩国读者投票称，《命运》被评为年度最佳书籍。过去，任何总统的自传都没有得到如此高的赞扬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书中回忆起他前半生的经历。他选择了律师的道路，遇到了卢武铉，开始了他从未想过的生活和事业，成为了他生活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他从朝鲜南下的穷人的儿子成为了一名请命的律师。文在寅向他贫穷的父亲致敬，并感谢他在痛苦中的意识形态影响。他讲述了他9点上大学的原因，并分享了他遇见妻子的经历。文在寅拥有长期的律师经验，是卢武铉政府的最高工作人员。他在书中强调了他对韩国政府和社会的看法，并恢复了一个真正的韩国社会。这本书已经持续了50年这本书后，我了解了韩国近30年的社会变化。在自传中，他表达了对韩国、中国、韩国、美国等国际关系的看法，并感谢中国对六方会谈的支持。他用客观冷静的笔调仔细回放了半生。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亲笔自传，韩国狂销百万册阅读《命运》，了解韩国领导人文在寅，预测韩国未来趋势！关于文在寅：从贫民之子到韩国总统，演绎青年励志反击人生的榜样。做人干净，坚持原则——韩国政坛的清道夫。三次进出青瓦台，一心回避权力，却登上了韩国政治的巅峰。重情义，爱家庭，绰号月亮大人(文字的英语是moo）。关于文在寅和中国：豆瓣评分9.1律师原型《辩护人》震惊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观众。30年前，20世纪80年代，他为中国死囚免费辩护，帮助他改判。推动六方会谈的核心人物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2017年12月，打破中韩僵局，积极推2017年12月访华。关于本书：G20峰会习文会中韩高度关注，外交部直接推动，向中韩建交25周年致敬。它讲述了韩国30年的社会变革，见证了韩国发展的痛苦！文在寅专门为中文版写序言，对中国读者真诚致意！...

2022-04-05 卢武铉 卢武铉 文在寅 恩师

书名：枪，细菌和钢作者：[美]贾雷德middot戴蒙德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标题：人类社会的命运译者：谢延光出版年：2006-4-1页数：460类别：社会科学格式：dfISBN：9787532739233《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简介：贾雷德middot戴蒙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以生理学开始科学生涯，然后研究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的演变，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协会会员，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基金和国家地理协会伯尔奖，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内容简介：枪炮、病菌、钢铁：为什么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其他伟大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的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部开创性的作品中，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上最广泛的环境因素模式，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基于种族主义的人类历史理论。由于其突出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本书获得了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本书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和许多不平等的原因。它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真实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而一贯的叙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2022-12-17 贾雷德·戴蒙德作品 艺术家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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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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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罗曼罗兰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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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情商智商和什么商叫三商 情商 智商 财商 逆商 德商

作者：陈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试读：版权信息书名：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作者：陈润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5ISBN：9787568009249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言中国1984一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将1948最后两个数字调换位置，以《1984》为小说命名。这位穿着破衣烂衫，像流浪乞丐一样寄身贫民窟的中年人，以辛辣生猛的笔法，预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社会主义世界，在令人窒息、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一年后，小说出版，大西洋两岸反响强烈。又一年，奥威尔因肺结核恶化导致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年仅47岁。他终于从不如意的潦倒生活中永远解脱。没有史料表明邓小平是否读过《1984》，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8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折磨和煎熬，“文革”的“十年浩劫”将这个国家摧残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经过1978年以来的7年耕耘，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1984年初，邓小平南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在全国高调传播，此后，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悄无声息。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序言：中国198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行”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商品经济”四个字已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市场”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就很有必要，而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承包制发端于农村，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1984年，农村改革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价格双轨制1982年由物资部提出，这场物价改革最终演变成全面经济改革。双轨制试图通过对原材料和终端商品的价格调控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岂料各种权力寻租、倒买倒卖滋长蔓延，权贵资本兴起的同时，体制外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获取资源而蓬勃兴盛，万向、美的、希望等民营企业乘虚而入。在供不应求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因为资源短缺而危机深重，市场机制倒逼国企深化改革。承包制和双轨制是1984年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生机勃勃，群星闪耀的时刻璀璨辉煌。二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计算所的名义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自己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匹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被打成“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如此“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号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创业浪潮中的一朵奇葩。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还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从此风靡大江南北。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到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在10%左右，到1984年增长19.4%，一年后增长达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都显得更名副其实。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1981年）、戴志康（1981年）、茅侃侃（1983年）、陈欧（1983年）等“80后”刚刚出生。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既然立意源于“1984年”，那么对那些这一年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我都力图无一遗漏地作记述。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然，我并没有把视野仅局限于1984年，而是拉长到前后各30年的跨度，这既是全面交代创业者生平的客观需要，更是准确评判1984年历史意义的严谨方法。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成功者固然值得学习，失败者更值得铭记。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孙大午、褚时健、黄光裕、牟其中、陈九霖、年广久等商界大佬身陷囹圄的前因后果；了解史玉柱、吴炳新、冼笃信、王志东、赵新先、陈春先等企业家大败局的来龙去脉。在1984年，他们几乎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除牟其中和年广久在监牢几进几出外，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到此生会有如此惨痛的经历，甚至苍凉的结局。包括李海仓被枪杀事件在内，这些人入狱、失败时对商业界、司法界乃至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无不轰动一时，引人深思。他们是中国商业史写作无法绕过的活标本。在呼唤改革重启的同时，我也呼吁这个国家给予企业家、创业者更多的宽容和尊敬。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奋勇争先，经过几代人拼搏进取，才成就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让大国崛起的理想变成现实。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浩然远去，却又如在眼前。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陈润2015年3月于北京第一章南国之春朱新礼：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在山东沂源县东里镇东里东村，32岁的农民朱新礼像平常一样，驾驶满载苹果的解放牌汽车一路往南，运往南京、上海销售，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1982年承包村里汽车的当年，他缴纳承包费之后净赚5万多元，而那年头“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牌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三辆车拉货、跑运输，年底一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眼看着运输生意越跑越红火，村里人却动员朱新礼回去当村主任，带着大家共同富裕。东里东村位于沂蒙山腹地，离县城约有几十公里，偏僻落后，是中国典型的革命老区贫困山村。全村800多户、3000多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足四分地，靠天吃饭，自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靠领国家救济粮度日。朱新礼出生于1952年5月，在父母六个儿子中排行老二，因为人口多，家境窘困清贫。朱家老屋至今尚存——沿着羊肠小道上山，一排石块和黄泥垒砌、屋顶铺满红瓦的六间房，歪斜的门框由木条镶成。朱新礼曾诗情画意地将家乡描述为“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童年记忆却写满艰苦辛酸。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爆发大饥荒，满目凄凉，饿殍遍野，朱新礼记得青黄不接的时节，身边很多人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饿得眼睛都浮肿了”。父亲读过私塾，当过村会计，勤劳又有远见，灾荒之前已开垦房前屋后的空地，挖出战壕似的深沟，再挑回肥沃的土壤倒进沟里，上面铺一层羊粪、鸡粪，一层土一层粪填平。春天种下的南瓜，秋收时一个有几十斤重，放在通风的屋子里能储存很久，足够一家人熬过饥荒。少年朱新礼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出门干农活，他在家照顾弟弟做家务。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不再向家里要学费，每年暑假到山上挖草药，翻石头抓蝎子，爬树捉蝉蜕，送到供销社能卖几元钱，足够当时一年的学费。朱新礼还是山野间的“孩子王”，他也很享受发号施令的权力游戏，多年后作为汇源果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当头儿的好处就是可以凝聚身边人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想法，不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可以让别人跟着你干你想干的事。”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第一章南国之春10岁那年，朱新礼遵照父命前往江西九江修水县给膝下无儿女的伯父做继子，一年多后他因思乡心切回到山东，15岁时又回到伯父身边，直到17岁才重回沂蒙山。20多岁时，已结婚成家的朱新礼进入临沂市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对汽车了如指掌，他后来经常志得意满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正因如此，19世纪80年代初，东里东村买回沂源县农村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之后，朱新礼当仁不让地承包下来，并因此迅速暴富，面对放下生意回乡当村主任的劝说，验证“当头儿的好处”，刚刚开始的1984年，朱新礼该如何抉择？现在已很难考证朱新礼是否阅读过1984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这一天刊载的内容应该会让他激动兴奋，人生选择也会明晰简单。这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题为《勇于开创新局面》的元旦社论中鼓舞说：“中国人民是有远大抱负的。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成就。我们的眼光总是向着明天。”文中还言辞坚定地评论：“我们对经济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不过，当天报纸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当时的影响更为深远。《通知》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论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我们既需要合格的领导者，又需要大量的具有新素质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党中央对农村带头人、好干部的殷切之情通过这份报纸传遍大江南北的山野乡村。1984年，朱新礼在上级领导和村民的信任中当选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家人和亲戚朋友都抱怨：“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朱新礼却看得长远通透，“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他说，“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东里东村世代以玉米、地瓜、小麦为主要农作物，除此之外山前屋后道旁都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可是朱新礼上任没多久，却石破天惊地号召大家改种葡萄，还要求所有村民将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分田到户还没捂热的土地又要拿出去玩新花样，村子顿时炸了天，勤扒苦做的乡亲不像朱新礼那样见多识广，也无法理解他背后的精明算盘：按照当时市价计算，一亩地种玉米收入只有一二百元，种葡萄能赚五千多元。朱新礼软硬兼施以推行计划。他对乡亲们承诺：按人头计算，改种葡萄每户人家每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村民掐指一算，4分地一年再怎么刨食也出不了500斤面粉，非常合算。他又召集党员、干部开会，要大家带头把地交出来，勒令党员、干部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为了进一步动员，朱新礼开着大客车带党员、干部到胶东平度市大泽山参观考察，解放思想，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喜盈门》就在此地拍摄，当地农民正是靠种葡萄发家致富。回村之后，朱新礼发自肺腑地向众人发问：“同样是农村，大家都看到了，同样是地不多，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以土地为生。看看人家吃的、穿的，再看看我们吃的、穿的，咱们就甘心过穷日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该是穷命吗？”全场沉默之后，党员、干部带头上交土地，村民踊跃参加，朱新礼将土地集中起来，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经营。他经常外出考察葡萄栽种管理技术和市场行情变化，回村后再教会大家，他曾经一个月内8次驾驶大客车带村民出去考察学习。一年过后，东里东村的千亩葡萄喜获丰收，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村，每亩收入达到5000多元，村民不再领国家救济粮。第三年每亩收入达到一万元，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缴税上百万元，富起来的村民都赶时髦安电话，东里东村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公社武装部长甚至焦虑紧张地疑问：“在农民家里装电话，与台湾联系怎么办？”这些“万元户”有一部分已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在朱新礼担任村主任的三年间，他先后创办面粉厂、橡胶厂、皮鞋厂、皮毛厂、砖瓦厂、轧钢厂等27家村办企业。富裕起来的东里东村福利制度比城市还好：村民按人头每年发500斤面粉；60岁以上的老人可领取养老金；大学生由村里负担学费。1986年，朱新礼被推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经常收到各级政府的邀请去做交流报告。就在朱新礼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却整理材料贴上8分钱的邮票把他告到国务院，北京派人下来调查，给他的判词是：“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县领导不点名批评他：“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风波过后，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被刷掉了。多年后朱新礼回忆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尽管1984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摸索试验阶段，经济上有所放松，政治上却高度紧张，一切都尚未明朗，冒险者随时可能“踩雷”牺牲，成为“先烈”。时隔多年，朱新礼仍然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充满怀念，他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由村支书、队长或农村能人组成，从田间地头的劳作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1987年，朱新礼将村办企业整合重组，组建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因政绩突出，1988年，朱新礼被送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从此离开东里东村，但乡亲们从未忘记这位带头人，后来每隔四年换届选举时，总有人张贴“强烈要求朱新礼回来当村长”的口号。大学毕业之后，朱新礼出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出口贸易，过着上班看报喝茶，下班喝酒的舒适日子，亲朋好友都羡慕他把“泥饭碗”换成了“铁饭碗”。可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周之后，朱新礼却迫不及待地找县委书记陈传玉，请求到企业去，说：“哪怕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也行。”最终他还真如愿以偿，县里把负债1000多万元、三年发不出工资的罐头厂交到他手上，这正是汇源集团的前身，十多年后这家破败的罐头厂已发展成中国最著名的饮料公司之一，朱新礼被誉为“果汁大王”。遗憾的是，傲立巅峰的朱新礼竟有些英雄气短，在2008年经济危机蔓延的艰险时期，他整年都忙着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179亿元港币的收购合同披露之后，举国反对浪潮汹涌澎湃，激进者骂他“卖国”，他却无奈倾诉“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悲凉心酸情状令许多企业家心有戚戚焉。然而，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以形成行业垄断为由否决并购方案，朱新礼还得继续把“猪”养下去。此后数年，朱新礼并购失败的创伤久未痊愈，还几度经历生死攸关的考验。2013年7月15日，朱新礼正式隐退，仅保留集团执行董事及主席职务，“空降兵”苏盈福接任行政总裁。朱新礼曾憧憬过退休生活，找一个农村去当村长：“当一个村几百户人家，三五年之内，在我的帮助下富裕起来的时候，这对我就是一种幸福。”或许只有这种生活，才能让朱新礼重回1984。那个32岁的青年人，与命运抗争，向理想挥手，将豪情壮志播撒漫山遍野，让苍茫大地，见证创业者的青春。孙大午：“爱的感召”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为加快农业市场化、发展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万里作为分管农业副总理时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一号文件”首次发布后的1982年底，中国有80%左右的农民实行包干到户，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土崩瓦解。到1984年，全国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总数已接近100%。1985年，最后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在神州大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委会。这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变更和组织变革，而是从根本上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和体制枷锁，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提到包干到户和万里的贡献，自然绕不开当年他主政安徽时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名农民围聚一间小屋，面色凝重地签订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手写契约中有段话令人不禁动容落泪：“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文字下方是一片血红的指印和三方图章。在那个年代，包产到户就是背叛人民公社体制，坐牢、杀头是他们可预见的结局，之所以冒险“造反”，只因不想饿死。小岗村民签订生死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在曾担任万里秘书的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中，万里认为：“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35年后，当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然是破冰的第一步。以史鉴今，万里当年的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1984年的“一号文件”不只改变了朱新礼一个人的命运。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村妇女刘慧茹的创业之心蠢蠢欲动，“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这句话让她坐不住了。刘慧茹的丈夫孙大午是“公家人”，在徐水县农业银行负责人事工作，她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在老家郎五庄种地。那个年代这种工农结合的家庭有很多，通常丈夫都会动用关系将家人户口“农转非”，但孙大午却不以为然，他还说文解字道：“比如‘马’加‘户’，就是驴，本来自由自在的马，一旦被安上户口，就成了拉磨的驴！”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一纸农村户口，刘慧茹才得以承包荒地建造果园，孙大午的人生命运也由此改变，最后竟成为中国改革史上富含悲剧色彩的标志性人物。孙大午生于1954年农历六月初六，甲午年，他是家中长子，前面有两个姐姐，故得名“大午”，随后出世的两个弟弟依排行取名“二午”“三午”。1970年，16岁的农家子弟孙大午应征入伍，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要么考大学，要么当兵。然而受“文革”影响，高考在1966年被废止，直到1977年才恢复，他只能选择当兵。尽管他当时并没想到军营生活会对日后管理企业有重大影响，可是当他日后总结时，便会发现所有的成败荣辱与军人性格密不可分。1978年，经过8年戎马生涯历练，孙大午已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但他却主动要求转业回乡，分配到徐水县农业银行。两个姐姐出嫁之后，孙大午也娶妻生子，开始担负起大小家庭的生活重任，仅靠每月工资显然不够。孙大午在八九岁时就提篮子到赌场卖香烟、瓜子，十三四岁就敢徒步二百里地到北京倒腾自行车，显然不缺赚钱的胆识和手段。在农行工作时，他私下与人合伙贩猪，每回都和执法人员兜圈子，以躲避围追堵截，脱手后一车猪能赚回一年的工资，他回忆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分钱的时候，和我一块贩猪的那个家伙，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票子！”1984年，孙大午的兼职生意属于典型的“投机倒把”，甚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都是笼罩在每位创业者头顶的蔽日阴云，因此罪被枪毙者并不鲜见。1985年，由一片荒废果园、一座破败砖窑和数十个坟包地组成的3000亩荒地，在村里的大喇叭呜啦叫卖三个月之后，终于被刘慧茹以每亩6元的价格接手，她与另四户农民共出资2万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办起养殖场，饲养1000只鸡、54头猪，还配套建立一家小型饲料加工厂。因当地粮食富余，原材料成本不高，创业初期生意十分红火。然而一年之后，由于创业者各怀心思，彼此不服气，饲料质量直线下降，当年亏损1.6万元。其他人合伙人此时都纷纷要求撤资退出，刘惠茹却孤身一人咬牙坚持，将合伙人的股份悉数接收。首次股份制合作失败令孙大午夫妇在此后的经营中十分警惕，从不答应别人入股。原来五户人家的事业突然撂给一个女人，其劳碌程度和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养殖场和饲料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使请工人帮忙都忙不过来，孙大午每天下班后还得急匆匆回去帮忙打理。两年之后，孙大午开始给组织写辞职报告，打算帮妻子创业，辞职请求拖到1989年才被通过，他受“爱的感召”而正式下海。孙大午和妻子的创业故事颇像黄梅戏《天仙配》中“寒窟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意味：买不起果苗，他们就买三毛钱一根的嫩芽；农药没效果，他们就用双手给果树捉虫；没有降温设备，他们把仅有的一台电扇放在鸡舍。忙碌和节俭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到1995年时，孙大午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河北省养鸡状元”，同时与3000多家养殖户合作，养殖场已发展成为贯穿种鸡选育、孵化产业、饲料销售整条产业链的企业集团，紧追四川刘氏兄弟的新希望集团之步伐。孙大午在闲暇时曾写了一条广告嫌疑十足的致富秘诀：“农民致富、养鸡起步！一万只鸡十万元户，国家支持不拿税赋，养猪养鸡大午帮助。”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孙大午也越来越赢得乡亲们的信任和尊敬，一些人愿意将余粮卖给孙大午用于解决饲料问题，而孙大午因为资金不充足、贷款困难，只能给农户打借条，半年后等新粮收获后再还给村民，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收购价每斤0.8元结算现金，如果不急于提现还可以暂存并按期计息。这样既缓解了孙大午的资金压力，也方便了农户卖粮和储蓄，大家都亲切地称这种方式为“粮食银行”，夸孙大午办得好，没人觉得存在不妥之处。恐怕孙大午做梦都不会想到，受人拥戴的“粮食银行”会给他引来牢狱之灾，为企业带来灭顶之祸。2003年5月27日上午10点，孙大午被便衣警察秘密带走，两天后被拘留，37天后被正式批捕，四个月之后，被起诉审判。2003年10月30日上午10点半，持续6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判：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10万元。虽然孙大午表示不再上诉，却并不心服：“有很多人找我谈话，有的人甚至给我写好认罪书，说只要我签名，就可以放我出去，我说我不签。我的态度是我没有罪，但是我服从法律。”自2000年以后我国国有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造以来，被认为运营成本高、盈利能力差的乡镇市场被逐渐遗弃。到孙大午出事的2003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融资难的困境令“地下钱庄”“标会”等各类民间融资机构死灰复燃，孙大午的“粮食银行”也属于这一范畴，是政府重拳取缔和打击的对象。但是，从1995年兴起到2003年，孙大午的“粮食银行”已扩大到上亿元规模，涉及几千家农户。尽管如此，大午集团从未发生一起信用纠纷，即便“孙大午事件”发生后也未出现大规模农户挤兑现象。在这个“金融互助社”中，孙大午开出的年利息高达3.3%，是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而且不扣利息税，深受农户欢迎，学界也持赞许态度。自始至终，“孙大午案”都引起了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柳传志在写给孙大午的慰问信中鼓励道：“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了过来。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说：“既符合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是尴尬之极。”他还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2003年11月的第一天，前后被羁押158天的孙大午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孙大午被释放不久，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改革和创新县乡级金融体制，鼓励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在这一年河北省的“一号文件”中也出现“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内容，并引起广泛关注。而“孙大午案”引发的学界和官方关于民间集资合法性的大讨论，在此后的十来年间从未间断。当然，我们不能将政府关怀民营企业家和重视农村融资渠道的推动力归结为“孙大午案”的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有千万个像孙大午那样的探路者默默地承担和付出，才换来中国有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前进。即便到2003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与“孙大午案”类似的“法罪错位”的争论，深刻影响甚至左右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径。而在20年前的1984年，各种意识形态之争既在庙堂上显现，亦在江湖间流传，争论所指皆为“雷区”或“高压线”，已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思想混乱，心有顾虑，行事观望，改革动力不强。为了闯出“地雷阵”，剪断“高压线”，1984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邓小平轻车简从，秘密启程，一路往南。王石：“空手道”生意历史终将铭记1984年的这个春天，它不仅温暖整个中国，还将改变全世界的气候。原本波澜不惊的改革局面，因为1月底的邓小平南行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此时，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仅四个年头，南国春意盎然，北国却阴晴不定，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经济特区的态度仍有争论。1983年夏天，北方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刊登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长文，将深圳特区隐喻为新的“租界”。此后又有文章批判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并提醒人们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位从没到过深圳的老干部闻言竟趴在床头涕泪泗流：“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些前往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批评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日趋激烈的质疑和争论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更加牵挂，1984年春节前夕，他提议亲自到广东去看一看。1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人陪同下抵达广州火车站，匆匆接见前来迎接的广东省领导之后，还顾不上旅途劳顿，他就坚持先去深圳：“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令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是，邓小平此行一言不发，只看不说，此后几天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时亦惜字如金，面对各级政府陪同人员在汇报和请示时或明或暗地请他表态都不露声色。虽然邓小平在行动上已表明态度，却在言论上给人留有无限遐想。1月24日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正拔地而起，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时近黄昏，寒风乍起，随从几次要为邓小平披上大衣都被他推挡，眼前的景象似乎将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感染得热血滚烫。看完后他平静地说：“我都看清楚了。”邓小平在广东中山时入住“中山温泉宾馆”，每天早上由港商霍英东陪同登罗三妹山，有一天临近登顶时随从提醒时间不早，下山路不好走，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容置辩地拒绝道：“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这些意味深长的小插曲足以说明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态度，只是行程中从未明朗。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时，他才刚劲有力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2月1日他又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特意把落款时间写成“1984年1月26日”，以表明在深圳时就早有此评价。邓小平一锤定音，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此后悄无声息。十分巧合的是，邓小平登顶商业大厦那天，整天忙着倒腾玉米的王石正骑着自行车从商业大厦楼下经过。望见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王石好奇地停下来看热闹，正好碰到自己公司的副总经理，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他在陪公安局同志执行安保任务。王石只是“噢”了一声，就继续骑车赶路。一天前，他刚过完33岁生日。一年前，他意气风发地来到深圳。王石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4月，他在自传中描述道：“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在广州铁路局参与铁路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王石写道：“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工程结束后，王石重新回归到在铁路沿线穿梭的生活状态，可他并不喜欢。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常驻广州，直到1983年5月入职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特发”），他才重回深圳。特发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等同于政府重要部门，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公司没有划定主营业务，全凭个人关系或偶然机会做进出口生意。王石选的是饲料业务，有一次他在蛇口码头无意中打听到，深圳的饲料厂所需原料都是从香港高价买进，而东北地区粮食遍地，他就胸有成竹地把生意谈了下来。在自传中，王石描述过经商第一仗的惊心动魄。1983年8月，香港媒体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之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瞬间失去市场，而饲养主也不再购买饲料养鸡，王石的玉米随之滞销，不仅把辛苦赚到的40万搭进去，还负债70万。但王石不相信香港人永不吃鸡，他下注豪赌：一次性从东北低价收购3万吨玉米。就在到货前两天，香港媒体澄清之前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风波化解后，王石不仅补亏，还猛赚300多万元。多年后他曾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不过，王石的过人胆识和眼光仍然无法遮蔽一个关键问题：倒运玉米的成败在于能否拿到火车皮，没有过硬关系根本无法办到。虽然王石自称“两条三五烟的贿赂”被货运主任拒绝，对方反而被他干事业的精神打动：“别说2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但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再加上王石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难免不让人有所联想。王石祖籍安徽金寨，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父亲从老家大别山地区参加红四方面军，解放初期已是处级干部，后来转业到郑州铁路局任职。王石从小就调皮，小学和初中时成绩并不好，但非常喜欢读书，对《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欧洲文学作品手不释卷。1968年初中毕业，王石遵从父母意愿参军入伍，先在江苏徐州当运输兵，半年后随部队换防到新疆吐鲁番盆地，常年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开车穿行。服役五年之后，他不顾母亲劝阻，毅然要求复员回郑州，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当工人。1974年，他获得段里唯一的推荐工人上大学名额，就读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工农兵学员4年学制被压缩到3年，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当给排水技术员。工作稳定后，王石与王江穗结婚，其岳父王宁也是老革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段时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深圳特区的变化日新月异，王石创办万科并迅速崛起。关于家庭背景对王石商业人生的影响，既不能回避抹杀，亦不可附会夸大。特殊出身并不影响王石在中国商界备受尊敬。他倒卖玉米起家，从“除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无所不做到专注房地产，万科成为中国第一家年销售额破千亿的房企，即便功成身退爬山游学，没有王石的万科仍稳步发展，他被称作“中国地产教父”当之无愧。何况，王石的影响力不只在地产行业内，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不行贿”很难做大甚至无法存活，而他30年来坚持“不行贿”。他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地产模式，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当企业家权益受到侵害时敢于发声，并施以援手。王石这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正是中国商界最稀缺的企业家基因。不过，1984年的王石并未意识到这种基因日后将裂变出巨大能量，也没有从邓小平南行中洞察时势，只是应付似的“噢”了一声。在东风浩荡的历史时刻，他不过是天时的顺应者而已，但这艰难一步也需要很大勇气。为了规避“进口产品不能销到特区外”的政策，1984年5月，特发公司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9月21日正式开张，王石任经理，彻底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的“官身”。展销中心设在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二楼，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但经营业务却另有门道，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王石在自传中介绍说：“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的是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不过，“如果一家企业需要同外商进行贸易往来并用外汇结算，不仅需要具有进口许可证，还需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王石还举例说明这种比倒卖玉米更容易的“空手道”生意。1984年秋天，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声称有3000万美金的“配额指标”，汇价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比市场汇价4.2元便宜0.5元。深圳特发公司通过关系拿到3000万美金的指标，王石的展销中心又从特发公司预订1000万美金，然后凭此到中国银行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加账上现金，凑足3700万元汇给北京新时代，倒手之后，轻松净赚500万元。此后，随着外汇管制收紧，公安机关加大侦查打击力度，许多人被问询、拘留甚至判刑，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卷入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属于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的两个调查组赶到深圳查办，特发公司的领导被提请立案审查，包括王石在内的参与者被询问，当时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再掀波澜，王石“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后来因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出面保护，此事未予追究，并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化。不只是王石，也不只是外汇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被称作“倒爷”的人以灰色方式从官方手中拿到各种“配额指标”，利用各种手段将“指标”勾兑成流通差价一夜暴富。今日许多享誉盛名的商界领袖和著名企业，当年正是以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迅速在阴暗角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以致日后总有人被“原罪”的流弹击中，轮番上演“大败局”的悲剧，有些富豪还因此落马入狱。当然，王石还算坦诚，即便遭受指责、饱受诟病，他也并未刻意洗白早年发家史，更何况他并非出自私利。而且，正因为深刻认识到倒卖外汇潜藏的风险，王石积极推动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转型和变革，引入西方治理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988，王石将企业更名为“万科”，通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事业从此蒸蒸日上。这一年，万科进军房地产，王石开始书写“中国地产教父”的“道路与梦想”。任正非：栽过跟头，被人骗过任正非同样崛起于深圳，而且与王石具有十分相似的成长经历，但是在1984年，他的运气却要差得多。任正非的女儿孟晓舟曾在《华为人》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风筝》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父母响应党的号召，在深圳艰苦工作，他们住在漏雨的环境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隔壁邻居说话都能听见。”1984年，已是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两年之后，他把孟晚舟和任平（任正非的儿子）接到身边，尽管条件艰苦，但一家人总算团聚。孟晓舟的名字是16岁时自己为跟随母姓而更改的。任正非的妻子名叫孟军，岳父孟东波是一名老革命，“文革”后曾官至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任正非曾评价说：“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他无疑从岳父身上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并将这些品质融进了华为的企业文化。1984年之前，任正非的人生一直如同在苦水中浸泡。任正非的文采在企业界人尽皆知，他曾亲自撰写过一篇怀念长文《我的父亲母亲》，据说发表前还叮嘱下属不准擅自改动一字。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父亲任摩逊在抗战时期是一名热血青年，后来进入广州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任会计，为躲避战乱随厂迁至贵州。在此期间，任摩逊与程远昭结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家中长子。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长期在一所专科学校担任校长，程远昭自学成才担任中学数学老师，仅靠夫妻二人当老师的微薄薪水养活全家9口人何其艰难，任正非回忆道：“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中复习备考，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母亲心疼他，早上经常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让他安心复习，“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回想起从父母与弟妹口中抠出来的小小玉米饼，他感慨道：“我无以报答他们。”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他直想掉泪，因为弟妹们会更艰难。当时家里两三口人合用一床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铺着稻草，任正非上大学后，必须得单独拿走一条去学校，可那时布票、棉花票还实行管制，没有被单，母亲只好捡毕业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补洗净，这条被单任正非用了五年。1967年，按学制任正非应该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但当时重庆武斗非常激烈，一切陷入混乱，听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得很厉害，他扒火车赶回贵州，父亲怕他受到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离别时脱下一双旧皮鞋送给他，并再三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回到重庆后，任正非在政治运动的喧嚣和浮躁中静心学习，苦修高等数学、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第二年6月，19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分配，刚刚成立两年的基建工程兵急需技术人才，任正非因刻苦好学脱颖而出，此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穿上军装。参军不久他就随部队参加了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三线备战的重点工程之一，地点就在贵州安顺。“文革”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任正非却将此视为“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山区环境艰苦，在绵延400多公里的大山里，任正非和战友们先后完成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等几十个建设项目，但是在“文革”中，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文革”过后，一切天翻地覆，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108个重点科研项目攻关实现“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大会被称作“科学的春天”。在台下6000名参会者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时年33岁的任正非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成为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任正非说，“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2

作者：端木自在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EQ情商: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力量(时光文库)试读：版权信息书名：EQ情商: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力量(时光文库)作者：端木自在排版：昀赛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7-1ISBN：9787542934932本书由北京兴盛乐书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前言情商决定命运曾几何时，智商只有75的傻小子——阿甘，红遍了全球，带有传奇色彩的是，无论在体坛、战场、商界，还是爱情上，成功总伴随着他。这个故事在一般人眼里只是个“虚构的传奇”，也称得上是对“傻人有傻福”的经典诠释。可是，我们从他做人的原则看来，阿甘的成功，有其终极原因，那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妈妈告诉我，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下一个会尝到什么味道。”美国学者丹尼尔·戈尔曼1995年的新著《情感智力》完全可以用来解释阿甘成功之谜。在心理学界并不知名的丹尼尔·戈尔曼，是《纽约时报》的一名专栏作家，1995年，他推出《EmotioalItelligece》（《情感智力》）一书，一下子使“EI”一词风行世界。“情商”（EI）现在已经是颇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简单来讲，“情商”就是“情感智力”（EmotioalItelligece），简称情智（EI）。但多数情况下，我们简称情商为EQ，有人误以为EQ是EmotioalQuotiet一词的缩写，因为EQ与IQ对立，但是，两者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当然，IQ是ItelligeceQuotiet的缩写，但事实上，学术上是没有EmotioalQuotiet这个词的。但按习惯我们依然使用EQ这样的缩写形式。“情商”按我们一般的理解，主要指信心、恒心、毅力、乐观、忍耐、直觉、抗挫折、合作等一系列与个人素质有关的反应程度，说得通俗点就是指心理素质，指一个人运用理智控制情感和操纵行为的能力。情商是个体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品质要素。情商是一种洞察人生价值、揭示人生目标的悟性，是一种克服内心矛盾冲突、协调人际关系的技巧，是一种生活智慧。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高情商的人比高智商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民族，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上都可以看到人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这并不是坏事，如果能把自己的感情管理好，的确可以为自己增加许多成功的机会，纵目四顾，世界上有多少人受情绪所困扰？因为情绪不佳，多少人的工作、事业、家庭、生活以致人生受到影响？因此，情绪是人生中最具影响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题目，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最被忽视、最少研究的题目之一。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情感在人的智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像字典中所下的定义一样：“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够适应一些新的环境，能够找到对付他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情感在支配着智力，在这方面，情感所起的作用大概要比数十年来人们所推崇的数理逻辑能力所起的支配作用要大。对哈佛大学一些学生进行的研究证明，那些在考试中或在智商测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成功率并不比那些当时看上去并不那么突出的学生高。在个人的成功中，智商只起20％的作用，其他80％靠的是社会环境、机遇，尤其是靠标准测试所没有考虑进去的那部分智力——情感智力。“情感智力”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新，它与我们过去说的“非智力心理因素”十分接近。大家都知道，理性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思维形式。概念、判断和推理是理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理性具有内在性、自觉性、抽象性、逻辑性和过程性等特征。与理性相对应，非理性则是理性之外的人的心理因素、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具体地说，非理性是指不属于理性范围的无意识、直觉、灵感、情感、意志、信仰等人的心理因素、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关键。个人要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将自己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优化组合起来。智力打铁还得自身硬，自身的条件就是“情商”的磨练了。可以预见，未来社会的竞争将不仅是智商的竞争，更是情商的竞争。情商的水平不像智力水平那样可用测验分数较准确地表示出来，它只能根据个人的综合表现进行判断。心理学家们认为，情商水平高的人具有如下的特点：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较投入、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情感生活较丰富但不逾矩、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一个仅仅学业优异的人，未来并一定能够成功，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他能登上事业的巅峰或能开创惊天的业绩。当然，学习能力也很重要。但是，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能立足并取得成绩，仅仅依靠学习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能够适应社会的多种能力。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者，往往都具备极佳的人际关系、极强的工作能力这两个重要的特点。智商如果说是一种和生理学、遗传学有关的学说，那么，情商应该是和心理学有关的学说，它的起源一开始就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沙洛维与梅耶第一次提出了“情感智力”这个说法，他给情感智力下的定义要从五个方面看：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情感；使情感专注；控制自己的情感；对他人情感的感知；掌握好人际关系。这些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成败。如果一个人性格孤僻、怪异、不易合作；自卑、脆弱，不能面对挫折；急躁、固执、自负，情绪不稳定，他的智商再高也很难有成就。中国的一位心理学教授龚浩然先生在1985年前后就提出一个关于人才成长的重要观点：“智力正常，个性成才。”一个人智力高，只是成才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是他是否从小培养和发展了良好的个性。有一些智商高的孩子，由于没有良好的个性，一生十分平庸。如果拿十分评判成功的标准，一个人的智商占三分，情商则占七分。一个儿童，只要他具有正常的一般孩子所具有的智力，就能培养成才，关键是良好个性的培养。这里的个性指的是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包括情感、性格、气质、理想、信念、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等诸多因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风貌与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的总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智商和情商都包括在内了。这就启示我们，要从孩子小时候就高度重视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协同开发，突出做人的教育。古往今来，无人不渴望成功，也无人不存在成功的巨大潜能，然而，成功有什么奥秘？一个人智商高就一定成功，智商低的人必然失败吗？大量研究表明，一个人在校成绩优异，并不能保证其一生事业的成功。在今天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良好的成绩绝不是成功的唯一条件。在现代社会中，既要有高智商，又要有更高的情商，特别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之间求得最佳平衡；否则，就可能在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信息时代迷失方向。鉴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书，希望对您提高情商有所帮助。第一篇发现情商第一章情商——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曾经，我们总是以智商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将来是否是个人才，将来是否会有出息。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智商很高的人却让我们失望了，他们并没有成长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才，反而是因为一些小挫折、小困难就无法生存下去，成了大众的反面教材。这是为何？因为他们的情商低。情商，原来我们一直忽略了它。高校自杀事件为何频频发生2005年4月23日下午4时，北大中文系大二的一名女生从北大理科2号楼9层跳下，经抢救无效，身亡。后经证实确认这名女同学系自杀，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的。半个月后，数学系一名男博士从同样地点跳下，当场身亡。死亡原因不明，但可以肯定，一定是由于情绪或者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轻生。2005年6月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一名韩国留学生自该校公寓楼7层跳下身亡。当天下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学系一名大二女生自学生公寓4层跳下。她站上窗台的瞬间，同寝室同学曾经竭力拉她，但最终没能留住她的生命。2005年8月20日下午4时多，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在读博士生孟懿从研究所教学楼7楼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26岁的年轻生命。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孟懿在决定自杀之前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征兆，而在遗书中，他坦言自己选择跳楼来结束生命的原因是“厌世、精神抑郁”。2005年9月14日晨，北京中科院高能所28号楼下，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警方排除他杀。36岁的茅广军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德国洪堡学者和日本STA学者，在32岁时就成为了正高研究员，每个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优秀”。茅广军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2005年一年，北京高校就有15名大学生自杀身亡。2004年，北京自杀死亡的学生为19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啊！警钟已经拉响，我们必须要直面一些不愿看到的问题。这些国家培养的学子，他们的智商不应怀疑，知识水平不能否认，为什么会有这样令人惋惜的举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一本《自杀日记》一度在大中小学校的校园里悄悄地流行。可见，这样内容的一本书迎合了这些在校学子的心理需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书在那个神圣的地方有生存的土壤？问题出现之后，大家都开始思索大学生这一高智商人群的心理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何在？我们发现了“情绪”这个因素的巨大影响力。当高智商的学子在情绪上不能自控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许多心理问题，不但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相反，会对自身和整个社会产生可怕的后果。然而，作为非正常死亡的自杀，它并非肉体生命发展的自然结局，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断然抉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名著《自杀论》中给自杀下的定义是：“凡由受害者本人积极的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根据这个定义，迪尔凯姆把自杀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利己主义自杀。即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下，个体脱离社会，远离集体，空虚、孤独，丧失社会目标而自杀。第二，利他主义自杀。这往往是个人利益服从于某种集体利益所促成，如老人或病人为了不给亲属增加负担而自杀。第三，反常自杀。它主要发生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或经济危机时期，个人丧失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无法解决，或因社会变动而造成个人沉沦。第四，宿命论自杀。这是集体强加于个人的过多规定与束缚造成的，个人感到前途黯淡，压抑过大，因此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按照这些类型对当前青少年自杀现象归类便会发现，它们大部分属于第一种和第四种，此两者中又以宿命论自杀为最多。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引人深思的遗书：“那天我看电视，见采访一个放牛娃。放牛娃说，他的理想是放好牛，然后卖牛挣钱盖房子，盖了房子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孩子，生了孩子再让他放牛。事后，我想到了自己——我为什么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为什么？找一份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呢？找个好媳妇。然后呢？生孩子，让他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最后，他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没意义，这样的生命没价值。”于是，一位连续3年是校级三好学生、班长的优秀少年服毒自杀了。少年的自杀说明他有思想，有独立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可是这样一位有思想的高智商的少年，却考虑不到人生并不是这样一个单维度直线，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过程，终极的意义就是死亡了。天才的脑袋想不明白最简单的道理。高智商的大学生的情商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低。据报载，某大学生少年班的“天才”在情绪调节、心理发育上存在种种隐患，表现为孤僻、闭锁、交往障碍和智能减弱。某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的数据表明近几年该校休学的学生中，34.3％是由于心理疾病。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一个人的成才，必须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一些非智力的因素一定要考虑进来。高智商与成才之间的必然关系已经崩溃，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里。知识的重要性固然不可否认，但是，信仰与精神的力量尤其不可忽视。人才的概念不可专注于智商，正是由于高智商人群的问题令人惊异，当“情商”这一概念出现之后，立刻令人振奋，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心理学、成功学、管理学、教育学，都在讲这一概念。我们在这里要讲到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力求全面看看“情商”这一概念的应用。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成就辉煌的人生，怎样使人生有意义。如果要问，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的人生？简单地说，成功人生的意义就是成为最好的你自己。现在更多的大学生需要知道的不是如何从优秀到卓越，而是如何从迷茫到积极、从失败到成功、从自卑到自信、从惆怅到快乐、从恐惧到乐观。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渴望自信却又总是自怨自艾、渴望快乐但又不知快乐为何物的学生。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04年2月发生在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4名同学。但从马家爵被捕后与亲人、心理学家的对话内容看来，他应该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说：“姐，现在我对你讲一次真心话，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次事情以后，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错了。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可惜他是在案发被捕后才悟出的。他只是一个迷失方向、缺乏自信、性格封闭的大学生，过于迫切地希望知道如何才能获得成功、自信和快乐。实际上，成功、自信、快乐是一个良性循环：从成功里可以得到自信和快乐，从自信里可以得到快乐和成功，从快乐里可以得到成功和自信。中国社会有个通病，就是衡量个人是否成功采用的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人们对财富的追求首当其冲，各行各业对一个人的成功的评价更多地以个人财富为指标。但是，成功不是要和别人相比，而是要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的目标和兴趣，努力不懈地追求进步，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人生只有一次，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最大的影响力，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国家、帮助世界以及帮助后人，能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更有效率，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从大学二年级起，李开复就把“影响力”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当初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只身来到中国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就是因为觉得后一项工作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他的人生目标更加吻合。无论是为了真情，为了影响力，还是为了快乐、家人、道德、欲望、求知……一旦确定了人生目标，你就可以在人生目标的指引下，果断地作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独特的。最重要的是，你要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你千万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崇高”，或为了模仿他人而随便确定自己的目标。另外，尝试新的领域、发掘你的兴趣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把兴趣和才华分开，做突出自己才华的事容易出成果，但不要因为自己做得好就认为那是你的兴趣所在。为了找到真正的兴趣和激情，你可以问自己：对于某件事，我是否十分渴望重复它，是否能愉快地、成功地完成它？我过去是不是一直向往它？是否总能很快地学习它？它是否总能让我满足？我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不是和它有关？如果你能明确回答上述问题，那你就是幸运的；如果你仍未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建议：给自己最多的机会去接触最多的选择。唯有接触你才能尝试，唯有尝试你才能找到你的最爱。然后，针对自己的兴趣，制定目标，步步迈进。首先，要客观地评估距离自己的兴趣和理想还差哪些必要的要求，是需要学习一门课、读一本书、做一个更合群的人、控制自己的脾气还是别的因素，五年后成为最好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会有什么差别，或是其他方面的差距，你应尽力弥补这些差距。其次，充分发挥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勤奋、向上和毅力，努力完成目标。在制定具体目标时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目标设定过高固然不切实际，但目标也不可定得太低。任何目标都必须是实际的、可衡量的，比如，由微软公司跳槽到google公司的李开复，他在谈到自己的成功经验的时候，这样讲：“我有一个目标是扩大我在公司里的人际关系网，但‘多认识人’或‘增加影响力’的目标是无法衡量和实施的，我需要找一个实际的、可衡量的目标。于是，我要求自己‘每周和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吃饭，在吃饭的过程，要这个人再介绍一个有影响的人给我’。衡量这个目标的标准是‘每周与一人一餐、餐后再认识一人’。当然，我不会满足于这些基本的‘指标’。扩大人际关系网的目的是使工作更成功，所以，我还会衡量‘每周一餐’中得到了多少信息，我的部门雇用的人有多少是在这样的人际网中认识的。一年后，我的确从这些衡量标准中看到了自己的关系网有了显著的扩大。”目标都是属于你的，只有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制定最合适的目标，主动提升自己，并在提升过程中客观地衡量进度，这样才能获得成功，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天才”与“白痴”的一步之遥在人生道路上，以智取胜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但是心理素质在一个人成才的道路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软糖试验”，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1960年，著名的心理学家瓦特·米歇尔在斯坦福大学的幼儿园里做了一个软糖试验。他召集了一群4岁的小孩，在一个大厅里面坐下，每个人面前放了一个软糖，对他们说：“小朋友们，老师要出去一会儿，你们面前的软糖不要吃它，如果谁吃了它，就不能再加一个软糖；如果你控制住自己不吃这个软糖，老师回来会再奖励你一个软糖。”老师假装走了，在外面窥视。这群4岁的小孩，在老师走了以后，看着软糖，甜啊。有的小孩过一段时间手伸出去了，缩回来，又伸出去了，又缩回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小孩开始吃了。但是有相当多的小孩坚持下来了，老师回来过后，就给坚持住没有吃软糖的小孩奖励了一个软糖。试验结束了吗？没有，后面的过程才是重心：专家就开始分析那些没有吃糖的孩子，他们凭借什么力量坚持下来了呢？有的小孩就数自己的手指头，不去看软糖。有的把脑袋放在手臂上，努力使自己睡觉。对这些孩子，他们继续观察，继续分析，到了这些小孩上小学、上初中，他们就发现，能控制住自己的不去吃软糖的，上了初中以后，大多数表现比较好，成绩也比较好，合作精神也比较好，有毅力；而控制不住自己的，表现不好，不仅仅是读中学，进入社会之后的表现，也是如此。这个“软糖试验”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学会控制自己。这项并不神秘的试验使人们意识到，不要将智力在人生的作用方面估计偏高，在我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一定还有很多别的因素。例如，三国时期的周瑜，智商很高，领兵打仗能力可谓是足智多谋，年纪轻轻地就当了将军。最初，许多老将都不服他，这么年轻的后生怎能担当如此大任？后来火烧赤壁，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大家这才对他另眼相看。智商这么高的一个人，后来怎么死的？说来可笑，是被诸葛亮三气而死的。《三国演义》第56回就有记载，不管是真是假，它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类人，即使他是成功者，也有软肋，如果不能克服的话，那就是致命伤。孔明三气，他竟然马上昏厥，断气了。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年寿只有36岁，这应该是周瑜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最佳时刻，他本来应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的，但是他在顺利的时候趾高气昂，遇到逆境的时候，竟然抑郁成疾。总之，由于他是一个心胸狭窄容不得人、爱动怒、爱生气、嫉贤妒能的人，还多次想把诸葛亮干掉。所以，他不但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却因为过度的生气而早早地撒手人寰，可悲，可叹！可见，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是怎样的，决定了他将来能够承担什么样的大事，以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在现代社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不少神童长大后最后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有大出息，为什么？只能在性格上找原因。通常情况下，普通人的智商介于90到110之间，而智商高于130的人则被称为“天才”。有统计数据表明，“天才”在同龄人中的比率约为2％。人们常说，“天才与白痴只有一步的距离”。“高智商”有时候会被认为“低情商”，“高情商”有时也是一种“低智商”的表现。风靡世界的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天才的运动员、战士、商人，可是我们知道他从小就是被人嘲笑的白痴。他真的是白痴吗？智力的迟钝固然令人与成功有了距离，但是成功不一定永远属于高智商的天才。成功属于高智商与高情商完美结合的人。我们可以从阿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天才”与“白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执著于一点，竭尽全力，不达目的不罢休。阿甘天生就注定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上帝又是如此的公平——往往会令起点不高的人比天生优越感十足的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生活中的真实。从智商只有75分而不得不进入特殊学校，到橄榄球健将，到越战英雄，到虾船船长，到跑遍美国……阿甘以先天缺陷的身躯，达到了许多智力健全的人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有的人常常会感觉到生活的负担过重，人生道路上，面前的困难重重，因而整天垂头丧气、郁郁寡欢。阿甘呢？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心中都有一个目标在指引着他，他也只为此而踏实地、不懈地、坚定地奋斗，直到这一目标的完成，又或是新的目标的出现。没有单纯的抉择就不会没有心灵的杂念；而没有心灵杂念的人，大概才能够在人生中举重若轻。正是因为他的信念是这样的单纯，目标又是这样的清晰，即使先天不足，甚至是面前有穷山恶水，可爱的阿甘也绝对能够以一颗绝对平常的心视之，并最终一一跨过。这绝不是仅仅用“傻人有傻福”就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只有保持阿甘这种生活态度和坚强意志的人，才能够用信念减轻自己许多关于生命的重负，从而达到生命之巅、获得自己最终的辉煌。《阿甘正传》获1995年第6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改编、最佳剪辑、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导演是罗伯特·泽梅基斯。重要的是这部片子影响了一代人关于人生的思考：在我们的身边，究竟谁是傻瓜谁是天才？人们常常认为，智商高的少年与普通少年相比情商往往有缺陷，如爱独处、易怒、脾气不好等等。但德国马堡大学心理学教授德特勒夫·罗斯特教授却指出，这一偏见并无根据，“天才”少年的情商与普通少年并无明显差别。这些少年由于智力上的超常而往往被认为在生活等其他方面也具有较强能力，因此往往需要独立自主地处理更多的事情，人们对他们的要求也会比普通孩子高一些，从而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显得离群索居。而普通少年则要轻松一些，在生活等方面受到的优待相对更多。这可能是导致两者性格表现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如果一个高智商的“天才”没有正常的“情商”，这样的“天才”是站不住脚的，爱因斯坦的例子最明显。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降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小时候的爱因斯坦便对各种事物怀有强烈的好奇心。5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个指南针，那是一个儿童玩具。当阿尔伯特注视着那根指向南方的“魔针”时，他兴奋得简直坐立不安了。他觉得这个小东西是那么的神奇，当时虽然不懂得什么是磁场理论，但他却本能地感觉到，自然界蕴藏着无数的奥秘，自己正站在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的门前，于是，他从小便产生了探索大自然的强烈欲望。凭着自己的高智商，爱因斯坦在科学上提出的理念非常新颖、不可思议。直到今天，他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相对论，关于微小粒子的理论——量子论等，仍极大地影响着科学家对原子和宇宙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天才”，但爱因斯坦肯定当之无愧。他的理论几乎改变了物理学的每一个范畴。如果没有这些理论，现在的激光、电视、电脑、宇宙航天和其他很多事物根本就不会出现。但是，爱因斯坦在童年的求学时期并不愉快，老师们都认为他并不很聪明，对待他也很不友善。一次，教师送来了他的成绩报告单，他的父亲看了感到很痛心。老师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智力迟钝，不喜欢同人交往，老是糊里糊涂地在自己的梦呓中游荡。”同学们还给爱因斯坦起了一个绰号——“孤独小老头”。但阿尔伯特并没有察觉到长辈的担忧，他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观，他的心智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想要奔驰。他觉得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来探索这个世界的，他不需要什么伙伴。他在花园里玩耍，或者在街上边走边唱自己编的歌曲，他难以置信地过着快乐的日子。情商的锻炼与艺术的修养密切相关，爱因斯坦对音乐的迷恋不亚于对自然的痴迷。爱因斯坦的母亲是位颇有才华的钢琴家，在母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他从6岁开始学拉小提琴。音乐使他兴奋异常，每当他的母亲在钢琴上弹奏一曲莫扎特或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出神地听着。虽然他精于音乐，但很多学科的成绩都很差。可是，他对数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2岁到16岁这段时期，爱因斯坦熟悉了数学的基本原理，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久，他的数学和理论科学的专长得到了公认。1896年，他进入联邦工技学院物理数学系就学。4年后毕业。直到1902年，他在伯尔尼专利局找到了一个“三级技术鉴定员”的职位，他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伏案计算着数字，而心里却梦想着天上的群星。他告诉他的女朋友：“我一直在试图解决空间和时间的问题。”1905年3月，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提出了量子学说，成功地解释了经典物理学所无法解释的光电效应，开拓了量子力学领域的研究，这也使他在1921年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06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论运动物理的电动力学》，这一理论的创立，不但揭示了力学运动和电磁学运动在运动学上的本质统一性，而且也为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的另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普朗克写信对爱因斯坦说：“您的理论将要带来的是如同曾经为哥白尼的世界观所进行的战斗。”并推荐爱因斯坦于1908年成为了伯尔尼大学的副教授。但是普朗克没有意识到相对论给物理学带来的深刻变化。爱因斯坦以时空相对观念取代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向束缚人类几千年的经验和流传科学界近300年的权威提出了挑战。1919年的日全食观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作出的预测吻合，11月10日《纽约时报》以“天上的光全是歪的，爱因斯坦的理论胜利了！”作为醒目的标题发表。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重于一切。科学就是他的生命，他虔诚地为此献身。直到晚年，探求上帝的微妙、寻求秩序和谐的自然法则的愿望仍盘踞在他心中。因此，我们对于“天才”的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智力的高低，“情商”因素的影响绝对不能忽视。爱因斯坦的心境可以说是一种执著与痴迷、平静而辽远的，并且在音乐艺术的世界里，他能找到自己的心灵家园，他不会孤独、寂寞、绝望、忧郁成疾。这些所有的“情商”因素对他的成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的人才观念横空出世——情商菲尼亚斯在一次事故中脑部受到了重创，受伤后的菲尼亚斯在智力上没有发生变化，但他的心理上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现象引导人们揭开了情商的秘密。这是一个寒冷而潮湿的黎明，是菲尼亚斯·盖奇准时上班的最后一天。作为一个工头，他率领着同事们承担了修建横穿佛蒙特州的伯灵顿铁路的任务。他们已经工作了18个月，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征服由岩石形成的难以逾越的地形。在公司中，菲尼亚斯是一个最有效率和最有能力的工头。他制定的纪律和工作的热情确保工程能按时完工，他所接受的社会赞誉让他非常喜爱他管理的团队。“一个敏捷、机智的商人”，他兑现着他的诺言，避免去本地酒吧饮酒作乐，与家人和朋友相处融洽。像往常一样，菲尼亚斯和他的同事们一点一点地整平道路，沿着高低不平的地形按照要求的进度来回穿梭进行爆破作业。根据经验，菲尼亚斯用惯用的那根来捣紧炮泥的铁棒填塞炮眼。在继续下一个来回之前，菲尼亚斯发信号给他的助手往炮眼中填充沙子——当用铁棒填塞炮眼的时候，沙层可以保护火药不会太早爆炸。当菲尼亚斯转身开始下一个来回时，他被身后刺耳的喧闹震住了。他从右肩部往后瞟了一眼，看到坑中的伙伴已经打翻了一块大石头，他们正在用一台起重机把大石头往铁路平板车上转移。菲尼亚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这次挫折表示遗憾，然后继续完成他捣炮泥的操作。而他的助手已经完全被嘈杂声转移了注意力，未能往炮眼中填充沙子。菲尼亚斯的铁棒与炮眼洞壁的岩石发生摩擦，所产生的火花点燃了底部缺乏保护的火药，爆炸的冲击力把菲尼亚斯的铁棒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铁棒在他的左眼下方戳入了他的脸庞，继续往上走直至他的头顶并穿了出来，冲掉了他整个前面部分的脑髓。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经过哈洛医生精心治疗，最后他身体上的伤口愈合了。这次事故除了在他的左眼留有伤疤和左眼视力受影响之外，其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菲尼亚斯的幸存和快速康复使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困惑。但是当他试图像往常一样返回公司时，他的同事们意识到现在的菲尼亚斯与他们过去认识的菲尼亚斯不一样了。首先是他的性情与以前不一样了，他像一个水手一样咒骂，经常随心所欲发出相互矛盾的命令；过去从来不迟到的他现在对工作漠不关心。曾经称赞他是最能干工头的承包人被迫终止了对他的雇佣。在菲尼亚斯发生事故后生活的11年里，他明显地改变了性情。哈洛医生的详细记录描述了菲尼亚斯行为的全部变化：“这次伤害看来破坏了他在智力和感觉之间的平衡关系。他现在的表现反复无常，间歇性地不尊敬他人，没有耐心，摇摆不定……”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但是那些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敏捷、聪明、精力旺盛和百折不挠的实业家的人，认识到了他心理上的变化。他的内心已经无法找到平衡。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菲尼亚斯的情商在发生事故的那个上午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大脑。捣炮泥的铁棒除去了他脑髓的前面部分，也随之带走了将他受到的刺激和情绪转变成合乎逻辑的行动的能力。菲尼亚斯成为了一个只是能行走、能交谈、有知觉的人，但却是一个非常缺乏自我控制的人。他的智力完全正常，能够做复杂的数学题，也能够知道修建铁路的种种细节。他遇到的那些人以为他的粗鲁的冲动行为只是他个性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以前的熟人知道他从前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发现这个菲尼亚斯是一个失去理性的古怪的人，每次的冲动和情绪都仿佛要产生瞬间的任性行动。在一片众生喧哗中，“情商”如此令人猝不及防的横空出现，它扯着嗓子来到我们的身边。一时间众多的“情商”书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情商”概念的问世，的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惊异于一个未知的开发领域。情商的创始人塞拉维博士和梅耶博士说：“EQ已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美国《读者文摘》更是坚定地向读者反问：“掌握了EQ，还有什么不能利用的呢？”美国《时代周刊》甚至宣称：“如果不懂EQ，从现在起，我们宣布：你落伍了！”美国有了《EQ》月刊，它倡导人们：“做EQ测验吧，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美国EQ协会也迅速成立，它以研究和宣传EQ的作用，证明它的重要性为目的。该协会的宣言是：“让我们再进化一次，成为智慧的上帝！”近年来，国外心理学家们又提出了“新情商”的概念，为EQ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几乎每一本关于“情商”的书上，都有这样的字眼：“智商已经属于其次地位”、“情商决定一切”、“没有情商，就没有成功……”最起码都要在各自的封面或封底书写着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该书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人生经典”，或者说是一部成功学著作，它要揭示的是人生成功的奥秘。在这些良莠不齐的著作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人生的启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EQ，到处都出现了EQ，大致有以下几类。1．自我EQ自我EQ包括自我认知、自我察觉、自我肯定、自立和自我实现。自我EQ高意味着我们可以清晰了解自己的感觉，独立、专注、自信，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并影响到他人。2．人际EQ人际EQ包括同理心、社会责任和人际关系。人际EQ水平表示一个人是否有熟练的社交技巧，是否能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并很好地和他人沟通互动。3．适应EQ适应EQ包括现实判断、灵活性和问题解决。适应EQ水平表示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能否理解问题的实质，并拿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4．压力管理EQ压力管理EQ包括压力忍受和冲动控制。压力管理EQ高的人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既不会因沮丧或焦虑而意志消沉，也不会因愤怒而丧失理智。能自我激励，并能面对挫折咬紧牙关挺住，为了最后的目标疏导自己一时的冲动。5．心情EQ心情EQ包括乐观和幸福。心情EQ测量的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和满意程度。乐观积极的生活信念帮助我们应付压力，解决困难等等。确切地说，“情商”就是情感智力（EmotioalItelligece），它分为四个方面：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和社会技能。每个方面又有各自具体的特征，它们包括：察觉情感、正确的自我评价、自信、自我控制、值得信赖、良知、创新、适应力、动力、承诺、主动、乐观、了解他人、服务导向、协助别人发展、善用多元资源、政治敏感、影响力、沟通、冲突管理、领导力、改变、建立关系、合作及团队能力。人类智能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最精确、最惊人的成就评量标准是情商，情商高的人在人生各个领域都占尽优势，情商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能力。所以，在这个风险与危机四伏的社会中，没有高素质的情商，那将很难处理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依据以上的情商类型，要想成就自己，除了要具有高智商外，以下的几种情商意识的运用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一，竞争、合作意识。个人若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或者说生存意识），则难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站稳脚跟，不过一味强调竞争，也可能走向反面。尤其是将要踏入社会竞争的青年，应该认识到，合作是第一位的，竞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合作。第二，个人形象意识。个人的外在形象，内在气质的修养，对于个人的成功也是举足轻重的。并且，员工的个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整体形象，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的最基本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全员公关，要求每一个员工为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努力。第三，角色转换意识，快速融入企业环境。多数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人员都认为，角色转换慢是影响人们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现在的企业可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企业招聘员工进来，就是需要他迅速适应工作环境，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为企业创造效益。若等个一年半载才进入状态，恐怕再“耐心”的企业也会对他没兴趣了。所以，迅速转变自己的角色，适应自己的岗位，将决定你的职业能否赢在开始，这和一个人的适应能力相关。第四，爱自己的工作，有敬业精神。诚然，当今的社会是个人才流动频繁的社会，我们再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但是，不管工作岗位怎么换，敬业精神总归是要有的。干一行爱一行，永远都是一句忠言。没有热情永远不可能成功，后面我们将会举出许多成功的例子，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学习的地方。第五，不断学习的意识，要常常吐故纳新。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一日千里，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更是如此。相应地，企业也会要求员工有广阔的胸襟、开阔的视野，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来事物。在逆境与危机中，情商的力量更不能忽视。情商高的人，永远不会被危机打倒。一家制造公司的老板突然被告知，他们公司在每一笔银行贷款上都有错误，还说他们无法偿还贷款，也无法为员工支付工资。很快，包括公司5名顶级销售员的团队都跳槽了，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麻烦的是，他年迈的父母还在用他的银行支票，他不得不坐在年迈的父亲身边，听银行的人仔细解释他的公司财务状况怎么会在将来的36个小时内完全垮台。当他回家告诉妻子，希望一起在几个小时内，也就是在自己建立起来的事业被破坏掉之前想出解决的办法来，妻子说：“那是你的问题。”然后她离开了，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困难接踵而至，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而且肯定会影响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他那积极向上的品格扛住了这些飞来横祸的袭击。他打电话给私人朋友借款，并把团队成员集合起来，制订出“逃生策略”，让他们能够还清债务、重建公司。多亏了这一“策略”，他的公司目前正在赚取空前的利润。勇敢地面对危机，奋力走出危机，就会看到前面一片光明，然而，人在危机之中往往很容易后悔，容易放弃。以下方法能使你改变这种思维方式，转而向前看，只要这样做了，你的情商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1）调高自己的人生目标。中国有句谚语：“立大志者成中志，立中志者成小志，立小志者不成志。”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他们之所以达不到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太小，而且太模糊，使自己失去动力。如果你的主要目标不能激励你的想象力，目标的实现就会遥遥无期，因此，真正能激励你奋发向上的是：确立一个既宏伟又具体的远大目标。（2）离开舒适区。鲁迅讲过：“生命容易被安逸的生活所累。”我们要不断寻求挑战，激励自己，提防自己，不要躺倒在舒适区。舒适区只应是避风港而非安乐窝。它只是你迎接下次挑战之前刻意放松自己和恢复元气的地方。（3）把握好情绪。“冲动是魔鬼”，人生长恨水长东，不高兴的时候总会有的，做好心理准备。人开心的时候，体内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从而获得新的动力和力量。但是，不要总想在自身之外寻开心。令你开心的事不在别处，就在你身上，学会发现快乐，尤其是在不如意的时候。因此，寻找自身的情绪高涨期用来不断激励自己。（4）加强排练。俗话说得好，“有备无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危机，一定要做好准备，先“排演”一场比你要面对局面更复杂的战斗。如果手上有棘手活而自己又犹豫不决，不妨挑件更难的事先做。生活挑战你的事情，你定可以用来挑战自己。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开辟一条成功之路。成功的真谛是：对自己越苛刻，生活对你越宽容；对自己越宽容，生活对你越苛刻。（5）走向危机。要坚信自己可以“在烈火中永生”，危机能激发我们竭尽全力。无视这种现象，我们往往会愚蠢地创造一种追求舒适的生活，努力设计各种越来越轻松的生活方式，使自己生活得风平浪静。当然，我们不必坐等危机或悲剧的到来，从内心挑战自我是我们生命的源泉。（6）迎接恐惧。我们不是超人，一定有许多恐惧的东西，但是，世上最秘而不宣的体验，是战胜恐惧后迎来的是某种安全和利益。哪怕克服的是小小的恐惧，也会增强你对创造自己生活能力的信心。如果一味想避开恐惧，恐惧会像疯狗一样对你穷追不舍。此时，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双眼一闭假装它们不存在。“智商”与“情商”的异同简单来讲，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1．生理的与心理的智商是与生俱来的，属于大脑的固有结构，因而是生理范畴；情商是一种精神状态，属于意识与心理范畴。2．先天的与后天的智商是天生的，是有遗传因素的，我们只能通过后天的勤劳来补“拙”；情商是后天的，与生活环境有关，可以通过精心的训练来提高。因此，智商在一生中变化是很少的，从小差不多就定了。情商最基本的技能是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它会随着人的自然成长而提高，情商是可以学习的。最新脑科学研究证明，大脑中管情感的区域，到20多岁才成熟，这就给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自己情商的机会。人可以通过努力，在自我意识、自我控制、对他人的理解等方面做得更好，所以美国很多学校现在开了这方面的课程。3．必然的与偶然的智商常常被人认为是人生的必然，我们不能改变多少，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得了的；情商好像偶然性比较大，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要认清自己，看看自己在情感智力的哪个方面比较薄弱，比如你是不是容易被激怒？是不是做事不果断？是不是不敢站出来争取机会？然后要不断练习。开始时，可能会觉得很不自然、不舒服，觉得好像不是你。就像打保龄球一样，需要不断练习。4．重要的与次要的这是一个变化的观点，在情商还没有问世的时候，智商一统天下，现在，在重重精神危机与压力下，情商的重大作用压倒了智商，成为人才的衡量标准，只有了解了两者的不同，才能充分利用两者的各自优势，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游刃有余，处乱不惊。生活中很多非常聪明的、天才的专家，但他们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没法让人接受自己的想法，那需要另一套才能，这就是情感智力。如果你在研究发展部门工作，IQ是重要的。但你的好想法、好点子要进入市场，就不能靠你一个人，你得组建团队，说服别人，把它推向市场，这就与情商密切相关了。如果想把两者量化，智商已经有完善的量化标准，但是，对于情商，是很难直接测量的，首先它是人的自我意识。很多人都是缺乏自知之明的。另外，我们都想给他人一个好印象，就会装出一些东西来，因此测量起来就比较困难。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让受访者讲故事，然后由一些专家进行量化，看你有多少情商的胜任特征。智力商数是指衡量智力测验者的成绩标准。智力到底指人类的什么能力，历来众说纷纭：思维能力、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对新情境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抽象推理、认识和作出论断的能力等，都可以归为智商。一般意义上，人们往往将智商高低与其接受学历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相联系，如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智商高的人，除了要有广泛的专业技能，一定是业务过硬、能力强、本事大的人。现今社会将更加需要计算机开发与应用、产品营销、管道工程、电子工程等方面的人才，没有过硬的技术才能或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必然会被市场竞争淘汰。其中数字与计算能力并非是理工科才必备的，绝大多数人才都应当具备，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公司运作的衔接通畅都离不开数字与计算。此外，了解并会维护各种系统，包括从计算机系统至产品销售甚至水管维修系统，也十分必要。新的职业结构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顶尖职业需要怎样的能力结构呢？第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与主动性。这是任何组织、企业公司员工都需要的技能。富于想象力，有利于收集并获得广泛、大量的信息与知识；想象力还可以开拓思维方法及观察的视野，换句话说，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带动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能广泛地搜集信息和理解它们并将之用于引导公司走向未来；能使公司平稳地运作，以获得长期的高额利润；使公司从窘境中解脱出来。美国曾经有一本畅销书《把信送给加西亚》，在这个“送信”的传奇故事中，那位名叫罗文的英雄接到麦金莱总统的任务——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决定战争命运的信，他没有任何推诿，而是以其绝对的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主动性完成了这件“不可能的任务”。他的事迹100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以主动性完成职责，无数的公司、机关、系统都曾人手一册，以期塑造自己团队的灵魂。如今，“送信”早已成为一种人们忠于职守、履行承诺、敬业、忠诚、主动和荣誉的象征。这个故事传达的理念影响力之大是不可想象的，足以超越任何理论说教，它不局限于个人、企业、机关和一个国家，甚至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正如该书的作者阿尔伯特·哈伯德所说：“文明，就是充满渴望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故事的主人公罗文向我们表示：“我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下定决心，做一个高标准的选择。可能事情会拖累我的，可能我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深陷困境。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落入了沼泽地，我不得不匍匐前进，有时候处境都令人绝望。但是，只要我还能够往前迈出一步，我就不会放弃，绝不会屈服。逃避不是我的选择。我会在完成任务中，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追求完美。即使跌倒，我也会再爬起来，抖落尘土，继续努力，直到成功！”我们每个人应该扪心自问：“我是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吗？如果我仅仅知道他在古巴的丛林中，我能够找到他吗？如果我不认识他，也不知他在哪里，我能把信送给他吗？”只要你明白，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用心追求目标，你就一定能成功。现在我们都善于寻找借口：为什么不能做期望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分内的工作做得更完美？诸如此类。我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吗？如果有人让我给加西亚送信，我想我能够做到。这并不是自大，这是自信。我只知道如果你交给我一封信并且说“把它送给加西亚”，我就一定会送到。同样，你也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做到最好！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成功，千万不要相信它。对这样一些话，你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你的成功。选择在于你！成功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选定目标，作出决策，然后采取行动，坚持下去，成功就不言而喻。第二，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曾经一向被认为是少数领导人士才要求具备的组织能力，如今也会成为选择职员的重点。不仅仅是领导，即使是普通的员工，也要有较强的组织统筹能力。现在的工作已经系统化，比如说设置工作流程、制定市场营销方针、统一调拨财力物力、协调分配任务等都需要高标准的组织规划能力。人的能动性要得到充分发挥，而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模式。组织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许多部门需要在物资供应、工作程序以及贸易往来、财政机遇等诸多方面予以组织或重新组织。第三，要有文理贯通能力。文理贯通要求员工学会利用个人天赋提高工作经验，各种知识的融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文科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学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做人的修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以其亲身实践和深刻体会，指出了文化艺术修养对于科学创新的重要作用。人的宏观视野、形象思维、感情、想象和情怀这些“情商指数”，与艺术教育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艺术修养高的人，更具备对自身的感知力和对冲动和愤怒的控制力，在挫折和失败面前能够保持镇静，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勇气，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科学研究、科学创新必备的素质。第四，要有说服他人的能力。说服与交流能力即语言能力，懂得如何表达信息和思想，并能够听取他人的信息与思想。公司间的交往要求职员能应付越来越多的人际关系并具有越来越高的游说能力。同时，在本来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内部的交流显得更加重要，尽管惜时如金，但没有交流就缺乏动力和发展的源泉。今天，一个有成效的工作人员应当善于向他人介绍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说清楚自己的观念，使人能理解并支持某一特殊见解。智商十分重要，情商亦必不可少。这些新的能力，其实就是情商的表现，成功的秘密在情商，在戈尔曼的第二本书《工作情感智力》中，他引用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数百个大公司和政府部门，这些数据都证明了情商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把人分为两组，一组是一般的工作者，另一组是作出杰出业绩的人，然后进行比较，总结出杰出人士的一些胜任特征。结果发现，这些特征都与情感智力有关。数据表明，智商和技能，两者的作用加起来，还不如情商的作用大；而且职位越高，情商的作用越大。在高层领导中，情商的作用差不多达到85％。认识到这点以后，现在相当一部分美国公司，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聘任领导人时不仅仅是看他的IQ，还要看他的EQ，比如他的自制能力如何，他是否善于倾听，是否具备同感的能力。一般学校里不讲EQ，但成功的秘密在EQ。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已经转变很多。美国两家最好的商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说，以前对考试的分数看得太重，现在要有所转变。智商显示一个人做事的本领，情商反映一个人做人的表现。智商和技能相关，它能决定你可以做什么事，比如你能不能做记者、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这些职业都对智商和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它决定你是否能处理复杂多样的信息，应对复杂的概念。但是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一般都有这个职业所需要的基本能力。这时，区别一个人能否成功，IQ就不起作用了，而EQ则成为判断一个人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所以说，在社会中，智商决定了我们的职业，在职业生涯中，情商决定了我们能否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今后的社会和任何行业中，人人不仅要会做事，更要会做人。情商高的人，说话得体，办事得当，才思敏捷，“人见人爱”，取得成功的机会要大于情商低的人。情商与成功之间运用情商原理透视成功的话题实在太多，例如现代成功企业家的风险意识、创新意识、统御意识等等早已被人们归纳概括的几条秘诀无一不与情商直接关联。现实生活中高情商的人才（智商有可能并不高）取得辉煌业绩的故事同样不胜枚举。在美国工商界，“智商使人得以录用，情商使人得以晋升”的用人准则已经深入人心，情商的重要性都应当超过智商。美国有一个企业，它有专门调查、咨询、研究的机构，他们组织调查了188个公司，对每个公司的高级主管进行了智商与情商的测试，想了解他们的智商情商和他们的工作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一调查的结果十分令人惊讶，情商的影响力是智商影响力的9倍！智商差一点的人，如果拥有更高的情商指数，完全可以获得成功。我们未来的社会是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遇到的是快节奏的生活，高频率的工作负荷；再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人们普遍感到心里的压力很大；再加上天灾人祸，还有纷繁复杂的社会，只有高智商，应付起来显然力不从心，还必须有高情商才能够适应这样的社会，应对自如，才能自我管理、自我调节。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某保险公司曾雇佣了5000名推销员，并对他们进行了职业培训，每名推销员的培训费用高达3万美元。谁知雇佣后的第一年，就有一半人辞职，4年后这批人只剩下不到1/5，原因是，在推销保险的过程中，推销员要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被拒之门外的窘境，许多人在遭受多次拒绝后，便失去了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耐心和勇气。那些善于将每一次拒绝都当作挑战而不是挫折的人，是否更有可能成为成功的推销员呢？于是，该公司向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马丁·塞里格曼讨教，希望他能为公司的招聘工作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塞里格曼教授是以提出“成功中乐观情绪的重要性”理论而闻名的，他认为，当乐观主义者失败时，他们会将失败归结于某些他们可以改变的事情，而不是某些固定的、他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他们会努力去改变现状，争取成功。接受该保险公司的邀请之后，塞里格曼对15000名新员工进行了两次测试，一次是该公司常规的以智商测验为主的甄别测试，另一次是塞里格曼自己设计的，用于测试被测者乐观程度的测试。之后，塞里格曼对这些新员工进行了跟踪研究。在这些新员工当中，有一组人没有通过甄别测试，但在乐观测试中，他们却取得“超级乐观主义者”的成绩。跟踪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一组人在所有人中工作任务完成得最好。第一年，他们的推销业绩比“一般悲观主义者”高出21％，第二年高出57％。从此，通过塞里格曼的“乐观测试”便成了该公司录用推销员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塞里格曼的“乐观测试”实际上就是情商测验的一个雏形，它在保险公司中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证明与情绪有关的个人素质，在预测一类人能否成功中起着重要作用，也为“情感智商”这一概念和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实践上的有力支持。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塞拉维和新罕布尔大学的约翰·梅耶于1990年首次提出了“情感智商”这一概念，情感智商指的是把握自己和他人的感觉和情绪，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区分利用，来引导一个人的思维和行动能力。情商的作用不是单独体现的，情商的高低决定一个人其他能力（包括智力）能否在原有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5 情商 智商 财商 逆商 德商 情商 智商还有什么商

作者：(俄罗斯)瓦西里·格罗斯曼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生活与命运试读：《生活与命运》瓦西里·格罗斯曼（BacилийГoccмaн），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开始写作，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世界上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年代，《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瓦西里·格罗斯曼作为随军记者在德国北部城市什未林，1945年。格罗斯曼与母亲、女儿，摄于约1940年。1941年，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死于别尔基切夫大屠杀。图片提供：TatiaaMeaker格罗斯曼与母亲，摄于1913或1914年。图片提供：IriaNovikova新版序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Su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daGra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梁文道2015年7月于北京译者序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部禁书。斯大林时期禁书很多很多，勃列日涅夫时期也不少，比较开明的赫鲁晓夫时期禁书不多，主要的就是两部，一部是《日瓦戈医生》，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日瓦戈医生》有幸在国外很快出版，并因而使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金。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一直未能出版。其遭遇比《日瓦戈医生》更苦、更悲惨。格罗斯曼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伟大作家。正因为如此，他一生坎坷，他的作品的遭遇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在熟悉苏联文学的我国读者中，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瓦西里·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犹太裔作家。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卫国战争之前，著有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卫国战争开始后，以《红星报》军事记者身份上了前线。在前线深入实际采访的同时，还勇敢地参加作战。1942年写出反映苏联人民英勇奋战的中篇《人民是不朽的》，因而蜚声文坛。1943年开始创作反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两部曲。1952年两部曲的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赞誉。诗人巴让说，这是一部富有人性的、思想深刻的、不说恭维话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建立伟大功绩的主要是人民群众，不是像另外一些作品那样，把一切功绩归于斯大林。正因为此，这部作品一方面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赞誉，另一方面，很快就受到官方评论界的严厉批判。1956年起，格罗斯曼的作品不准再版，格罗斯曼的名字从此在文坛消失。格罗斯曼以顽强的毅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创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两部曲的第二部，并于1960年完成。这便是本书《风雨人生》。这已经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文学解冻已经开始。然而第二部的遭遇却更为悲惨。他把第二部手稿交给《旗帜报》编辑部。有几家报纸已经刊出小说的片断，本书出版的消息和广告都已发出，作家和读者都在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这部作品出版。但是因为《旗帜报》编辑部怕负责任，把这部作品上报。结果，保安机关抄了格罗斯曼的家，把所有的底稿抄走，全部焚毁，彻底消灭。苏斯洛夫说：这样的作品也许过二三百年才能出版！作者也在1964年患癌症不幸病逝，未能看到这部凝聚了全部心血的作品问世。但是，这部作品的一份复写稿侥幸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拍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国，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嗣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引起很大的轰动。评论家称之为：“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风雨人生》于1988年在苏联出版后，引起热烈的反响。苏联评论家写道：“我们的评论家们常常叹息：为什么见不到描写1941至1945年战争的《战争与和平》？瞧，这就是！”有的作品，曾经红极一时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失去色彩；有的作品，曾经被压制、被扼杀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书之所以遭禁，往往是由于书中触及了一些不能触及的问题，或者其中某些观点与当局的观点相抵触。历史上，当统治者走向历史的反面，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便划定界限，设置幕障，不准透过幕障观察问题，不准说界外的话。格罗斯曼却透过帷幕、透过迷雾观察事物，说话只顾事实和真理，不顾界限，因而触怒了当时的领导层，因而这部作品成为超级禁书！格罗斯曼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语和思想发表了极其深刻、极其朴素的见解。是的，极其深刻，又极其朴素、极其简单。译者原来以为，深刻总是高深、深奥、复杂的同义语，是朴素、简单的反义词。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单！格罗斯曼本来就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斯大林去世，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知识界思想渐渐得到解放，格罗斯曼，则是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列。因此写作第二部时的思想深度又与写作第一部时大不相同。第二部中虽然有些人物仍是第一部中的人物，但事实上已经是另一部作品了。作品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中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活动为主线，描绘出从前线到后方、从战前到战后、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基层、从莫斯科到柏林、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斯大林的劳改营……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正因为作家有敏锐的目光、无所畏惧的胆量和深厚的功力，他所描绘的画卷是真实的。评论者称《风雨人生》是当代的《战争与和平》，就是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当代社会生活画卷。作者运用的是传统的手法。用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手法写出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那些粉饰苦难现实的作品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当人民处在苦难中的时候，特别需要作家的真诚和勇气！格罗斯曼和广大人民一起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经历了1937年的所谓肃反运动，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眼见广大人民用鲜血换得胜利之后，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作家洒着眼泪书写历史事实，探索苦难根源。我和老友冀刚合作翻译了《日瓦戈医生》，现在我又翻译了《风雨人生》。这是两部最著名的反思作品。但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帕斯捷尔纳克是真诚的，是有良心的作家，但他写作《日瓦戈医生》，只是一种叹息和悲伤，谈不到反思。格罗斯曼则不仅有真诚和良知，而且更有勇气，更有认识的勇气、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写作《风雨人生》，不仅旨在创作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而且旨在进行深沉的反思。在所有的反思作品中，《风雨人生》是最应该称作反思作品的。格罗斯曼的观点并非今日苏共领导的观点。而《风雨人生》今天能够在苏联出版，任凭评论界和广大读者评说、赞誉，这说明今天苏共领导的开明。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许是鉴别人民政府与独裁政府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一生译过不少苏联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一部是《静静的顿河》，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了。这部作品并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处处扣人心弦。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力冈1989年6月10日于安徽师大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英］罗伯特·钱德勒著李广平译1905年12月12日，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出生于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Berdichev），当时那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之一。他父母都是犹太人，起初给儿子起名叫约瑟夫（Ioif），但是这个名字一看就是犹太名，于是就改为俄语里对应的名字，叫瓦西里（Vaily）；他们家境殷实，早已融入当地社会。瓦西里年幼的时候，父母好像就已经离异了，他由母亲抚养长大，还有一位有钱的舅舅出钱帮助他们。1910年到1912年，瓦西里和母亲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内瓦。他母亲名叫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YekateriaSavelieva），后来做了法语教师，所以瓦西里一辈子法语都非常出色。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辅上中学，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上学，化学专业。入学不久他就意识到，文学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但是他对自然科学从未失去兴趣；《生活与命运》的中心人物维克托·施特鲁姆是一个核物理学家，这并非没有缘由，而施特鲁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画像。大学毕业后，格罗斯曼搬到了顿巴斯（Doa），那是个工业区，他先是在一个矿区当安全检查员，后来又在一所医学院校当化学老师。1932年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别尔基切夫市》，得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艾萨克·巴别尔等不同作家的赞誉。那一年，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格留考夫》，写的是顿巴斯矿工的生活。1937年，他加入了声望极高的苏联作家协会，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1937年至1940年发表）获得斯大林奖提名。文学批评界常把格罗斯曼的人生分为两部分。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Todorov）就认为，“功成名就的苏联大作家，彻底脱胎换骨的仅格罗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显著的。身为奴隶的他死了，一个自由人诞生了”。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但是，若把他前后绝对区分开来，说他三四十年代是一个“从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还写出了《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那可就错了。《格留考夫》今天读起来也许会显得沉闷，但是在当年，一定具有惊人的力量。1932年，高尔基对初稿颇有微词，说是“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是个苏联的暗语，凡是写出来的东西太真实，暴露了苏联的现实，有碍观瞻，统统说是“自然主义”。高尔基报告的结尾建议作者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要证实的是什么真理？我想要哪种真理胜出？即使是在那时，看到高尔基对真理的犬儒态度，格罗斯曼想必一定是厌恶的。然而不容否认，高尔基的直觉很有两下子；格罗斯曼对真理的爱将来会带来什么遭遇，似乎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几年以后，格罗斯曼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四天》，里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抄没以后，格罗斯曼居然给赫鲁晓夫写信，说：“我书里写的是我过去信仰的，并且现在继续信仰的东西。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格罗斯曼身上的某些东西——对真理的爱，或许还有批判的智慧——不仅令高尔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斯捷潘·柯尔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样，已经够正统的了，但斯大林还是把它从斯大林奖金提名作品的名单上划掉了。他一锤定音，说这本小说写年轻的革命者，实际上是“同情孟什维克”。其实，格罗斯曼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殉道者；不过，在大恐怖时期，他显露出了相当大的勇气。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Mikhailova）被捕了。格罗斯曼立刻收养了奥尔加与前夫鲍里斯·古贝尔（BoriGuer）所生的两个儿子，古贝尔此前一年已被逮捕。如果不是格罗斯曼动作快，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到拘押“人民敌人”子弟的劳改营里去。接着，格罗斯曼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头子叶佐夫（Yezhov）写信，说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现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贝尔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应该拿她是问，他们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那年晚些时候，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释放了。格罗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评论说：“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可在当时，胆敢给国家首席刽子手写这样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格罗斯曼好几篇描写逮捕和检举的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笔写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格罗斯曼的不同政见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的事件，一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一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一封公开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办这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了名。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一时的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adrTvardovky）有过争执，头脑不怎么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把极权社会错综复杂的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的艰难：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的失策。他最自责的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的30000名犹太人的大多数。格罗斯曼死后，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的母亲的，一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另一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的，除了信还发现了两张照片。格罗斯曼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我总在想，你是怎样死的，是怎样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几十次，也可能想了几百次，杀害你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样，那人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我知道，当时你心里一直都在想着我。”有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的合影，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小孩儿；另一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的尸体身上取下来的，照片上是一个大坑，坑里有几百具裸体的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的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了。书中的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AaSemyoova）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形象，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的悲叹之声中，我不知道有哪个比这一封信更令人动容。格罗斯曼也许把战争当做了赎罪的机会。他不顾视力不好，健康欠佳，报名参军想当一名普通士兵。结果，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评，其坚韧勇敢给几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报道了所有的主要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的文章。成群的前线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从唯一一份《红星报》大声朗读报纸的内容；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他记得“登载着格罗斯曼和爱伦堡文章的报纸被读了又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没有哪个记者像格罗斯曼那样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格罗斯曼语）。他的记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见了，很可能会治他死罪。有些话对军队高官们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报道居然不顾禁忌，把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记录了下来。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与命运》里再现了出来。早期的笔记有这么一条：“前线的气味通常是停尸房和铁匠铺那两种气味兼而有之。”格罗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没几天就发回了报道：“落日余晖照在广场上，有一种阴森怪诞的美：浅粉色的天空透过成千上万空洞的窗口和屋顶朝外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用俗气的颜料写着：‘光辉大道。’”格罗斯曼采访从来不记笔记，或许是怕吓着被采访的人。他喜欢凭借过人的记忆写稿。他能让各行各业的人，不论男女，都信任他：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以及在德国占领区冒着被治罪的危险继续授课的学校教师。《红星报》总编辑奥滕伯格（Orteerg）写道：“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都很惊讶，格罗斯曼居然让师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亚人和他一谈就是六个小时……格罗斯曼问什么，他都毫无保留地奉告。在这战事危急的关头，师长还这么有问必答。”奥滕伯格还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没催过他，因为都知道他是怎么干活的。不管条件多么差，不论是在一灯如豆的破棚子里，还是在野地里，不论是躺在床上，还是在满屋子人的农舍里，他都能写下去，但写得很慢，他始终全神贯注，投入了全部精力。”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降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格罗斯曼当时随军报道。他听说在巴比谷（BaiYar）有十万人惨遭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过了不久，在别尔基切夫，他得知了母亲遇害的详情。《旗帜报》（Zamya）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说《老教师》，讲的是有一个城市，跟别尔基切夫差不多，但没提城市的名，城里有好几百名犹太人遭到屠杀，故事主要讲的是屠杀前发生的事。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是对死者的长篇祷告。这篇文章被《红星报》退稿，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纸用意第绪语（主要是犹太人的语言，近似德语，也掺杂着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译者注）刊登了出来。这两篇文章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的报道。格罗斯曼还写了一篇生动而冷静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狱》（1944年下半年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文章，其他报道，不论何种语言，都在它后面。这篇文章在纽伦堡审判时再次刊出，还被用作证词。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作品，迄今已经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屠杀惨烈的程度，世人还是难以想象。说到犹太人种族灭绝（Shoah），乌克兰历次屠杀是开始，波兰各死亡集中营是高潮。格罗斯曼是调查纳粹灭犹的第一人。纳粹党卫军竭力销毁波兰特雷布林卡（Trelika）灭绝营的痕迹，妄图毁灭罪证。格罗斯曼采访了当地农民和四十位幸存者，设法重现了这个灭绝营的内部结构和诱杀伎俩。他深入透彻地写到纳粹的骗术，写到“党卫军研究死亡的神经科医生”如何“再一次蒙骗了人们的思想，故意散播一丝希望……他们一字一顿地大声说：‘妇女儿童要把鞋脱掉，袜子要放进鞋里，要整洁……进浴室的时候必须带上身份证件、钱、毛巾和肥皂。我再说一遍……”1英国诗人、哲学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曾经给“想象力”下过这样的定义：“让灵魂摆脱客观事实的禁锢而获得自由，这种摆脱的能力就叫想象力。”显然，格罗斯曼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并且达到了最为高超的水平。但是，苏联官方的宣传口径是这样的：在希特勒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苏联官方就用一个标准答案来反驳：“死人都一样，不要做区分。”一旦承认了绝大多数死者是犹太人，就没法否认苏联的其他民族是种族灭绝的帮凶了；再说，斯大林本人就是反犹的。1943年到1946年，格罗斯曼和爱伦堡都在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撰写《黑书》（TheBlackBook）。这是一部纪实作品，记述了在苏联和波兰的土地上发生的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但是《黑书》从来就没有出版过。不管怎么妥协让步，这样的书，苏联是不会允许出版的。长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也像《斯捷潘·柯尔丘根》一样获得了斯大林奖提名，可是，尽管评选委员会一致推选，斯大林还是将它否决了。格罗斯曼的下一本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获得好评，可是后来却遭到批判。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格罗斯曼是犹太人；第二，当时正是斯大林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战争的实际情况一点儿都不许写，战争第一年的惨败更不许写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都已经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新一波大清洗马上就要开始。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若非如此，格罗斯曼几乎肯定也会被捕。接下来的几年格罗斯曼获得了公众意义上的成功。他被授予了声望极高的“红旗劳动勋章”，《为了正义的事业》也再版了。这个时候，格罗斯曼正在写他那两部杰作：《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这两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在俄罗斯出版问世。《为了正义的事业》政治上没有《生活与命运》那么异端。作者本来想把《生活与命运》作为《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续篇来写。《生活与命运》里的人物，很多也都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里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与命运》作为一部独立的小说来看。这本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其他持不同政见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他们的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生活与命运》是一整个时代的写照。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实现了很多苏联作家竭尽全力却没有取得的成就。书中每个人物，不管如何生动地呈现，都代表了某一群人或某个阶层，其命运是那个阶层的命运的缩影：施特鲁姆代表的是犹太知识分子；戈特马诺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义官员；1930年代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阿巴尔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两个；1941年苏军一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的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了当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的、苏维埃史诗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打败了纳粹，没有什么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了。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一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Liki），一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aZaolot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的劝告，把《生活与命运》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了。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一次。除了《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么危险。当局叫他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的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了。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了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一份留给了谢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给了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iki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一份手稿，全因他们的坚持。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KoreiChukov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说他要把自己的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的重视，这就很不一般。我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的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权的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从那时起，政治形势一直在迅速演变。今天回过头来评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事后聪明，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艺术批评家伊格尔·格隆斯托克（IgorGolomtock）跟我讲过，当时很多有头脑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们深刻批判苏联政权，但他们都像格罗斯曼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苏联体制内度过的。利普金说得很明白，格罗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当时有可能只是厌倦了搪塞支吾，当局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他厌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挥棒转了。他没料到，这回和往常不一样，没逮捕他本人，却把他的小说逮捕了。他把这本书的手稿在廖丽亚·多米尼吉娜那儿也存了一份。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连利普金都没告诉，以防万一。格罗斯曼不断要求出版他的小说。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召见了他。苏斯洛夫把早就对格罗斯曼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本小说，两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正如讽刺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Voiovich）曾指出的，比苏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很识货，一眼就看出这本小说持久的重要性。格罗斯曼担心这本小说会就此付之东流，心情非常抑郁。用谢苗·利普金的话说：“格罗斯曼在我们眼前一天天老下去。他那卷曲的头发变了样，白发比以前更多了，有点儿谢顶。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来趿趿拉拉。”用格罗斯曼自己的话说：“他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但是，格罗斯曼并没有就此歇笔。他写了一篇生动的亚美尼亚游记《愿你和平》，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动》，这本书批判苏联社会，笔锋比《生活与命运》还要犀利。它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沉思，书中有对苏联劳改营的简要研究，关于1930年代大恐怖/大饥荒令人动容的描写，对列宁慷慨激昂的抨击，还有对俄罗斯“奴隶的灵魂”的深刻反思（至今还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激愤不已）。可是这个时候格罗斯曼已经罹患胃癌。1964年9月14日晚间，别尔基切夫犹太人大屠杀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格罗斯曼与世长辞了。在结构上，《生活与命运》和《战争与和平》差不多：聚焦一个家庭，家族成员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国的大千世界就一览无余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扎根于革命前知识分子民粹主义传统的老太太。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人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人物。书中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在俄国的劳改营，一个在物理研究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大女儿叫柳德米拉，这两个情节围绕她的前夫和现任丈夫来写。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小女儿叫叶尼娅。书中还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写她的前夫克雷莫夫，一个写她现在的未婚夫诺维科夫。克雷莫夫被逮捕，关进了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诺维科夫指挥坦克集团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鸟尽弓藏，也与当局发生冲突。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亲戚朋友不少，他们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工作的，有在前线当兵的，有在德国集中营里组织暴动的，也有被牲口车运到毒气室处死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5 罗曼罗兰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

作者：陈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试读：版权信息书名：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作者：陈润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5ISBN：9787568009249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言中国1984一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将1948最后两个数字调换位置，以《1984》为小说命名。这位穿着破衣烂衫，像流浪乞丐一样寄身贫民窟的中年人，以辛辣生猛的笔法，预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社会主义世界，在令人窒息、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一年后，小说出版，大西洋两岸反响强烈。又一年，奥威尔因肺结核恶化导致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年仅47岁。他终于从不如意的潦倒生活中永远解脱。没有史料表明邓小平是否读过《1984》，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8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折磨和煎熬，“文革”的“十年浩劫”将这个国家摧残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经过1978年以来的7年耕耘，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1984年初，邓小平南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在全国高调传播，此后，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悄无声息。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序言：中国198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行”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商品经济”四个字已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市场”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就很有必要，而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承包制发端于农村，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1984年，农村改革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价格双轨制1982年由物资部提出，这场物价改革最终演变成全面经济改革。双轨制试图通过对原材料和终端商品的价格调控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岂料各种权力寻租、倒买倒卖滋长蔓延，权贵资本兴起的同时，体制外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获取资源而蓬勃兴盛，万向、美的、希望等民营企业乘虚而入。在供不应求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因为资源短缺而危机深重，市场机制倒逼国企深化改革。承包制和双轨制是1984年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生机勃勃，群星闪耀的时刻璀璨辉煌。二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计算所的名义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自己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匹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被打成“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如此“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号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创业浪潮中的一朵奇葩。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还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从此风靡大江南北。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到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在10%左右，到1984年增长19.4%，一年后增长达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都显得更名副其实。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1981年）、戴志康（1981年）、茅侃侃（1983年）、陈欧（1983年）等“80后”刚刚出生。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既然立意源于“1984年”，那么对那些这一年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我都力图无一遗漏地作记述。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然，我并没有把视野仅局限于1984年，而是拉长到前后各30年的跨度，这既是全面交代创业者生平的客观需要，更是准确评判1984年历史意义的严谨方法。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成功者固然值得学习，失败者更值得铭记。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孙大午、褚时健、黄光裕、牟其中、陈九霖、年广久等商界大佬身陷囹圄的前因后果；了解史玉柱、吴炳新、冼笃信、王志东、赵新先、陈春先等企业家大败局的来龙去脉。在1984年，他们几乎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除牟其中和年广久在监牢几进几出外，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到此生会有如此惨痛的经历，甚至苍凉的结局。包括李海仓被枪杀事件在内，这些人入狱、失败时对商业界、司法界乃至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无不轰动一时，引人深思。他们是中国商业史写作无法绕过的活标本。在呼唤改革重启的同时，我也呼吁这个国家给予企业家、创业者更多的宽容和尊敬。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奋勇争先，经过几代人拼搏进取，才成就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让大国崛起的理想变成现实。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浩然远去，却又如在眼前。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陈润2015年3月于北京第一章南国之春朱新礼：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在山东沂源县东里镇东里东村，32岁的农民朱新礼像平常一样，驾驶满载苹果的解放牌汽车一路往南，运往南京、上海销售，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1982年承包村里汽车的当年，他缴纳承包费之后净赚5万多元，而那年头“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牌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三辆车拉货、跑运输，年底一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眼看着运输生意越跑越红火，村里人却动员朱新礼回去当村主任，带着大家共同富裕。东里东村位于沂蒙山腹地，离县城约有几十公里，偏僻落后，是中国典型的革命老区贫困山村。全村800多户、3000多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足四分地，靠天吃饭，自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靠领国家救济粮度日。朱新礼出生于1952年5月，在父母六个儿子中排行老二，因为人口多，家境窘困清贫。朱家老屋至今尚存——沿着羊肠小道上山，一排石块和黄泥垒砌、屋顶铺满红瓦的六间房，歪斜的门框由木条镶成。朱新礼曾诗情画意地将家乡描述为“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童年记忆却写满艰苦辛酸。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爆发大饥荒，满目凄凉，饿殍遍野，朱新礼记得青黄不接的时节，身边很多人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饿得眼睛都浮肿了”。父亲读过私塾，当过村会计，勤劳又有远见，灾荒之前已开垦房前屋后的空地，挖出战壕似的深沟，再挑回肥沃的土壤倒进沟里，上面铺一层羊粪、鸡粪，一层土一层粪填平。春天种下的南瓜，秋收时一个有几十斤重，放在通风的屋子里能储存很久，足够一家人熬过饥荒。少年朱新礼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出门干农活，他在家照顾弟弟做家务。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不再向家里要学费，每年暑假到山上挖草药，翻石头抓蝎子，爬树捉蝉蜕，送到供销社能卖几元钱，足够当时一年的学费。朱新礼还是山野间的“孩子王”，他也很享受发号施令的权力游戏，多年后作为汇源果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当头儿的好处就是可以凝聚身边人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想法，不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可以让别人跟着你干你想干的事。”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第一章南国之春10岁那年，朱新礼遵照父命前往江西九江修水县给膝下无儿女的伯父做继子，一年多后他因思乡心切回到山东，15岁时又回到伯父身边，直到17岁才重回沂蒙山。20多岁时，已结婚成家的朱新礼进入临沂市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对汽车了如指掌，他后来经常志得意满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正因如此，19世纪80年代初，东里东村买回沂源县农村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之后，朱新礼当仁不让地承包下来，并因此迅速暴富，面对放下生意回乡当村主任的劝说，验证“当头儿的好处”，刚刚开始的1984年，朱新礼该如何抉择？现在已很难考证朱新礼是否阅读过1984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这一天刊载的内容应该会让他激动兴奋，人生选择也会明晰简单。这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题为《勇于开创新局面》的元旦社论中鼓舞说：“中国人民是有远大抱负的。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成就。我们的眼光总是向着明天。”文中还言辞坚定地评论：“我们对经济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不过，当天报纸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当时的影响更为深远。《通知》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论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我们既需要合格的领导者，又需要大量的具有新素质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党中央对农村带头人、好干部的殷切之情通过这份报纸传遍大江南北的山野乡村。1984年，朱新礼在上级领导和村民的信任中当选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家人和亲戚朋友都抱怨：“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朱新礼却看得长远通透，“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他说，“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东里东村世代以玉米、地瓜、小麦为主要农作物，除此之外山前屋后道旁都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可是朱新礼上任没多久，却石破天惊地号召大家改种葡萄，还要求所有村民将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分田到户还没捂热的土地又要拿出去玩新花样，村子顿时炸了天，勤扒苦做的乡亲不像朱新礼那样见多识广，也无法理解他背后的精明算盘：按照当时市价计算，一亩地种玉米收入只有一二百元，种葡萄能赚五千多元。朱新礼软硬兼施以推行计划。他对乡亲们承诺：按人头计算，改种葡萄每户人家每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村民掐指一算，4分地一年再怎么刨食也出不了500斤面粉，非常合算。他又召集党员、干部开会，要大家带头把地交出来，勒令党员、干部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为了进一步动员，朱新礼开着大客车带党员、干部到胶东平度市大泽山参观考察，解放思想，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喜盈门》就在此地拍摄，当地农民正是靠种葡萄发家致富。回村之后，朱新礼发自肺腑地向众人发问：“同样是农村，大家都看到了，同样是地不多，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以土地为生。看看人家吃的、穿的，再看看我们吃的、穿的，咱们就甘心过穷日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该是穷命吗？”全场沉默之后，党员、干部带头上交土地，村民踊跃参加，朱新礼将土地集中起来，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经营。他经常外出考察葡萄栽种管理技术和市场行情变化，回村后再教会大家，他曾经一个月内8次驾驶大客车带村民出去考察学习。一年过后，东里东村的千亩葡萄喜获丰收，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村，每亩收入达到5000多元，村民不再领国家救济粮。第三年每亩收入达到一万元，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缴税上百万元，富起来的村民都赶时髦安电话，东里东村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公社武装部长甚至焦虑紧张地疑问：“在农民家里装电话，与台湾联系怎么办？”这些“万元户”有一部分已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在朱新礼担任村主任的三年间，他先后创办面粉厂、橡胶厂、皮鞋厂、皮毛厂、砖瓦厂、轧钢厂等27家村办企业。富裕起来的东里东村福利制度比城市还好：村民按人头每年发500斤面粉；60岁以上的老人可领取养老金；大学生由村里负担学费。1986年，朱新礼被推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经常收到各级政府的邀请去做交流报告。就在朱新礼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却整理材料贴上8分钱的邮票把他告到国务院，北京派人下来调查，给他的判词是：“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县领导不点名批评他：“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风波过后，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被刷掉了。多年后朱新礼回忆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尽管1984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摸索试验阶段，经济上有所放松，政治上却高度紧张，一切都尚未明朗，冒险者随时可能“踩雷”牺牲，成为“先烈”。时隔多年，朱新礼仍然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充满怀念，他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由村支书、队长或农村能人组成，从田间地头的劳作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1987年，朱新礼将村办企业整合重组，组建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因政绩突出，1988年，朱新礼被送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从此离开东里东村，但乡亲们从未忘记这位带头人，后来每隔四年换届选举时，总有人张贴“强烈要求朱新礼回来当村长”的口号。大学毕业之后，朱新礼出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出口贸易，过着上班看报喝茶，下班喝酒的舒适日子，亲朋好友都羡慕他把“泥饭碗”换成了“铁饭碗”。可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周之后，朱新礼却迫不及待地找县委书记陈传玉，请求到企业去，说：“哪怕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也行。”最终他还真如愿以偿，县里把负债1000多万元、三年发不出工资的罐头厂交到他手上，这正是汇源集团的前身，十多年后这家破败的罐头厂已发展成中国最著名的饮料公司之一，朱新礼被誉为“果汁大王”。遗憾的是，傲立巅峰的朱新礼竟有些英雄气短，在2008年经济危机蔓延的艰险时期，他整年都忙着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179亿元港币的收购合同披露之后，举国反对浪潮汹涌澎湃，激进者骂他“卖国”，他却无奈倾诉“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悲凉心酸情状令许多企业家心有戚戚焉。然而，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以形成行业垄断为由否决并购方案，朱新礼还得继续把“猪”养下去。此后数年，朱新礼并购失败的创伤久未痊愈，还几度经历生死攸关的考验。2013年7月15日，朱新礼正式隐退，仅保留集团执行董事及主席职务，“空降兵”苏盈福接任行政总裁。朱新礼曾憧憬过退休生活，找一个农村去当村长：“当一个村几百户人家，三五年之内，在我的帮助下富裕起来的时候，这对我就是一种幸福。”或许只有这种生活，才能让朱新礼重回1984。那个32岁的青年人，与命运抗争，向理想挥手，将豪情壮志播撒漫山遍野，让苍茫大地，见证创业者的青春。孙大午：“爱的感召”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为加快农业市场化、发展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万里作为分管农业副总理时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一号文件”首次发布后的1982年底，中国有80%左右的农民实行包干到户，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土崩瓦解。到1984年，全国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总数已接近100%。1985年，最后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在神州大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委会。这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变更和组织变革，而是从根本上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和体制枷锁，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提到包干到户和万里的贡献，自然绕不开当年他主政安徽时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名农民围聚一间小屋，面色凝重地签订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手写契约中有段话令人不禁动容落泪：“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文字下方是一片血红的指印和三方图章。在那个年代，包产到户就是背叛人民公社体制，坐牢、杀头是他们可预见的结局，之所以冒险“造反”，只因不想饿死。小岗村民签订生死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在曾担任万里秘书的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中，万里认为：“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35年后，当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然是破冰的第一步。以史鉴今，万里当年的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1984年的“一号文件”不只改变了朱新礼一个人的命运。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村妇女刘慧茹的创业之心蠢蠢欲动，“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这句话让她坐不住了。刘慧茹的丈夫孙大午是“公家人”，在徐水县农业银行负责人事工作，她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在老家郎五庄种地。那个年代这种工农结合的家庭有很多，通常丈夫都会动用关系将家人户口“农转非”，但孙大午却不以为然，他还说文解字道：“比如‘马’加‘户’，就是驴，本来自由自在的马，一旦被安上户口，就成了拉磨的驴！”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一纸农村户口，刘慧茹才得以承包荒地建造果园，孙大午的人生命运也由此改变，最后竟成为中国改革史上富含悲剧色彩的标志性人物。孙大午生于1954年农历六月初六，甲午年，他是家中长子，前面有两个姐姐，故得名“大午”，随后出世的两个弟弟依排行取名“二午”“三午”。1970年，16岁的农家子弟孙大午应征入伍，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要么考大学，要么当兵。然而受“文革”影响，高考在1966年被废止，直到1977年才恢复，他只能选择当兵。尽管他当时并没想到军营生活会对日后管理企业有重大影响，可是当他日后总结时，便会发现所有的成败荣辱与军人性格密不可分。1978年，经过8年戎马生涯历练，孙大午已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但他却主动要求转业回乡，分配到徐水县农业银行。两个姐姐出嫁之后，孙大午也娶妻生子，开始担负起大小家庭的生活重任，仅靠每月工资显然不够。孙大午在八九岁时就提篮子到赌场卖香烟、瓜子，十三四岁就敢徒步二百里地到北京倒腾自行车，显然不缺赚钱的胆识和手段。在农行工作时，他私下与人合伙贩猪，每回都和执法人员兜圈子，以躲避围追堵截，脱手后一车猪能赚回一年的工资，他回忆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分钱的时候，和我一块贩猪的那个家伙，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票子！”1984年，孙大午的兼职生意属于典型的“投机倒把”，甚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都是笼罩在每位创业者头顶的蔽日阴云，因此罪被枪毙者并不鲜见。1985年，由一片荒废果园、一座破败砖窑和数十个坟包地组成的3000亩荒地，在村里的大喇叭呜啦叫卖三个月之后，终于被刘慧茹以每亩6元的价格接手，她与另四户农民共出资2万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办起养殖场，饲养1000只鸡、54头猪，还配套建立一家小型饲料加工厂。因当地粮食富余，原材料成本不高，创业初期生意十分红火。然而一年之后，由于创业者各怀心思，彼此不服气，饲料质量直线下降，当年亏损1.6万元。其他人合伙人此时都纷纷要求撤资退出，刘惠茹却孤身一人咬牙坚持，将合伙人的股份悉数接收。首次股份制合作失败令孙大午夫妇在此后的经营中十分警惕，从不答应别人入股。原来五户人家的事业突然撂给一个女人，其劳碌程度和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养殖场和饲料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使请工人帮忙都忙不过来，孙大午每天下班后还得急匆匆回去帮忙打理。两年之后，孙大午开始给组织写辞职报告，打算帮妻子创业，辞职请求拖到1989年才被通过，他受“爱的感召”而正式下海。孙大午和妻子的创业故事颇像黄梅戏《天仙配》中“寒窟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意味：买不起果苗，他们就买三毛钱一根的嫩芽；农药没效果，他们就用双手给果树捉虫；没有降温设备，他们把仅有的一台电扇放在鸡舍。忙碌和节俭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到1995年时，孙大午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河北省养鸡状元”，同时与3000多家养殖户合作，养殖场已发展成为贯穿种鸡选育、孵化产业、饲料销售整条产业链的企业集团，紧追四川刘氏兄弟的新希望集团之步伐。孙大午在闲暇时曾写了一条广告嫌疑十足的致富秘诀：“农民致富、养鸡起步！一万只鸡十万元户，国家支持不拿税赋，养猪养鸡大午帮助。”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孙大午也越来越赢得乡亲们的信任和尊敬，一些人愿意将余粮卖给孙大午用于解决饲料问题，而孙大午因为资金不充足、贷款困难，只能给农户打借条，半年后等新粮收获后再还给村民，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收购价每斤0.8元结算现金，如果不急于提现还可以暂存并按期计息。这样既缓解了孙大午的资金压力，也方便了农户卖粮和储蓄，大家都亲切地称这种方式为“粮食银行”，夸孙大午办得好，没人觉得存在不妥之处。恐怕孙大午做梦都不会想到，受人拥戴的“粮食银行”会给他引来牢狱之灾，为企业带来灭顶之祸。2003年5月27日上午10点，孙大午被便衣警察秘密带走，两天后被拘留，37天后被正式批捕，四个月之后，被起诉审判。2003年10月30日上午10点半，持续6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判：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10万元。虽然孙大午表示不再上诉，却并不心服：“有很多人找我谈话，有的人甚至给我写好认罪书，说只要我签名，就可以放我出去，我说我不签。我的态度是我没有罪，但是我服从法律。”自2000年以后我国国有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造以来，被认为运营成本高、盈利能力差的乡镇市场被逐渐遗弃。到孙大午出事的2003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融资难的困境令“地下钱庄”“标会”等各类民间融资机构死灰复燃，孙大午的“粮食银行”也属于这一范畴，是政府重拳取缔和打击的对象。但是，从1995年兴起到2003年，孙大午的“粮食银行”已扩大到上亿元规模，涉及几千家农户。尽管如此，大午集团从未发生一起信用纠纷，即便“孙大午事件”发生后也未出现大规模农户挤兑现象。在这个“金融互助社”中，孙大午开出的年利息高达3.3%，是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而且不扣利息税，深受农户欢迎，学界也持赞许态度。自始至终，“孙大午案”都引起了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柳传志在写给孙大午的慰问信中鼓励道：“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了过来。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说：“既符合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是尴尬之极。”他还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2003年11月的第一天，前后被羁押158天的孙大午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孙大午被释放不久，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改革和创新县乡级金融体制，鼓励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在这一年河北省的“一号文件”中也出现“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内容，并引起广泛关注。而“孙大午案”引发的学界和官方关于民间集资合法性的大讨论，在此后的十来年间从未间断。当然，我们不能将政府关怀民营企业家和重视农村融资渠道的推动力归结为“孙大午案”的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有千万个像孙大午那样的探路者默默地承担和付出，才换来中国有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前进。即便到2003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与“孙大午案”类似的“法罪错位”的争论，深刻影响甚至左右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径。而在20年前的1984年，各种意识形态之争既在庙堂上显现，亦在江湖间流传，争论所指皆为“雷区”或“高压线”，已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思想混乱，心有顾虑，行事观望，改革动力不强。为了闯出“地雷阵”，剪断“高压线”，1984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邓小平轻车简从，秘密启程，一路往南。王石：“空手道”生意历史终将铭记1984年的这个春天，它不仅温暖整个中国，还将改变全世界的气候。原本波澜不惊的改革局面，因为1月底的邓小平南行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此时，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仅四个年头，南国春意盎然，北国却阴晴不定，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经济特区的态度仍有争论。1983年夏天，北方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刊登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长文，将深圳特区隐喻为新的“租界”。此后又有文章批判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并提醒人们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位从没到过深圳的老干部闻言竟趴在床头涕泪泗流：“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些前往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批评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日趋激烈的质疑和争论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更加牵挂，1984年春节前夕，他提议亲自到广东去看一看。1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人陪同下抵达广州火车站，匆匆接见前来迎接的广东省领导之后，还顾不上旅途劳顿，他就坚持先去深圳：“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令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是，邓小平此行一言不发，只看不说，此后几天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时亦惜字如金，面对各级政府陪同人员在汇报和请示时或明或暗地请他表态都不露声色。虽然邓小平在行动上已表明态度，却在言论上给人留有无限遐想。1月24日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正拔地而起，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时近黄昏，寒风乍起，随从几次要为邓小平披上大衣都被他推挡，眼前的景象似乎将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感染得热血滚烫。看完后他平静地说：“我都看清楚了。”邓小平在广东中山时入住“中山温泉宾馆”，每天早上由港商霍英东陪同登罗三妹山，有一天临近登顶时随从提醒时间不早，下山路不好走，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容置辩地拒绝道：“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这些意味深长的小插曲足以说明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态度，只是行程中从未明朗。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时，他才刚劲有力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2月1日他又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特意把落款时间写成“1984年1月26日”，以表明在深圳时就早有此评价。邓小平一锤定音，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此后悄无声息。十分巧合的是，邓小平登顶商业大厦那天，整天忙着倒腾玉米的王石正骑着自行车从商业大厦楼下经过。望见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王石好奇地停下来看热闹，正好碰到自己公司的副总经理，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他在陪公安局同志执行安保任务。王石只是“噢”了一声，就继续骑车赶路。一天前，他刚过完33岁生日。一年前，他意气风发地来到深圳。王石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4月，他在自传中描述道：“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在广州铁路局参与铁路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王石写道：“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工程结束后，王石重新回归到在铁路沿线穿梭的生活状态，可他并不喜欢。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常驻广州，直到1983年5月入职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特发”），他才重回深圳。特发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等同于政府重要部门，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公司没有划定主营业务，全凭个人关系或偶然机会做进出口生意。王石选的是饲料业务，有一次他在蛇口码头无意中打听到，深圳的饲料厂所需原料都是从香港高价买进，而东北地区粮食遍地，他就胸有成竹地把生意谈了下来。在自传中，王石描述过经商第一仗的惊心动魄。1983年8月，香港媒体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之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瞬间失去市场，而饲养主也不再购买饲料养鸡，王石的玉米随之滞销，不仅把辛苦赚到的40万搭进去，还负债70万。但王石不相信香港人永不吃鸡，他下注豪赌：一次性从东北低价收购3万吨玉米。就在到货前两天，香港媒体澄清之前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风波化解后，王石不仅补亏，还猛赚300多万元。多年后他曾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不过，王石的过人胆识和眼光仍然无法遮蔽一个关键问题：倒运玉米的成败在于能否拿到火车皮，没有过硬关系根本无法办到。虽然王石自称“两条三五烟的贿赂”被货运主任拒绝，对方反而被他干事业的精神打动：“别说2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但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再加上王石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难免不让人有所联想。王石祖籍安徽金寨，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父亲从老家大别山地区参加红四方面军，解放初期已是处级干部，后来转业到郑州铁路局任职。王石从小就调皮，小学和初中时成绩并不好，但非常喜欢读书，对《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欧洲文学作品手不释卷。1968年初中毕业，王石遵从父母意愿参军入伍，先在江苏徐州当运输兵，半年后随部队换防到新疆吐鲁番盆地，常年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开车穿行。服役五年之后，他不顾母亲劝阻，毅然要求复员回郑州，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当工人。1974年，他获得段里唯一的推荐工人上大学名额，就读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工农兵学员4年学制被压缩到3年，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当给排水技术员。工作稳定后，王石与王江穗结婚，其岳父王宁也是老革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段时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深圳特区的变化日新月异，王石创办万科并迅速崛起。关于家庭背景对王石商业人生的影响，既不能回避抹杀，亦不可附会夸大。特殊出身并不影响王石在中国商界备受尊敬。他倒卖玉米起家，从“除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无所不做到专注房地产，万科成为中国第一家年销售额破千亿的房企，即便功成身退爬山游学，没有王石的万科仍稳步发展，他被称作“中国地产教父”当之无愧。何况，王石的影响力不只在地产行业内，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不行贿”很难做大甚至无法存活，而他30年来坚持“不行贿”。他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地产模式，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当企业家权益受到侵害时敢于发声，并施以援手。王石这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正是中国商界最稀缺的企业家基因。不过，1984年的王石并未意识到这种基因日后将裂变出巨大能量，也没有从邓小平南行中洞察时势，只是应付似的“噢”了一声。在东风浩荡的历史时刻，他不过是天时的顺应者而已，但这艰难一步也需要很大勇气。为了规避“进口产品不能销到特区外”的政策，1984年5月，特发公司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9月21日正式开张，王石任经理，彻底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的“官身”。展销中心设在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二楼，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但经营业务却另有门道，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王石在自传中介绍说：“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的是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不过，“如果一家企业需要同外商进行贸易往来并用外汇结算，不仅需要具有进口许可证，还需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王石还举例说明这种比倒卖玉米更容易的“空手道”生意。1984年秋天，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声称有3000万美金的“配额指标”，汇价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比市场汇价4.2元便宜0.5元。深圳特发公司通过关系拿到3000万美金的指标，王石的展销中心又从特发公司预订1000万美金，然后凭此到中国银行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加账上现金，凑足3700万元汇给北京新时代，倒手之后，轻松净赚500万元。此后，随着外汇管制收紧，公安机关加大侦查打击力度，许多人被问询、拘留甚至判刑，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卷入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属于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的两个调查组赶到深圳查办，特发公司的领导被提请立案审查，包括王石在内的参与者被询问，当时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再掀波澜，王石“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后来因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出面保护，此事未予追究，并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化。不只是王石，也不只是外汇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被称作“倒爷”的人以灰色方式从官方手中拿到各种“配额指标”，利用各种手段将“指标”勾兑成流通差价一夜暴富。今日许多享誉盛名的商界领袖和著名企业，当年正是以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迅速在阴暗角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以致日后总有人被“原罪”的流弹击中，轮番上演“大败局”的悲剧，有些富豪还因此落马入狱。当然，王石还算坦诚，即便遭受指责、饱受诟病，他也并未刻意洗白早年发家史，更何况他并非出自私利。而且，正因为深刻认识到倒卖外汇潜藏的风险，王石积极推动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转型和变革，引入西方治理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988，王石将企业更名为“万科”，通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事业从此蒸蒸日上。这一年，万科进军房地产，王石开始书写“中国地产教父”的“道路与梦想”。任正非：栽过跟头，被人骗过任正非同样崛起于深圳，而且与王石具有十分相似的成长经历，但是在1984年，他的运气却要差得多。任正非的女儿孟晓舟曾在《华为人》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风筝》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父母响应党的号召，在深圳艰苦工作，他们住在漏雨的环境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隔壁邻居说话都能听见。”1984年，已是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两年之后，他把孟晚舟和任平（任正非的儿子）接到身边，尽管条件艰苦，但一家人总算团聚。孟晓舟的名字是16岁时自己为跟随母姓而更改的。任正非的妻子名叫孟军，岳父孟东波是一名老革命，“文革”后曾官至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任正非曾评价说：“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他无疑从岳父身上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并将这些品质融进了华为的企业文化。1984年之前，任正非的人生一直如同在苦水中浸泡。任正非的文采在企业界人尽皆知，他曾亲自撰写过一篇怀念长文《我的父亲母亲》，据说发表前还叮嘱下属不准擅自改动一字。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父亲任摩逊在抗战时期是一名热血青年，后来进入广州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任会计，为躲避战乱随厂迁至贵州。在此期间，任摩逊与程远昭结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家中长子。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长期在一所专科学校担任校长，程远昭自学成才担任中学数学老师，仅靠夫妻二人当老师的微薄薪水养活全家9口人何其艰难，任正非回忆道：“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中复习备考，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母亲心疼他，早上经常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让他安心复习，“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回想起从父母与弟妹口中抠出来的小小玉米饼，他感慨道：“我无以报答他们。”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他直想掉泪，因为弟妹们会更艰难。当时家里两三口人合用一床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铺着稻草，任正非上大学后，必须得单独拿走一条去学校，可那时布票、棉花票还实行管制，没有被单，母亲只好捡毕业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补洗净，这条被单任正非用了五年。1967年，按学制任正非应该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但当时重庆武斗非常激烈，一切陷入混乱，听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得很厉害，他扒火车赶回贵州，父亲怕他受到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离别时脱下一双旧皮鞋送给他，并再三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回到重庆后，任正非在政治运动的喧嚣和浮躁中静心学习，苦修高等数学、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第二年6月，19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分配，刚刚成立两年的基建工程兵急需技术人才，任正非因刻苦好学脱颖而出，此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穿上军装。参军不久他就随部队参加了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三线备战的重点工程之一，地点就在贵州安顺。“文革”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任正非却将此视为“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山区环境艰苦，在绵延400多公里的大山里，任正非和战友们先后完成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等几十个建设项目，但是在“文革”中，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文革”过后，一切天翻地覆，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108个重点科研项目攻关实现“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大会被称作“科学的春天”。在台下6000名参会者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时年33岁的任正非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成为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任正非说，“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2022-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