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名称：《中国政策专家库专家文丛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研究》【作者】陈旻作【页数】254【出版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08【ISBN号】978-7-5171-3829-7【价格】48.00【分类】传播媒介-舆论-研究-中国【参考文献】陈旻作.中国政策专家库专家文丛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08.《中国政策专家库专家文丛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研究》内容提要：本书是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和角度，从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和人们思想政治状况的实际出发，对媒体格局变化条件下思想舆论引导所涉及或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应对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在思想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包括思想舆论引导在内的宣传思想工作，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2023-12-21 中国文化政策库 中国文化政策

图书名称：《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作者】殷俊编著【丛书名】新媒体传播学丛书【页数】390【出版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2【ISBN号】978-7-5614-4474-0【价格】28.00【分类】计算机网络-jiuajiwagluo-传播媒介-研究【参考文献】殷俊编著.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2.图书封面：图书目录：《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内容提要：该书是国内研究网络人肉搜索的第一部专著。人肉搜索发源于我国，是主体庞大、机制独特、影响广泛的传播社会活动，其目标指向社会事件的真相或本质，对社会舆论流变的作用力相当强大。该书从传播、经济、文化、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视角研究人肉搜索，提出了促进其良性发展的主要对策。另有附录，收集了近年来国内人肉搜索的主要案例。《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内容试读第一章人肉搜索的概念及背景透视发端于网络空间的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独特的传播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自2001年的“陈自瑶事件”诞生至今，人肉搜索历经不同的角色转变，从最初的网络话语平台，到网民的道德讨伐利器，乃至后来的网络社会安全阀，人肉搜索的发展演变伴随着赞誉与争议。在这种网络空间的传播行为中，人肉搜索赋予普通民众公正、自由地表达意见及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它帮助人们完成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人肉搜索的惩恶扬善功能还在于揭露个别社会阴暗角落，真实反映转型期的中国某些亟待解决的社会弊病。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人肉搜索带来的负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网络空间的社会秩序，入侵了现实生活中的公民私域。加之网络媒体自身的独特属性，人肉搜索的这种负效应还被个别动机不纯的网民和组织所利用，并将其放大。从总体上看，人肉搜索本身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传播现象，它很好地扮演了舆论监督和意见表达平台等角色，对中国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同时，它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领域的一种尝试，并给予“和谐社会”这个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启示。人肉搜索是目前最能充分展示人类智慧的搜索活动，善用之，则可以获益无穷。①①胡源：《“人肉搜索”涉嫌网络暴力》，载《科技潮》，2008年第7期。1: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第一节人肉搜索的概念及其特性一、人肉搜索的概念关于“人肉搜索”的概念，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肉搜索，是指通过问答的形式来实现信息共享，即一个人在网络上提出问题，再由其他具有专业知识或相关经验的网民甚至道听途说者进行解答，类似于百度知道、新浪爱问、雅虎知识堂等搜索引擎上的问答活动；狭义的人肉搜索则是指以网络为平台，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搜集整理各种信息，追查某些事件真相或人物身份并给予曝光的活动。网民形象地将狭义的人肉搜索比喻为“一只老虎，N个武松”。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技术角度的定义和搜索主体角度的定义。(一)技术角度的定义从技术角度来讲，人肉搜索的定义有以下几种：“不特定的网民针对现实世界的某一诉求或兴趣点，利用传统搜索引擎等网络虚拟空间基础应用平台，同时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判断力，对获得的所有信息进行分析并加以萃取，以期获得需要的内容并主要在网络上加以发布。”①综合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及网民大规模参与等手段来搜寻和共享特定信息的网络活动称为“人肉搜索”。⑨社会工程学的定义：利用现代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为了保①冯莉、王京：《人肉搜索：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独特网络传播应用》，载《新闻采编》，2008年第5期。②杨孟尧：《网络社区“人肉搜索”初探》，载《东南传播》，2008年第7期。:2第一章人肉搜索的概念及背景透视证搜索信息的完整和真实，采用人工就近攫取信息的方法，通过一方提问、八方检索的回答方式，完成信息搜寻的一种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它是虚拟世界的现实引擎。①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是人肉搜索形成的基础，而网民的参与则是人肉搜索形成的关键。简言之，技术是骨架，网民是主体。(二)搜索主体角度的定义从搜索主体角度给人肉搜索下定义，有以下几种：百度的解释是：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人肉搜索，是网民利用一些网站的搜索功能，不断变换输入关键词来搜索目标，或通过一些较受欢迎的网络论坛来交换信息，从被搜索的目标对象入手，搜查其本人及朋友的博客、论坛等，从而找出搜索目标的所在地、工作、背景、详细身份资料等。②陈力丹教授认为，人肉搜索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渠道。信息时代，人们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但真正具有价值的信息却十分匮乏。人肉搜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揭露事实真相、给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它的出现，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弥补了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匮乏。在网上你问我答，网民互助，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的活动。③①彭劲杰：《人肉搜索引发的安全思考》，载《微电脑世界》，2008年第8期。②《人肉搜索罪与罚均难界定已成世界难题》，htt:/www.chiaew.com.c/h/ew/2008/09-03/1369336.html。③陈力丹：《理性认识“人肉搜索”问题》，载《信息网络安全》，2008年第10期。3:通人从以上定义更倾向于对搜索方式和搜索过程进行描述，强调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和作用。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人肉搜索变传统的一对一的网络问询方式为一对多、多对多的问询方式。同时，作为一种信息接触渠道，人肉搜索改变了在庞杂的信息流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淹没的现状，使网民形成关系型网络社区，满足了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试读结束···...

2022-10-20 多维牛磺酸片的作用与功效 多维元素片的功效与作用

图书名称：《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作者】杨晶著【丛书名】新锐经管学术系列【页数】153【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08【ISBN号】978-7-5615-6493-6【价格】40.00【分类】互联网络－舆论－影响－公司－企业管理－研究【参考文献】杨晶著.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08.图书封面：图书目录：《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是“新锐经管学术系列”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获得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重要的渠道。网络舆论会通过声誉、资本市场、股东大会和监管部门等各种机制对公司的财务政策产生影响。本书从薪酬契约，定向增发和股利政策三个财务领域对网络舆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作者对该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内容试读得第一章导言1第一章导言第一节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公司治理是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2】早期的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关注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一董事会和管理层薪酬激励，以及公司外部的治理机制一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外部控制权市场。在LaPorta,Loez-de-Silace,Shleifer和Vihy(l998)之后，大量的文献开始关注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如Demirguc-KurtMakimovic(2002)Himmelerg,HuardLove(2002)Joho,Booe,BreachFriedma(2000)Dittmar,Mahrt-SmithServae(2003):等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正式的制度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非正式的制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图1-1所示，Williamo(2000)的论文将新经济制度分为四个层面，自上而下依次是：第一层，社会嵌入层面，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社会规范和宗教；第二层，制度环境层面，包括法律与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第2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三层，治理结构层面；第四层，资源分配层面。Williamo指出，较高层次的制度会制约较低层次的制度（实线箭头），而较低层次的制度则会将信息向较高层次的制度反馈（虚线箭头）。LIL2L3L4社会嵌入：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分配和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规范，参与方式，特员雇佣（数量习俗、社会规特别是产权制度别是合同（将和价格、激励范和宗教(政治、法律、治理结构与交相容)宫僚制度)易进行结合)图1-1新制度经济学层次资料来源：Williamo,.TheNewItitutioalEcoomic:TakigStock,LookigAhead[J].JouralofEcoomicLiterature,2000,38(3):595-613.从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层次由低层向高层进行的。学者早期研究的内部治理机制中的经理人薪酬和外部治理机制属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第四层资源分配层面；董事会结构属于第三层治理结构层面；法律制度属于第二层制度环境层面；社会规范则属于第一层社会嵌入层面。对社会规范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正是现在学者们所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针对LaPorta,Loez-de-Silace,Shleifer和Vihy(1998)提出的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会对地区间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产生影响，Coffee(2001)指出，法律保护并不是衡量国家和地区间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大股东剥削中小股东利益程度的唯一变量，社会规范是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这之后，Stulz和Williamo(2003)又进一步将社会规范的另一领域一宗教文化的概念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中。近年来，以媒体为代表的奥论的公司治理作用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的研究之后，有一批文章对我国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进行了研究（徐丽萍，辛宇，2011；戴亦一，潘越，刘思超，香直第一章导言32011:杨德明，赵璨，2012)。这一方面契合了前面所提到的公司治理研究沿着新制度经济学向上一等级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经济转型期，正式的公司内部制度、外部市场机制以及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并且这些不足似乎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Pitoram.Xu,2005)。正如Coffee(2001)所说的，“社会规范在法律保护弱的时候最重要”。但是传统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传统媒体受到资源的制约，不论是报刊还是电视广播，他们所能报道的新闻均要受到版面或者时间的限制。其次，编辑只会选择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报道。这一主观选择过滤了大量的信息，也导致媒体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公众的意见。再次，传统媒体存在“有偿沉默”的问题，如首次公开募股(iitialulicofferig,IPO)的公司会在上市之前向相关财经媒体支付费用，以避免其报道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最后，媒体会为了引起轰动效应进行一些有失偏颇的报道（熊艳，李常青，魏志华，2011）。而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逐渐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人们所倚赖的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信息的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中的单向性传播变为具有反馈机制的双向及多向传播，这不仅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传统奥论的形成模式。互联网媒体摒弃了传统媒体存在的一些弱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协商和沟通的场所，为舆论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Savigy,2002)。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网络舆论参与的公共事件均因引起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最终促使监管部门介入。例如，“表哥”、“房叔”等事件因在网上持续发酵，最终使得当事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这些事件说明了互联网媒体作为新的舆论监督方式，正在公共领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高层领导也对网络舆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在公司治理领域，也曾经发生过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称“高管”)领取过高薪酬的声讨事件。那么，网络舆论是否能够像传统媒体一样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呢？这种公司治理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呢？网络4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舆论的治理作用能否最终影响公司的决策呢？基于这些问题，本书利用网络股吧的数据讨论网络舆论的公司治理作用，并研究网络奥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定向增发及股利政策的影响。第二节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由于网络舆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网络门户网站、网络股吧、微博等。因此，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变量对网络奥论进行度量是本书的关键。本书选用了互联网股票贴吧作为网络舆论的代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互联网贴吧相比门户网站更加能反映网络媒体中公众沟通交流的特点。门户网站的作用与传统媒体的作用类似，仅仅是对新闻进行剪辑和传播，而在贴吧中，大家可以对同一主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其次，互联网贴吧相较于微博，对公司事务的关注更加具有集中性和针对性。虽然微博近几年来发展迅猛，对公众事务的推动作用亦不可小觑，但是微博对公司事务较少有集中性的关注，即使有也大多是针对食品安全及环境污染问题的：而网络贴吧则不同，由于网络贴吧对不同的股票设立了不同的讨论区，因此贴吧中汇聚了相应股票的小股东，他们对公司各项事务的关注度都很高，也会针对公司的各项事务在贴吧中发表意见。例如，笔者所研究的高管薪酬、公司分红政策以及增发预案都有大量帖子涉及。东方财富网是中国访问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财经证券门户网站之一，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1亿次，借此门户网站的带动，网站下属股吧的活跃程度也相当高。股吧将不同股票分为不同版块，参与者多是持有该股票或者对该股票有兴趣的股东。林振兴(2011)也曾采用东方财富网股吧的数据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度量，他发现股吧数据对公司的PO抑价有显著影响，这从数据角度说明股吧留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资者对公司的态度和看法。综合以上原因，笔者选择东方财富网的数据作为网络舆论的代理变第一章导言5量，并在不同章节对数据进行不同处理，以研究相应的问题。图1-2总结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为了研究网络舆论的公司治理作用，本书选取了公司的三大重要财务政策进行研究，分别是薪酬政策、定向增发以及股利政策，并讨论了网络舆论可能的四个影响机制，即声誉机制、资本市场惩戒、内部治理机制以及监管部门的监控。影响机制财务政策声誉机制薪酬政策资本市场惩戒网络舆论定向增发内部治理机制(股东大会)监管部门的监控股利政策图1-2研究思路从高管薪酬入手进行研究，是因为高管薪酬是传统公司治理中解决外部投资者与内部投资者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2008一2010年，网络舆论对高管薪酬颇为关注，这为本书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定向增发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财务政策，大股东常常采用定向增发的方式低价向自己或者利益相关者增发股票，以稀释中小股东的股权，因此，定向增发被视为大股东侵犯外部中小股东利益的手段。可以说，定向增发中明显存在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代理冲突，且这种代理冲突很难通过原有的公司治理机制解决。于是，我们引入网络舆论看其是否能够对定向增发的流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借助网络奥论对定向增发流程的影6网络舆论、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政策响，笔者检验了网络舆论可能的影响机制，包括资本市场惩戒、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监管部门的监控。股利政策可以说是股民最关心的公司决策之一，有些公司由于连续多年不发股利而被中小投资者称为“铁公鸡”。因此，从股利入手，可以进一步检验网络舆论的公司治理作用。本书按照以下结构展开：第一章介绍了本书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框架、研究贡献与创新之处：第二章对公司治理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了在我国的现状下应该关注非正式的公司治理机制：第三章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定义，回顾了与网络舆论研究相关的文献，并利用传统媒体的模型分析了网络舆论可能的作用机理：第四章利用2008一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网络舆论对公司高管薪酬政策的影响：第五章利用2008一2011年的数据研究了网络舆论对公司定向增发的影响；第六章利用2009一2011年的数据研究了网络舆论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第七章综合本书的研究结果，得出了本书的主要结论和研究启示。第三节研究贡献与创新之处本书的研究贡献与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拓展了法律外公司治理的范畴。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环节仍然较为薄弱。本书的贡献在于，首次将网络奥论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拓宽了非正式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并且分析了网络舆论可能的公司治理途径，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资本定价方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学者对互联网可能对公司财务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考虑到互联网在公共领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互联网舆论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应该得到学者的重视。本书从高管薪酬、股利发放和定向增发的角度为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试读结束···...

2022-10-19

编者语：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宣传舆论卷PDF版《20世纪的中国新闻传播、宣传舆论》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一本书。中国的宣传和舆论。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科学的搜集、合理的选择和系统的分析。有兴趣的请下载。相关内容部分预览简介宣传研究和舆论研究是一门古老而又现代的学科。但本书对宣传舆论及其名家名家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堪称第一本。本书以宏大的框架和多维度的视野，科学地汇集、合理挑选、系统分析了中国宣传舆论史上的大量文献资料。历史和成就详实，全面的介绍和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精辟的结论和观点，为当代宣传舆论的建立提供了新鲜的思路和观点。[1]图书信息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6册），本丛书还包括《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20世纪中国新闻与传播》...

2022-05-06 舆论传播学 舆论宣传专业

编辑评论：面对用户免疫，如何设计产品，激发用户下单，让产品走红？面对瘟疫，面对医患，面对不公，大众又如何避免被引发痛点的文章所吞噬？简介《人民日报》《军装写真》H5浏览量超8亿，如何打造现象级产品？特朗普是通过舆论还是操纵与希拉里和媒体“玩弄”？面对用户免疫，如何设计产品，激发用户下单，让产品走红？面对瘟疫，面对医患，面对不公，大众又如何避免被引发痛点的文章所吞噬？没有微博的周杰伦走在超话最前线，粉丝“被迫开业”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总是屈从于群体的意见，压抑自己的怀疑。如何摆脱从众的压力？目前，互联网已经实现了零时差、零距离的信息传播。但是，网上的信息五花八门，真假难辨。哪些是人为的，哪些只代表特定的群体。这需要我们仔细筛选和判断。这是一本分析近10年中国热点事件传播逻辑的舆论书。书中，作者聚焦网络舆论领域的100个关键现象，结合传播学、舆论、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20多个学科，揭示网络舆论的风险来源和风险.给出了进化规律和解决方案。本书研究团队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大数据实验室”，2018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舆情大数据案例库建设”和研究”。本书是他研究成果的第一部作品——《舆论先锋》系列。互联网是公众集体记忆的档案。认清舆论传播规律可以让我们保持独立思考。本书系统梳理网络舆情领域前沿研究成果，提供丰富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案例，可为高水平防范化解网络舆情风险提供智力支撑，及时预警颠覆性数字技术蕴含的重大舆论风险。，为5G时代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提供分析，为广大读者精选优质信息提供方法和启示。编辑推荐国家高端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网络舆情案例库建设与研究》一书成果。在过去10年的舆论研究中，整合了20多个学科，100条热点舆论法，200多个案例回顾。洞察传播规律，化解舆论危机，提升治理能力。强烈推荐科学家（倪光南）、学者（彭博）、媒体人（方兴东）。100条热点舆论法——“150人法”、“10万用户法”、“种草效应”回顾200多起案例——特朗普与希拉里“对战”、中国女排夺冠、“佛系”手游“青蛙旅行”……读者：政策制定者——《人民日报》玩转H5军装照，现象级案例分析正向舆论媒体人引导——洞察舆论软肋，用传播规律打造人气文案产品经理-让你设计疯狂传播产品的广告商-打破用户免疫力，激发下单欲望公关-把握黄金2小时，获取危机公关秘诀焦虑症患者-专业筛选信息，避免信息疲劳大众读者-快速获取陌生人信任，构建优质亲密关系作者系互联网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大数据实验室特邀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课题组专家受托项目“网络舆情案例库建设与研究”。效果：舆论传播100条定律PDF预览目录内容一般|七坚持到底防范化解网络舆论场风险|X01信息传播|00101|社会分享法则|00302|复合传播效应|00603|100,000用户定律|00904|现象传播|01105|蒲公英效应|01406|对冲效应|01707|反转效应|02008|瀑布效应|02309|模因效应|02610|失真效果|03211|向日葵效应|03512|信息过载|03802情感交流|04301|情绪传染|04502|积极波莉|05003|病毒效应|05304|郁闷的黛比|05805|信息觉醒效应|06106|自我替代|06507|移情效应|06708|乞丐效应|07103舆论传播|07501|波动期|07702|51%法则|08103|热效应|08404|200强效果|08805|信息级联|09206|生物钟效应|09607|标签效果|09908|湍流现象|10309|雪崩效应|10610|有节奏|11011|放大镜效果|11212|无影光效果|11413|下蹲效果|11714|尘埃效应|12015|级联|12316|次生灾害|12617|强制效应|12918|巨石效应|13319|漂移效果|13520|随心所欲的效果|13821|长尾|14122|意见双螺旋|146优秀的试读逆转效应逆转一词的意思是转向相反的方向。2004年韩国SBS电视台开办了一档综艺节目《X-Ma》，每期节目结束时都会有一段20分钟左右的短剧。情节多样，情节紧凑，结局往往出人意料。该剧的结局大相径庭，被称为反转剧。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领域的反转剧频频上演。随着事件真相的重演，网友们的评价、态度和看法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反转效应是指后期的新闻事实和舆论与前期的新闻事实和舆论方向相反。主流舆论或多数意见数次变化，最终舆论反转。网民和媒体为了抢新闻，不识别信息来源，使用未经证实的来源，引入主观情绪来吸引关注。如果与事实不符，就会出现舆论逆转。如今，“等待反转”甚至成为了一个流行词，人们已经习惯甚至期待剧情的反转。据统计，2016年，20%的典型舆论热点发生逆转，真假难辨。例如，一位牺牲自己保命的妇女被一群狗咬伤，一位云南女孩导游辱骂游客，重庆一位老太太撞车碰瓷，福建一位女警察高高在上殴打保安-高跟鞋，“野长城”得到保护和修复，莆田新娘的嫁妆飞机被官员接收。“擦香擦香”等舆论不断逆转。2017年2月，武昌火车站发生一起血案，案情多次反转。一是《武汉晚报》简要报道；更多信息很快在网上传出，据红星新闻报道，据目击者证词称，悲剧是由姚掌柜多收1元钱并发表无礼言论造成的；然后封面新闻爆出胡有精神病；援引武汉警方的话说，这起命案不是因为吃面条，而是因为胡某去姚某的一家店面采访，引发了争吵。几乎每一次披露都引起了评论的热潮，评论者很快就被下一轮的事实扇了耳光。剧情突然反转，舆论态度反转。有时，一条新闻出现不到半天，辟谣就出现了，辟谣帖和辟谣帖交叉分布在一起，真假难辨，噪音很大多重“真相”并存的网络舆论场。.这种反转效应的特点很明显：沟通周期短，从发帖到澄清基本都是一两天或更短的时间；信息是片面的，新闻报道往往一开始就单方面采访，只呈现事实的一个方面；话题有争议，能引发公众关注和争论。舆论反转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舆论的风向标也时有变化。刚才还同情的人，瞬间被唾弃；那些刚刚被袭击的人，顿时又是一阵同情。可见，舆论的逆转与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各方只呈现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推动舆论自发寻找谜团，汇聚事件全貌，以片面信息为核心信息推论，形成情感共鸣和共鸣。,意见是片面的；添加更多信息后，新闻的事实被颠倒过来，导致事实和价值观的双重崩溃。从反向新闻的来源来看，有的是媒体报道，有的是网友爆料，有的是一开始就是假新闻。从反转周期来看，有的大于1天，比如成都男司机打女司机；在反转方式上，有的最初是被媒体报道，后来通过媒体调查发现真相后反转，比如男子肾丢失、高价鱼事件等。在逆向激励方面，有的是主观故意的，有的是客观失误，但基本上迎合了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心理和情绪，比如学区房46万元/平方米的天价。舆论逆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出版商“迅速吐槽”，不可靠的信息源传播真相；自媒体“一味追求速度”，一味追求利益，罔顾事实，使舆论成为“愚见”；”，草率推理，偏颇结论，再加上情绪的积累，导致“病毒式”传播；传统媒体的“看门人”作用减弱，盲目追随新媒体，未经验证发布以吸引注意力，缺乏严谨性罗一笑事件经历了两波刷屏和两次踩踏事件，舆论出现了分歧，一方面，罗二的煽情文章《罗一笑，你为我站》持续刷屏，网友纷纷刷屏。不知道真相的人大量转发传递爱心；舆论越来越多，两波舆论碰撞，造成踩踏和舆论分裂。榆林产妇跳楼案之后，死者家属和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涉事医院均通过媒体、自媒体等渠道发声，以及产妇的原因从建筑物上掉下来的东西令人困惑。双方在网上继续角力，真相被颠倒了9次。反向新闻消耗大量社会关注和信任，甚至引起群体对抗。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身份已经被撕裂，真相更难取胜。...

2022-05-04 公正世界效应 不好的效应叫什么效应

书名：弱传播作者：邹振东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副标题:舆论世界哲学出版年：2018-10-1页数：396类别：哲学书籍格式：df/eu/moiISBN：9787515022666作者简介：历史学博士邹振东中国舆论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顾问20162006年6月在厦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共超过1亿次，被称为网络名人教授。同年9月，我被邀请到美国特拉华大学进行讲座，以弱传播理论成功预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内容简介：没有人会忽视舆论的力量，但什么是舆论？如何产生？有规律吗？可以预测甚至影响吗？长期以来，舆论研究一直是哲学家对话的天空，但现在它已经成为新闻和传播的角落。公众对舆论的认知一般停留在公共事件、明星热点等领域。弱传播打破了这一局限性，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与现实世界共存的舆论世界。作者酝酿了20年，写了4年，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舆论世界体系，就像牛顿总结物理世界的运动定律一样。这本书由弱原则、四规则、三规则和一系列舆论工具组成，包括大量的日常生活、政治选择、商业推广、社会事件等真实案例。因此，弱沟通不仅是教授面试、公关、谈判、爱情甚至夫妻沟通技术的实用书籍，也是处理舆论危机和打击舆论战争的实用工具书籍，也是所有媒体人物、公众人物和公务员的书籍。独特的观点、仔细的讨论和完整的系统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舆论世界的哲学。希望每一个通过舆论改变生活或摆脱困境的人都能从《弱传播》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下载地址：df格式下载...

2022-04-05

作者：谢耘耕,陈虹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舆论学研究(第2辑)试读：卷首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精神活动，舆论现象自古就广受重视。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新兴学科。这是舆论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又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之所在。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舆论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西方舆论学研究开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学起初被包含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政治学中，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并有李普曼的《舆论学》等专著问世。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舆论学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操作标准，并且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中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舆论学相关学术专著问世，理论研究也只有短短30余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重视。我国舆论学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核心著者和研究机构，一些院校还开设了舆论学专业。但总体来说，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在既有研究中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相当有限。深入而系统地开展舆论学研究，创新舆论学理论框架，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建设并发展系统、完整、成熟的舆论学学科体系，成为当前舆论学理论研究者和实务研究者面临的紧迫任务。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需要的历史契机，2016年3月25日至27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展开探讨，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从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培养体系、应用体系等方面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获得众多与会代表的共鸣和思考。第一，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有效，例如西方舆论学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个别取向模式”和“成对取向模式”等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的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在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因此，未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应该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创新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信息、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第二，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舆论学既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开展相关研究必须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方法，有大数据挖掘、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座谈、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多种，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研究还集中在内容分析，侧重于从经验层面上梳理分析舆论的支撑和进行实证分析的检验。因此，今后国内各舆论研究机构应当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做大量的努力。要在借鉴国际公认研究方法和改进国内现有的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多元有效的方法体系，促进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升。第三，出版会刊、教材、专著。组织学术共同体、打造学术阵地，出版代表性的著作是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完善的必要条件。2015年12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研究委员会顺利组建，并创办《舆论学研究》会刊，初步计划先每年出版两辑，以后扩展至每年四辑。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集纳中国舆论学领域最优秀学者出版舆论学系统教材，第一批包括《舆论学概论》《舆论学研究方法概论》《网络舆情学概论》《网络舆情研究方法》《中国舆论史》《舆论心理学》《国际舆论学》等著作，通过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招募知名学者编写舆论学专著，舆论学研究委员会还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业人士完成翻译工作。第四，培养复合型舆论创新人才和应用人才。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人才是实现创新最宝贵的资源。要使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持续提升，必须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目前国内舆论学研究已经出现明显的人才短板，未来要加大舆论学研究，有效地融合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为学子提供充沛而丰厚的学养。另外，变革人才培养体制，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让学者掌握数据挖掘能力、数据建模能力、数据应用能力以及业务理解运用能力。第五，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在我国舆论学研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鱼龙混杂的问题。因此，要确保舆论学研究稳健发展必须及时构建一套学术制度规范。其一，舆论学研究学术规范，从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等方面进行规范。例如在进行舆论调研时，必须遵守以下几条准则：一是被访者在研究项目中的合作在任何阶段完全是自愿的。二是要求被访者提供合作时，不允许误导被访者。三是在使用各种调查方法时不得侵犯被访者的匿名权。四是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确保被访者在调查研究后不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伤害或者其他负面的干扰和影响。其二，舆论研究行业标准，除规范舆论行业监测、行业管理以及立法规范外，舆论从业者还应当积极强化自律，坚守该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第六，构建舆论支持系统。准确掌握社会舆论动向，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干预机制，对社会治理机制至关重要。建立理论研究体系和现实决策机制，未来研究涵盖交通、环保、金融等舆论支持系统，解决我们面临的业务数据存储分散化、数据计算能力有限以及数据挖掘模式匹配不当等问题，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第七，设立舆论学学会奖。为促进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设立舆论学学会奖，即舆论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奖作品奖，每年评审一次。此外，舆论学研究的人物奖、舆论学研究代表机构奖，将对兼具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的高校、社科院、媒体、企业等研究机构给予褒奖。尊重舆论、理解舆论、引导舆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任重道远，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舆论学学科体系、加强中国舆论研究学术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当下应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合作共建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与国内舆论学研究同人一道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共同推动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舆论学前沿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会议综述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处摘要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本次论坛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广泛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推动舆论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关键词舆论生态学科体系新媒体治理TheCotructioofChieeScietificCotemoraryPulicOiioStudy——SummaryoftheSecodSeioofForumofChieePulicOiioTheSecretariatofPulicOiioReearchCommitteeofChieeAociatioforHitoryofJouralimadMaCommuicatioAtractTheecodeioofforumofChieeulicoiiowaheldiPeole’DailyiBeijigdurigMarch25to27i2016.Thiforumfocuedothethemeof“ThecotemoraryChieeulicoiiotudieithecotructioofSciece”，addicuedotheiueoftheoryofulicoiio，etworkulicoiioecology，ulicadmiitratio，atioalimageadulicoiioguide，etc.Particiatoderedovertheimortatiue，thedevelometotetialadthedevelomettredofcurretulicoiiotudiefromtheerectiveofotology，methodology，multierectiveaditeratioalerective，whichromotethereearchofulicoiiotothedevelometofmature，ytematic，cietificadtadardizeddirectio.KeyWordPulicoiio，Ecology，Dicilieytem，Newmedia，Admiitratio一引言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学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亟须发展和完善舆论学学科体系，建立舆论学学术共同体，提升舆论学研究实践。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等200余人参加会议，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论坛开幕式由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主持，人民网总编辑余清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王润泽，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余清楚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的价值、责任与使命，强调此次舆论学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为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1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重要平台。王润泽教授追溯舆论研究的中外起源与历史发展，表示中国历史、政治传统、社会生活中关于舆论的丰富思想是世界舆论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能够借此次会议，围绕舆论学议题进行深层次讨论，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发展。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契机，谢耘耕教授指出，当下应协同创新、合作共建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并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包括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出版会刊、教材、专著和译丛，培养复合型舆论学研究和应用人才，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构建舆论决策支持系统，设立“舆论学学会奖”等。论坛期间举行了人民网新媒体智库聘任仪式，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被聘为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顾问。二本体论思考：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对舆论本体论的认识对舆论学存在价值、学科建设和研究范畴有着决定性影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厘清研究对象、完善概念体系是舆论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建设的基础。童兵教授在会上强调，当前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均迎来发展的春天，应尽快确认舆论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童兵教授阐释了潜在舆论的重要性与研究意义，认为潜在舆论具有舆论主体分散性、无组织性，舆论表达私密性、隐匿性，舆论内容不容公开性，舆论形成和流动以所议对象同舆论主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为动力等特点，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舆论，认识和把握潜在舆论是安国定邦、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着力点。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指出，舆论的生成主体是社会，政府在其中更多扮演规则的推动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规则本身也是政府参与舆情治理的重要方式。舆论生态具有关联性、自主性和涌现性，畅通的表达渠道和规则制定是舆论生态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舆论生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把“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舆论生态复杂变化之际，应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舆论上的有效引导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舆论观念变迁过程中，中西方关于舆论的定义在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体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小安研究员对舆论的概念进行溯源式探讨，发现舆论概念经历了“认知—社会整合—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过程，其内涵主要是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认定、对政治管理的评价以及对公共事件是非善恶的评判。在中国语境中，“PulicOiio”出现了舆论、舆情、民意三种翻译，造成认知混乱，有必要对舆论概念加以再界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进一步强调，对舆论定义的重新认识对舆论学研究具有三大启示：第一，必须把舆论研究范围从民意研究、媒介研究中扩展出来；第二，必须把舆论研究层级从新闻理论、大众传媒理论中超越出来；第三，必须把舆论研究方法从样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聚焦网络群体行为和网络集体行动，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概念化不准确、价值评判偏颇等问题，需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加以厘清，建立切合实际的概念谱系，从网络公关/网络营销、网络谣言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动员等多元理论视域切入展开研究，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媒介多样性推动舆论形态的丰富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杨海军教授指出，广告舆论作为舆论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出新特点。舆论“议题”来源的多样化、“合意”过程的复杂化、舆论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多层次化成为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的常见景观。新媒体平台成为当代舆论的生成场，也成为广告舆论传播的实验地。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传播形成正向生成机制、反向生成机制以及复合生成机制等复杂传播机制。三方法论创新：建构舆论学研究新范式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舆论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推动舆论研究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大数据时代，舆论研究实践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舆论的多样来源如何应对？舆论的复杂全貌如何洞悉？单一研究方法在舆情研究中的不足如何解决？混合质与量等多元研究方法所产生的数据如何处理？与会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就大数据时代舆论学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进行深入思考。亚太区互联网研究联盟主席、澳门民意调查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显博士建构全舆情分析框架，以网络大数据结合混合式调研的方法，通过不同渠道，针对不同人群，完成对社会整体舆情的分析。具体来说，即通过传统咨询方式（例如公众论坛、“自投罗网”），针对社团、利益群体或特定群体进行咨询；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对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研究，获得精英群体的意见；通过网络挖掘，分析网络论坛以及社交网络上的意见，反映较为开放和激进的声音；通过调研方法，全方位接触到不同人群，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提升代表性及公信力，更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当前，民意调查较多应用于舆情研究中。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主任戴元初认为，随着网络空间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情绪色彩向现实社会的蔓延，通过民意调查探测舆论动因，打捞沉没的声音，刻画更加真实与完整的民意频谱，建构健康均衡的舆论生态变得尤为重要，期待调查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的共同进步。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立和成熟的衡量标准之一，民意调查是当前舆论学研究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实用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今后的舆论学研究应注重平衡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四多重视角：丰富舆论学研究路径移动互联网络时代，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互动频繁，舆论生态复杂多变，舆论研究辐射多个学科研究领域。舆论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课题，研究者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切入，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研究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一）关系网络视角互联网新媒介助推社会个体的网络化集结，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提出对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信息传播与人际（或群体）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建构特定平台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格局，以此来把握网络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并提出整体性网络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在转型社会与新媒体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基本问题，强调网络舆论研究的逻辑完整性，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舆论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与技术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与微观（个体、微信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基于网络社会舆论生态的复杂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进一步提出社会化媒体舆论生态群落演化呈现四个阶段，即群落创生阶段、群落扩张阶段、群落维持阶段、群落进化阶段，演化层次包括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内部演化（平台自组织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间的演化（平台间的迁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王炎龙教授基于社会成员交互所产生的联系，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微公益传播，指出微公益传播路径是以个体所代表的点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为支撑进行的网络建构。在此网络结构中，社会动员、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相互融通，微公益传播经动员启动网络建构机制，继而产生社会资本的运行并进一步完善传播网络的建构，在动员与资源流动中为保持长久稳定的良性互动，基于规范产生的社会信任机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保持网络社群内部持续凝聚与合作。各种舆论场极其活跃，给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山东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部栾盛磊副教授跳出传统的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技术性思维框架，基于网络社会的社会原子化特征，从公共控制（独立性维度）、维护信任（可靠性维度）、公共参与自治性的增长（参与性维度）、社会资本整合（一体化维度）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社会政府治理模型，提出寻求四个维度的平衡是政府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最佳理想路径，也是政府保护网络社会和与网络社会公民维系信任关系的保障，丰富了舆情的政府治理研究。互联网与国家和社会关系是一个持续改变和重塑的过程，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生态的镜像，同时参与社会生态的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研究员基于高维空间思维与理念治理，指出网络空间生态及舆论生态已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策略和理念，在体制、机制层面，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在文化、心理层面，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要借力民间团体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要树立民族信仰，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个人的问题由国家解决，要培养国家和民族危机感，使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到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媒体报道层面，舆论问题从放弃媒体立场上解决。（二）心理认同视角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从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入手分析当前的舆论环境，指出网络时代，民众权利意识空前强化，民众监督横向交流频繁，官方、民间、境外舆论场互动复杂，话语权力中心与政治权力中心呈分离趋势，使得政治认同变化频度高，政党认同、领袖认同、政府认同变动剧烈，政治信任损耗大，政治对抗强度大，加剧了公众的政治认同危机。众声喧哗的时代，社会需要更加理性的声音、更加专业的权威媒体。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红艳副教授基于社会心理认同视角分析网络舆论演变路径，即概化信念（地域性、群体性）的形成与扩散导致网络舆论升温，群体认同与社会区分（群内群际互动）导致舆论热化，内群共识与从众（少数人影响、参照信息影响）激化网络舆论。并基于群体心理学提出网络舆论管理对策，包括建立心理引导机制，减少污名化处境中拒斥性认同的形成；官方舆论场适时调控文化领导权。加强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有助于培育健康平衡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生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系主任薛可教授基于受众心理感知视角，通过“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文本挖掘，分析突发危机中“正能量信息”的影响因子，指出不同危机情景是引发“正能量信息”差异的首要原因，明确的危机可控性和责任归因会增强“正能量信息”传播力，信息内容的正负极性会对“正能量信息”传播力造成影响，权威媒体比普通网络用户更能提升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力。挖掘和设置正面议题、扩大“正能量信息”传播路径、提升正负信息的对冲效应、培育信息环境与健康心态等传播策略，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力量，为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信息管控方案。文化政治开启网络舆情研究的新视角。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爱凤教授基于“阿玛尼少年”事件，提出重视网络舆情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其根本在于深入把握网络中不同文化身份群体、个人的心理及其形成的社会心态，了解不同主体的诉求，这对于加强不同群体间的沟通与互动、有效纾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优化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作用。（三）话语理论视角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严励教授认为，网络话语作为一种舆论形态，具备一般意义上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网络话语的表达过程是群体意见与个体意见的整合，同时与单纯的个体表达具有明显区别。网络话语以其媒介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形成了与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之间有联系的区别，这种联系和区别使网络话语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被关注和研究。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背后蕴含着由网络话语这一特殊舆论形态发展而来的舆论信息生发和传播的特殊规律，为今后的舆论研究，特别是网络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网络话语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新形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汤景泰副教授结合多模态话语理论、模因理论与社会抗争理论，考察网络话语抗争机制。借助网络传播的优势，网络话语抗争超越空间限制，以话语协同的方式，将抗争参与者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最大化，通过符号游击战的形式，实现了网络抗争无组织的组织，从而将原来较为无力的话语抗争变成极为有力的舆论战。在中国目前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这种全新的抗争形态将在各类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这尤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打通“两个舆论场”是当下政府和媒体面临的重要命题。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褚金勇博士认为，打通“两个舆论场”不单单是入驻新媒体平台，更重要的是从“主义”话语向“问题”话语、从权力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型，建立话语沟通的桥梁。（四）政策决策视角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传播面临舆论倒逼决策的风险、政策信息异化的风险、政府政策回应的风险。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淑华教授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政策传播从封闭、单向的科层制组织传播走向“后科层时代”的开放、互动，凸显了政策传播中的隐性反抗和风险显化。公众对政策过程的“强制性介入”使得政策传播路径发生了改变，导致对政策的质疑、颠覆甚至政策失效等后果。新媒体对政策传播的影响不单单是表面看到的传播路径问题，更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结构问题。政策能否及时对媒体开放和吸纳民意、能否及时回应问题和做出调整是影响政策认同和执行的关键。董盟君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探讨舆论生态的改善，指出在移动端日益成为舆论发酵重地的背景下，新闻宣传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首先，优化资源配置，将宣传资源从纸媒、广电等传统媒体拓展到互联网新媒体；其次，保障有效供给，主流媒体要增加和保障内容“供给”，与自媒体上的舆论偏差形成对冲，成为社会舆论的压舱石。新闻宣传的供给侧改革离不开新技术媒介的支撑，基于互联网平台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应特别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公众舆论如何进入国家公共政策议程？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万旋傲博士基于2003～2013年6000余起舆情事件的实证分析，探究舆情传播下公共政策的触发机制，即事件所指向的公共政策具有可行性，舆论传播强度较高，舆论中对公共政策的讨论较多，某一时期内同类型事件开始连续发生。五国际视野：重塑国际舆论传播格局信息技术推动全球媒介空间重构，国际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的频繁互动和相互渗透，国际舆论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发展和复杂博弈，加剧国际舆论研究的紧迫性，凸显舆论学研究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从美国智库视角切入研究国际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指出作为国际舆论制造者，西方智库舆论生产遵循“智库—舆论产品—政府媒体—大众”路线。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重视对国际智库的舆论研究，加强中国智库的建设力度，助力中国提升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韦路教授在交通运输领域重力模型基础之上建构动态社会重力模型，基于“埃博拉流行病”的数据挖掘分析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如何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发现国际信息流动格局在社交媒体时代仍然是发达国家主导，且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信息发生量相近的国家，互动更为紧密。韦路教授认为，要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必须要充分利用社交新媒体平台，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舆论场发声。对外传播的目的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重塑国家形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林爱珺教授指出，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一直存在诸多短板，总结为“三差”，即信息流进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林爱珺教授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在国际传播方面，要着力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听清并听懂中国的好声音。国家形象传播与国际舆论引导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中国形象对外传播不畅、传播无效等问题，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大勇副教授提出国家形象由“软实力”构建到“软传播”方式选择的路径演变，认为中国形象需要“故事表达”，借助“故事”的吸引、渗透、黏附特性发挥“软传播”作用，根据国家、地域、民族、文化等选择对应的编码系统和语汇转换“中国故事”，通过展现国家形象改变世界公众的认知，进而引导国际舆论。“软实力”的“软传播”构成“软+软”模式，有利于隐去锋芒、规避争议、彰显温情、拉近距离，为世界公众接近、认知、理解和认同中国扫清障碍，重置世界舆论格局。六小结建设和完善中国当代舆论学体系，增强中国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权，是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凝聚国内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为国内舆论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切磋、合作的平台，推动舆论学研究和教育的体系化发展。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与会研究者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呈现出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思想图景。当前，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需要首先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明确舆论学研究对象，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创新舆论学研究范式，平衡舆论学研究的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这需要各领域舆论学研究者的协同创新，不断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学科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增强中国舆论学术研究话语权，推动舆论学研究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执笔人：秦静，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转型时期的中国舆论学发展：历史机遇、前景与挑战——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综述万旋傲刘璐在世界民意调查面临拐点之际，中国舆论学的发展也迎来历史契机。面对更纷繁的信息、更多变的情绪、更难以琢磨的舆论心态、更复杂的舆论引导技巧，我们应如何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反思、审视舆论学研究困境及其根源，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科学、准确地测量舆论？如何在世界舆论研究的混沌之际抓住历史契机，推进中国舆论学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这是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初期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2016年12月10-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CAPOR）和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网信办、北京网信办、人民网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上海交通大学，就舆论学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观点交锋与碰撞，探讨学科的动态走向与发展格局。中国舆论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舆论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舆论问题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思考舆论学学科建设问题，既是回应现实的需求，也是推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任务。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谢耘耕指出，我们应该协同世界舆论研究精英力量和新兴舆论研究技术队伍，寻找更适应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方法，争取更准确地把握、预测社会舆论，完善舆论学知识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谢耘耕教授提出，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从六个方面入手助推舆论学知识体系创新：（1）成立“舆论学理论研究学组”“舆论学研究方法学组”“中外舆论学史学组”“国际舆论研究学组”“网络舆论研究学组”五大舆论学学组；（2）编撰舆论学系列教材；（3）搭建舆论学学术交流平台；（4）出版舆论学研究杂志和专著；（5）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走出去”“请进来”；（6）设立“舆论学学会奖”。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界定了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的性质、功能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舆论学研究内容包括基础舆论学、实用舆论学、舆论发展史、分支舆论学四大类；舆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包括舆论及舆论学理论研究、社情民意调查及测量、舆论专题调研、咨询报告、舆论学理论与实务教育、舆论调查访员培训、舆论学专业及调研的国际合作、研究报告、研究通信、年鉴及专著出版；舆论工作者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严密的科学作风、精湛的学识技能、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广的襟怀宇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从中国舆情研究的供给侧谈起，探究法律的可行性与民众表达空间的关系，认为法律规范要与人们的自由行动空间相适应。他认为，在传播格局中，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平台，不社交、无民意；传播中的关系和情感判断直接左右传播效果，传播中的理性逻辑在下降，关系逻辑在上升，关系、情感传播决定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大数据与舆论学研究方法创新民意研究方法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到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不少民意调查机构以及大数据挖掘公司的预测结果都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反思，传统民意调查和大数据挖掘为何愈来愈难以准确地反映社会舆论？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较大缺憾？全球是否需要重构舆论学方法体系、知识体系？谢耘耕教授认为，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挖掘方法尽管面临一些困境，但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诸多学者、研究机构和企业正在着眼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探索、调整、改进研究方法，设计出一些令人瞩目的调查研究模型。传统的调查研究还需结合新科技，配合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综合更多交叉求证工具做预测，未来将是多重工具研究分析的时代。诸多学者已意识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给舆论研究带来的理论方法创新、机会和挑战，并开始着力打造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于舆情监测与分析领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指出，运用大数据方法的舆论研究应关注话语/情绪、态度、行为三个层次，当前舆论研究的可拓展方向包括：显舆论研究，即对“公开谈论的热点议题”和“有影响力的意见表达”的研究，通过机器学习和语义分析方法获知网络舆论场的议题分布与意见分布；潜舆论研究，通过在线文本情绪分析工具LIWC、表情符号情绪监测等挖掘潜在舆论；行为舆论，包括网民注意力、网民关注度、网民态度倾向、舆情态势等；舆论主体研究，包括网民特征、网民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介绍了其大数据资源的开采与价值冶炼思路。在舆情大数据研究中，他以中国网民意识形态倾向的区域差异研究为例，将政治污名作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识别工具，通过个人或群体对左派或右派赋予污名的言语和行为判断其意识形态倾向为右或者左，再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左派与右派的比值，得出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计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江苏左派网民力量最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与省份人均GDP、外商投资总额、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化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澳门易研网络研究实验室的曹文鸳、常雪以人机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及人工在线内容分析的方式，研究了Uer在澳门的撤离风波舆情事件。他们发现，在检测时间内，Faceook是“澳门撤离风波”中最为重要的网络舆论阵地；网络舆情比传统媒体舆情更支持Uer在澳营运，更不满澳门的士服务现况。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萧冰认为，在舆情研究中，大数据的研究不会仅仅停留在数据阶段，还需要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进行再次加工，将数据进行可视化以及视觉建构，让数据信息更多地得到呈现。新型舆论格局与传播运行机制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舆论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路径出现了新的特征。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指出，当下，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相当隐蔽和模糊，社会信息和意见经常越过行政边界，舆论触点呈现出离散化态势。网络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正在成为信息和意见传播的主渠道，但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因为消息来源准确、内容思路清晰、评论鞭辟入里，依然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决定性力量。各类媒体的互动缩短了舆论形成时间，意见的转化难以预测，社会舆论更加多元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郭万超教授认为，互联网作为当今舆论的主阵地，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战场，主要表现有：网络反共是西方最主要进攻方向；唱衰中国依旧是热点主题；对爱国者和正能量网友的打击和“污名化”愈演愈烈。我国内部网络舆情斗争也出现新趋向、形势严峻，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将泛滥成灾；资本与公知合流，人为制造舆情危害巨大；网络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也将愈演愈烈。重庆文理学院赵立兵老师指出，在互联网的区隔保护下，数量众多、质地各异的“意见长尾”同传统社会的“优势意见”进行了充分博弈、竞争乃至融合，优势意见再也无法像在传统大众社会中，仅仅依靠“孤立的恐惧”的压力，就可以迫使劣势意见走向“沉默的螺旋”，优势意见的“优势”已经不再，它已无法更无力彻底消灭对方，而是形成了类似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合纵连横、共存共生的“混战”格局，也构成了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以信息过载、中心多元、众声嘈杂、边界模糊为表征的混合、长尾的传播形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情感结构的变化，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诸如怨恨、愤怒等情感。从原型理论的视角看，原型即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当下的特定类型情感与原型中蕴含着的群体共享的情感相互勾连和叠加，构成情感传播的独特机制，驱动各种舆论、话题及事件的发展和演变。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雷鸣认为，我国互联网上理性声音占据主流，但也时常出现类似“逢官必贬”“遇富即骂”“见日就反”的非理性言论。社会矛盾凸显、诉求渠道缺位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社会根源；错误思想文化误导、法制道德观念淡薄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思想根源；特殊网民结构、复杂网民心理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主体根源；社会公信下降、应急处置不当，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潜在根源；网站故意炒作、“推手”煽风点火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直接根源；虚拟网络空间、开放网络环境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技术根源；法规不甚健全、监管很难到位是引发非理性言论的管理根源。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公众的理性思维具有积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周冬老师通过对2003～201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互联网的运用与推广对降低腐败犯罪概率和提高人均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覆盖率提高1%，公职人员犯罪案件数每百万人中将显著减少8.95件，但是传统报纸期刊不具备此影响。同时，她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互联网使用率和民众理性地表达自我诉求和政治诉求呈正相关性。西北民族大学卢毅刚副教授和研究生王红对网络舆论中的语言暴力和态度理性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剖析。他们指出，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借舆论发泄情绪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激活性需求的产生和适应性满足的本能行为。伴随“互联网+”的渠道拓展和大人际关系网形成，网络舆论中的态度“中转器”愈来愈多，在使意见多元化呈现的同时也使态度逐渐理性化，这其中的“领头羊效应”“流瀑效应”往往发挥积极作用，使人们在面对争议性问题时越来越看重论据，更多地表现出思辨思维和理性态度。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使用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诸多新型产业不断涌现，技术革命使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认知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华中科技大学李卫东副教授对基于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前的云传播态势表现为：第一，互动交流类应用在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云传播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能力发展极其不均衡。在全网层面，开放关系和开放资源主要集中在互动交流应用节点处。同时，在互动交流类应用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两极化”现象。第三，“社交网络+”逐步成为新媒体应用提供商实施云传播战略的共同选择。第四，开放平台已成为大数据生成、传播和分析利用的基础平台。没有开放和共享就没有真正的大数据。而开放平台能让全网的数据实现云传播，能实现全网数据的汇集和共享，能打破一个个站点形成的“信息孤岛”，能让新媒体应用“互联互通”，成为一个大应用、大平台，生成真正的大数据。影视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短短四年中赢得了关注，也催生了非议。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白洁对影视众筹的优劣势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影视众筹的优势表现为：创新融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营销和市场预判前置，影视产业集聚模式彰显普惠、共享特性。影视众筹的问题和风险表现为：政策、法律和监管风险，影视、金融“风险双高”，适合场景有限，平台与技术风险。她指出，影视众筹恰逢影视文化产业、大数据、云计算、VR及通信技术等各相关领域的高速发展，必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新媒体从业者作为媒介赋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其行为对公民媒介赋权的过程和结果也具有影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伟伟老师和郭小安教授通过对重庆和成都的15家新媒体机构的462名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年龄、媒介依赖和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赋权认知具有显著预测力。相较而言，新媒体从业者的内在心理因素政治效能感比外在因素媒介依赖对他们的媒介认知水平预测力更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武和研究生黄扬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学生移动新闻客户端用户的特征、使用行为、使用动机和满意度问题。他们指出，大学生群体中，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者较非使用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社交活跃度，同时使用者利用门户网站获取新闻的频率更高，但在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方面与非使用者并无显著差异；在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群体中，用户行为呈现典型的阅读碎片化和浅层化特征，同时用户在新闻阅读中乐于分享和点赞，却疲于评论；了解新闻资讯、获取有用信息、娱乐消遣、表达个人意见和促进社会交往这五大动机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对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总体满意度和社交满意度，但显著影响阅读满意度的只有了解新闻资讯和获取有用信息这两个动机。社交媒体的传播行为分析微信群功能近年在社交、资讯分享等方面持续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童清艳教授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唐寒立对34个微信群聊天记录进行了文本分析，从信息效用性、信息社交性、信息娱乐性、用户满意度、用户互动等方面考察了微信群用户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社交性是用户参与微信群的主要动因，娱乐性的影响效果居次，信息效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小。另外，微信群的社交行为打破六度空间理论，形成“二度空间”，即通过微信群，只需要一个熟人介绍拉圈便可以沟通，虽然是弱关联。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阎峰认为，微信、FB、Lie、Itagram等社交型媒体广泛出现后，出现了在我们习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的新的传播方式，即卡斯特所说的大众的自我传播，其呈现出的民众所思所想所言所为等日常生活，构成了公共外交中的“小事件”。大数据“热点”算法+情绪计算，可以帮助挖掘这类小事件，由此观测社会心理的趋势，勾勒出时代大众的心理镜像。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世甫教授指出，在微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场域中公众的客体主体化是微时代对主体的否定之否定，它通过从情绪走向情感，从自在走向自为，从群体极化走向理性共同体的建构，还原了主体。主体化的公众成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场域中的标志性力量，他们一次次成功参与舆论引导的实践，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客体主体化，传递舆论引导的正能量，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发展。新浪微博话题榜作为热门话题的依托，实时聚焦特定时段内微博用户关注的方向和兴趣点，已经成为网络热点的风向标，反映了网民的群体意志。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李莹莹认为，新浪微博话题榜形成的动因包括信息自动集聚、粉丝刷榜、水军推动、意见领袖号召、与传统媒体的共振。她指出，应该通过新浪微博落实主体责任做好“把关人”，“热门话题”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并发挥引导作用，对微博监督与公益发挥助力作用，适当降低娱乐类占比，同时要提高网民道德意识和媒介素养，监管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工作，以此发挥热门话题榜的正效应。政务舆情与舆论引导随着网络舆论失范现象的频发，政府也逐步加强网络舆论工作建设，加强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不断尝试新的舆论引导策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个能力”，其中就包括“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介绍，2016年国办先后下发三个文件，对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全面部署，明确要求遇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明确了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明确了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明确了重大舆情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甘莅豪对公共舆论中的政府道歉行为作了分析。他指出，和私人领域不同，当政府必须对不适当行为负责时，公众不仅仅通过和道歉主体进行人际沟通来揣摩道歉者内心是否具有悔意，而是更加重视道歉主体的外在表现中是否表明了勇于承担责任。而道歉行为中蕴含了道义悖论、声望悖论、身段悖论、情感悖论、时间悖论、频率悖论、身份悖论、责任承担悖论和责任归属悖论，这些悖论直接影响着科层制中责任承担者的确立，也会影响公众对执政者道歉行为的评判。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教授对中国的领导传播与民意表达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领导传播和民意表达要形成良性互动，领导传播要系统完善，方法科学，运行有效；民意表达系统要渠道通畅、理性成熟。二者需要保持科学的平衡，领导意志产生之前要多吸纳民意，民意要学习领会和接纳领导意志，警惕二者的“倾斜”。四川大学副教授张放和研究生王盛楠指出，拟人化策略在政务微博中应用十分广泛，但目前存在着诸如“过分调侃式互动”“负面情绪化互动”等“过度拟人化”的问题。他提出，账号资料拟人化的互动效果最佳，表达风格拟人化次之，而交流内容拟人化的作用最为有限，应该通过“写好账号名片”“管好软性内容”“讲好政务故事”，优化政务微博传播效果。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思潮网络空间为多元思想意识碰撞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诸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思潮，对大众的思想、价值、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教授指出，科学引导社会思潮，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要网上网下内外兼治。在体制、机制层面，网络空间作为线下空间的镜像，其所表现出的问题都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表征，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文化、心理层面，要重塑主流意识心态，脚上的问题从头上解决，即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个人的问题国家解决；媒体报道层面，避免国家与人民、媒体与用户的对立立场，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舆论引导，打造多元、立体引导源。网络论坛的民间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其更容易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较大的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阵地。中南民族大学方付建副教授认为，当前网络论坛中的思潮表现为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型思潮、攻击其他思潮和评判各种思潮等具体内容或形态；网络论坛中的思潮传播者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往往以标题吸引法、帖文搬运法、热点追踪法、抱团取暖法和号召倡议法等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化冰对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第一，其产生与历史的集体记忆有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冲突的体现。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反映出当代中国转型中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三，它有时呈现被动、消极，有时呈现激进、混乱，但它已经成为构建新时期民族“想象”的重要传播媒介。突发事件报道与社会治理继2014年杭州余杭发生针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规模抗议后，2016年浙江海盐再次发生围绕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趋于多发、高发态势。浙江传媒学院方建移教授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风险感知与舆情应对进行了探究。他的研究发现，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无依据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对项目的“禁言”让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地放大，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无助和愤怒；微信群的使用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愤怒情绪更快传播；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一闹就管用”的强化对同类项目具有示范效应。中山大学李春凤老师从恩宁路拆迁学术关注小组说起。她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拆迁团体多数由相关利益体首先组成，只立足于某一个案，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问题，因此未能发挥持续的沟通作用，这也体现当前中国拆迁问题的复杂程度。汕头大学副教授毛良斌探讨了偶像明星对娱乐教育节目说服效果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准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他指出，受众卷入的五个子维度——对节目故事的兴趣、感知到与角色的相似性、角色认同、角色期望认同和对角色的喜欢均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实质是一种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在对节目兴趣、相似性以及对角色喜欢的影响说服效果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而角色认同和角色期望认同对说服效果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不必由准社会关系作为中介。安徽大学研究生陶晓雯、杨振羽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入手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问题。他们认为，官方媒体仍采取传统方式进行舆论引导效果不佳，过度的议程设置使得事件重点被混淆，甚至使得事件事实被偏离，而通过评论进行的观点引领又因为远离了公众的舆情反馈而失去了引导效力。此外，官方媒体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独特的交互性，信息的公开性和言论的相对自由所带来的复杂性，舆论引导忽略了对公众负面情绪的及时调整，当公众的舆情中出现有负面情绪时，继续“我行我素”，最终导致谩骂和抨击的蔓延与膨胀。同时，官媒依然带有较为浓厚的立场色彩，上升问题高度、增强共众意识的现象依然存在。国际舆情与国家形象塑造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相德宝对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三十年的议题、变迁和网络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路径从星星点点的研究到突飞猛进直至成为显学，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搭建体现为四个主体——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学术平台，学术网络。国际传播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整合。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4

作者：谢耘耕,陈虹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舆论学研究(第2辑)试读：卷首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精神活动，舆论现象自古就广受重视。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新兴学科。这是舆论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又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之所在。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舆论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西方舆论学研究开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学起初被包含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政治学中，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并有李普曼的《舆论学》等专著问世。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舆论学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操作标准，并且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中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舆论学相关学术专著问世，理论研究也只有短短30余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重视。我国舆论学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核心著者和研究机构，一些院校还开设了舆论学专业。但总体来说，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在既有研究中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相当有限。深入而系统地开展舆论学研究，创新舆论学理论框架，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建设并发展系统、完整、成熟的舆论学学科体系，成为当前舆论学理论研究者和实务研究者面临的紧迫任务。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需要的历史契机，2016年3月25日至27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展开探讨，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从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培养体系、应用体系等方面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获得众多与会代表的共鸣和思考。第一，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有效，例如西方舆论学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个别取向模式”和“成对取向模式”等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的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在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因此，未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应该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创新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信息、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第二，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舆论学既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开展相关研究必须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方法，有大数据挖掘、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座谈、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多种，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研究还集中在内容分析，侧重于从经验层面上梳理分析舆论的支撑和进行实证分析的检验。因此，今后国内各舆论研究机构应当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做大量的努力。要在借鉴国际公认研究方法和改进国内现有的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多元有效的方法体系，促进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升。第三，出版会刊、教材、专著。组织学术共同体、打造学术阵地，出版代表性的著作是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完善的必要条件。2015年12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研究委员会顺利组建，并创办《舆论学研究》会刊，初步计划先每年出版两辑，以后扩展至每年四辑。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集纳中国舆论学领域最优秀学者出版舆论学系统教材，第一批包括《舆论学概论》《舆论学研究方法概论》《网络舆情学概论》《网络舆情研究方法》《中国舆论史》《舆论心理学》《国际舆论学》等著作，通过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招募知名学者编写舆论学专著，舆论学研究委员会还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业人士完成翻译工作。第四，培养复合型舆论创新人才和应用人才。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人才是实现创新最宝贵的资源。要使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持续提升，必须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目前国内舆论学研究已经出现明显的人才短板，未来要加大舆论学研究，有效地融合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为学子提供充沛而丰厚的学养。另外，变革人才培养体制，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让学者掌握数据挖掘能力、数据建模能力、数据应用能力以及业务理解运用能力。第五，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在我国舆论学研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鱼龙混杂的问题。因此，要确保舆论学研究稳健发展必须及时构建一套学术制度规范。其一，舆论学研究学术规范，从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等方面进行规范。例如在进行舆论调研时，必须遵守以下几条准则：一是被访者在研究项目中的合作在任何阶段完全是自愿的。二是要求被访者提供合作时，不允许误导被访者。三是在使用各种调查方法时不得侵犯被访者的匿名权。四是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确保被访者在调查研究后不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伤害或者其他负面的干扰和影响。其二，舆论研究行业标准，除规范舆论行业监测、行业管理以及立法规范外，舆论从业者还应当积极强化自律，坚守该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第六，构建舆论支持系统。准确掌握社会舆论动向，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干预机制，对社会治理机制至关重要。建立理论研究体系和现实决策机制，未来研究涵盖交通、环保、金融等舆论支持系统，解决我们面临的业务数据存储分散化、数据计算能力有限以及数据挖掘模式匹配不当等问题，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第七，设立舆论学学会奖。为促进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设立舆论学学会奖，即舆论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奖作品奖，每年评审一次。此外，舆论学研究的人物奖、舆论学研究代表机构奖，将对兼具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的高校、社科院、媒体、企业等研究机构给予褒奖。尊重舆论、理解舆论、引导舆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任重道远，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舆论学学科体系、加强中国舆论研究学术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当下应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合作共建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与国内舆论学研究同人一道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共同推动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舆论学前沿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会议综述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处摘要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本次论坛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广泛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推动舆论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关键词舆论生态学科体系新媒体治理TheCotructioofChieeScietificCotemoraryPulicOiioStudy——SummaryoftheSecodSeioofForumofChieePulicOiioTheSecretariatofPulicOiioReearchCommitteeofChieeAociatioforHitoryofJouralimadMaCommuicatioAtractTheecodeioofforumofChieeulicoiiowaheldiPeole’DailyiBeijigdurigMarch25to27i2016.Thiforumfocuedothethemeof“ThecotemoraryChieeulicoiiotudieithecotructioofSciece”，addicuedotheiueoftheoryofulicoiio，etworkulicoiioecology，ulicadmiitratio，atioalimageadulicoiioguide，etc.Particiatoderedovertheimortatiue，thedevelometotetialadthedevelomettredofcurretulicoiiotudiefromtheerectiveofotology，methodology，multierectiveaditeratioalerective，whichromotethereearchofulicoiiotothedevelometofmature，ytematic，cietificadtadardizeddirectio.KeyWordPulicoiio，Ecology，Dicilieytem，Newmedia，Admiitratio一引言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学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亟须发展和完善舆论学学科体系，建立舆论学学术共同体，提升舆论学研究实践。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等200余人参加会议，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论坛开幕式由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主持，人民网总编辑余清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王润泽，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余清楚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的价值、责任与使命，强调此次舆论学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为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1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重要平台。王润泽教授追溯舆论研究的中外起源与历史发展，表示中国历史、政治传统、社会生活中关于舆论的丰富思想是世界舆论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能够借此次会议，围绕舆论学议题进行深层次讨论，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发展。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契机，谢耘耕教授指出，当下应协同创新、合作共建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并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包括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出版会刊、教材、专著和译丛，培养复合型舆论学研究和应用人才，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构建舆论决策支持系统，设立“舆论学学会奖”等。论坛期间举行了人民网新媒体智库聘任仪式，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被聘为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顾问。二本体论思考：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对舆论本体论的认识对舆论学存在价值、学科建设和研究范畴有着决定性影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厘清研究对象、完善概念体系是舆论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建设的基础。童兵教授在会上强调，当前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均迎来发展的春天，应尽快确认舆论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童兵教授阐释了潜在舆论的重要性与研究意义，认为潜在舆论具有舆论主体分散性、无组织性，舆论表达私密性、隐匿性，舆论内容不容公开性，舆论形成和流动以所议对象同舆论主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为动力等特点，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舆论，认识和把握潜在舆论是安国定邦、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着力点。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指出，舆论的生成主体是社会，政府在其中更多扮演规则的推动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规则本身也是政府参与舆情治理的重要方式。舆论生态具有关联性、自主性和涌现性，畅通的表达渠道和规则制定是舆论生态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舆论生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把“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舆论生态复杂变化之际，应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舆论上的有效引导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舆论观念变迁过程中，中西方关于舆论的定义在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体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小安研究员对舆论的概念进行溯源式探讨，发现舆论概念经历了“认知—社会整合—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过程，其内涵主要是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认定、对政治管理的评价以及对公共事件是非善恶的评判。在中国语境中，“PulicOiio”出现了舆论、舆情、民意三种翻译，造成认知混乱，有必要对舆论概念加以再界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进一步强调，对舆论定义的重新认识对舆论学研究具有三大启示：第一，必须把舆论研究范围从民意研究、媒介研究中扩展出来；第二，必须把舆论研究层级从新闻理论、大众传媒理论中超越出来；第三，必须把舆论研究方法从样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聚焦网络群体行为和网络集体行动，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概念化不准确、价值评判偏颇等问题，需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加以厘清，建立切合实际的概念谱系，从网络公关/网络营销、网络谣言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动员等多元理论视域切入展开研究，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媒介多样性推动舆论形态的丰富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杨海军教授指出，广告舆论作为舆论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出新特点。舆论“议题”来源的多样化、“合意”过程的复杂化、舆论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多层次化成为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的常见景观。新媒体平台成为当代舆论的生成场，也成为广告舆论传播的实验地。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传播形成正向生成机制、反向生成机制以及复合生成机制等复杂传播机制。三方法论创新：建构舆论学研究新范式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舆论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推动舆论研究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大数据时代，舆论研究实践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舆论的多样来源如何应对？舆论的复杂全貌如何洞悉？单一研究方法在舆情研究中的不足如何解决？混合质与量等多元研究方法所产生的数据如何处理？与会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就大数据时代舆论学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进行深入思考。亚太区互联网研究联盟主席、澳门民意调查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显博士建构全舆情分析框架，以网络大数据结合混合式调研的方法，通过不同渠道，针对不同人群，完成对社会整体舆情的分析。具体来说，即通过传统咨询方式（例如公众论坛、“自投罗网”），针对社团、利益群体或特定群体进行咨询；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对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研究，获得精英群体的意见；通过网络挖掘，分析网络论坛以及社交网络上的意见，反映较为开放和激进的声音；通过调研方法，全方位接触到不同人群，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提升代表性及公信力，更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当前，民意调查较多应用于舆情研究中。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主任戴元初认为，随着网络空间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情绪色彩向现实社会的蔓延，通过民意调查探测舆论动因，打捞沉没的声音，刻画更加真实与完整的民意频谱，建构健康均衡的舆论生态变得尤为重要，期待调查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的共同进步。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立和成熟的衡量标准之一，民意调查是当前舆论学研究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实用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今后的舆论学研究应注重平衡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四多重视角：丰富舆论学研究路径移动互联网络时代，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互动频繁，舆论生态复杂多变，舆论研究辐射多个学科研究领域。舆论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课题，研究者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切入，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研究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一）关系网络视角互联网新媒介助推社会个体的网络化集结，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提出对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信息传播与人际（或群体）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建构特定平台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格局，以此来把握网络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并提出整体性网络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在转型社会与新媒体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基本问题，强调网络舆论研究的逻辑完整性，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舆论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与技术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与微观（个体、微信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基于网络社会舆论生态的复杂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进一步提出社会化媒体舆论生态群落演化呈现四个阶段，即群落创生阶段、群落扩张阶段、群落维持阶段、群落进化阶段，演化层次包括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内部演化（平台自组织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间的演化（平台间的迁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王炎龙教授基于社会成员交互所产生的联系，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微公益传播，指出微公益传播路径是以个体所代表的点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为支撑进行的网络建构。在此网络结构中，社会动员、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相互融通，微公益传播经动员启动网络建构机制，继而产生社会资本的运行并进一步完善传播网络的建构，在动员与资源流动中为保持长久稳定的良性互动，基于规范产生的社会信任机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保持网络社群内部持续凝聚与合作。各种舆论场极其活跃，给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山东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部栾盛磊副教授跳出传统的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技术性思维框架，基于网络社会的社会原子化特征，从公共控制（独立性维度）、维护信任（可靠性维度）、公共参与自治性的增长（参与性维度）、社会资本整合（一体化维度）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社会政府治理模型，提出寻求四个维度的平衡是政府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最佳理想路径，也是政府保护网络社会和与网络社会公民维系信任关系的保障，丰富了舆情的政府治理研究。互联网与国家和社会关系是一个持续改变和重塑的过程，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生态的镜像，同时参与社会生态的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研究员基于高维空间思维与理念治理，指出网络空间生态及舆论生态已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策略和理念，在体制、机制层面，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在文化、心理层面，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要借力民间团体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要树立民族信仰，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个人的问题由国家解决，要培养国家和民族危机感，使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到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媒体报道层面，舆论问题从放弃媒体立场上解决。（二）心理认同视角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从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入手分析当前的舆论环境，指出网络时代，民众权利意识空前强化，民众监督横向交流频繁，官方、民间、境外舆论场互动复杂，话语权力中心与政治权力中心呈分离趋势，使得政治认同变化频度高，政党认同、领袖认同、政府认同变动剧烈，政治信任损耗大，政治对抗强度大，加剧了公众的政治认同危机。众声喧哗的时代，社会需要更加理性的声音、更加专业的权威媒体。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红艳副教授基于社会心理认同视角分析网络舆论演变路径，即概化信念（地域性、群体性）的形成与扩散导致网络舆论升温，群体认同与社会区分（群内群际互动）导致舆论热化，内群共识与从众（少数人影响、参照信息影响）激化网络舆论。并基于群体心理学提出网络舆论管理对策，包括建立心理引导机制，减少污名化处境中拒斥性认同的形成；官方舆论场适时调控文化领导权。加强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有助于培育健康平衡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生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系主任薛可教授基于受众心理感知视角，通过“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文本挖掘，分析突发危机中“正能量信息”的影响因子，指出不同危机情景是引发“正能量信息”差异的首要原因，明确的危机可控性和责任归因会增强“正能量信息”传播力，信息内容的正负极性会对“正能量信息”传播力造成影响，权威媒体比普通网络用户更能提升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力。挖掘和设置正面议题、扩大“正能量信息”传播路径、提升正负信息的对冲效应、培育信息环境与健康心态等传播策略，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力量，为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信息管控方案。文化政治开启网络舆情研究的新视角。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爱凤教授基于“阿玛尼少年”事件，提出重视网络舆情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其根本在于深入把握网络中不同文化身份群体、个人的心理及其形成的社会心态，了解不同主体的诉求，这对于加强不同群体间的沟通与互动、有效纾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优化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作用。（三）话语理论视角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严励教授认为，网络话语作为一种舆论形态，具备一般意义上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网络话语的表达过程是群体意见与个体意见的整合，同时与单纯的个体表达具有明显区别。网络话语以其媒介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形成了与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之间有联系的区别，这种联系和区别使网络话语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被关注和研究。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背后蕴含着由网络话语这一特殊舆论形态发展而来的舆论信息生发和传播的特殊规律，为今后的舆论研究，特别是网络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网络话语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新形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汤景泰副教授结合多模态话语理论、模因理论与社会抗争理论，考察网络话语抗争机制。借助网络传播的优势，网络话语抗争超越空间限制，以话语协同的方式，将抗争参与者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最大化，通过符号游击战的形式，实现了网络抗争无组织的组织，从而将原来较为无力的话语抗争变成极为有力的舆论战。在中国目前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这种全新的抗争形态将在各类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这尤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打通“两个舆论场”是当下政府和媒体面临的重要命题。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褚金勇博士认为，打通“两个舆论场”不单单是入驻新媒体平台，更重要的是从“主义”话语向“问题”话语、从权力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型，建立话语沟通的桥梁。（四）政策决策视角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传播面临舆论倒逼决策的风险、政策信息异化的风险、政府政策回应的风险。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淑华教授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政策传播从封闭、单向的科层制组织传播走向“后科层时代”的开放、互动，凸显了政策传播中的隐性反抗和风险显化。公众对政策过程的“强制性介入”使得政策传播路径发生了改变，导致对政策的质疑、颠覆甚至政策失效等后果。新媒体对政策传播的影响不单单是表面看到的传播路径问题，更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结构问题。政策能否及时对媒体开放和吸纳民意、能否及时回应问题和做出调整是影响政策认同和执行的关键。董盟君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探讨舆论生态的改善，指出在移动端日益成为舆论发酵重地的背景下，新闻宣传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首先，优化资源配置，将宣传资源从纸媒、广电等传统媒体拓展到互联网新媒体；其次，保障有效供给，主流媒体要增加和保障内容“供给”，与自媒体上的舆论偏差形成对冲，成为社会舆论的压舱石。新闻宣传的供给侧改革离不开新技术媒介的支撑，基于互联网平台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应特别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公众舆论如何进入国家公共政策议程？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万旋傲博士基于2003～2013年6000余起舆情事件的实证分析，探究舆情传播下公共政策的触发机制，即事件所指向的公共政策具有可行性，舆论传播强度较高，舆论中对公共政策的讨论较多，某一时期内同类型事件开始连续发生。五国际视野：重塑国际舆论传播格局信息技术推动全球媒介空间重构，国际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的频繁互动和相互渗透，国际舆论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发展和复杂博弈，加剧国际舆论研究的紧迫性，凸显舆论学研究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从美国智库视角切入研究国际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指出作为国际舆论制造者，西方智库舆论生产遵循“智库—舆论产品—政府媒体—大众”路线。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重视对国际智库的舆论研究，加强中国智库的建设力度，助力中国提升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韦路教授在交通运输领域重力模型基础之上建构动态社会重力模型，基于“埃博拉流行病”的数据挖掘分析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如何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发现国际信息流动格局在社交媒体时代仍然是发达国家主导，且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信息发生量相近的国家，互动更为紧密。韦路教授认为，要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必须要充分利用社交新媒体平台，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舆论场发声。对外传播的目的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重塑国家形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林爱珺教授指出，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一直存在诸多短板，总结为“三差”，即信息流进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林爱珺教授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在国际传播方面，要着力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听清并听懂中国的好声音。国家形象传播与国际舆论引导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中国形象对外传播不畅、传播无效等问题，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大勇副教授提出国家形象由“软实力”构建到“软传播”方式选择的路径演变，认为中国形象需要“故事表达”，借助“故事”的吸引、渗透、黏附特性发挥“软传播”作用，根据国家、地域、民族、文化等选择对应的编码系统和语汇转换“中国故事”，通过展现国家形象改变世界公众的认知，进而引导国际舆论。“软实力”的“软传播”构成“软+软”模式，有利于隐去锋芒、规避争议、彰显温情、拉近距离，为世界公众接近、认知、理解和认同中国扫清障碍，重置世界舆论格局。六小结建设和完善中国当代舆论学体系，增强中国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权，是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凝聚国内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为国内舆论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切磋、合作的平台，推动舆论学研究和教育的体系化发展。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与会研究者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呈现出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思想图景。当前，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需要首先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明确舆论学研究对象，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创新舆论学研究范式，平衡舆论学研究的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这需要各领域舆论学研究者的协同创新，不断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学科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增强中国舆论学术研究话语权，推动舆论学研究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执笔人：秦静，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转型时期的中国舆论学发展：历史机遇、前景与挑战——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综述万旋傲刘璐在世界民意调查面临拐点之际，中国舆论学的发展也迎来历史契机。面对更纷繁的信息、更多变的情绪、更难以琢磨的舆论心态、更复杂的舆论引导技巧，我们应如何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反思、审视舆论学研究困境及其根源，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科学、准确地测量舆论？如何在世界舆论研究的混沌之际抓住历史契机，推进中国舆论学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这是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初期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2016年12月10-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CAPOR）和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网信办、北京网信办、人民网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上海交通大学，就舆论学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观点交锋与碰撞，探讨学科的动态走向与发展格局。中国舆论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舆论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舆论问题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思考舆论学学科建设问题，既是回应现实的需求，也是推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任务。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谢耘耕指出，我们应该协同世界舆论研究精英力量和新兴舆论研究技术队伍，寻找更适应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方法，争取更准确地把握、预测社会舆论，完善舆论学知识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谢耘耕教授提出，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从六个方面入手助推舆论学知识体系创新：（1）成立“舆论学理论研究学组”“舆论学研究方法学组”“中外舆论学史学组”“国际舆论研究学组”“网络舆论研究学组”五大舆论学学组；（2）编撰舆论学系列教材；（3）搭建舆论学学术交流平台；（4）出版舆论学研究杂志和专著；（5）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走出去”“请进来”；（6）设立“舆论学学会奖”。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界定了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的性质、功能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舆论学研究内容包括基础舆论学、实用舆论学、舆论发展史、分支舆论学四大类；舆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包括舆论及舆论学理论研究、社情民意调查及测量、舆论专题调研、咨询报告、舆论学理论与实务教育、舆论调查访员培训、舆论学专业及调研的国际合作、研究报告、研究通信、年鉴及专著出版；舆论工作者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严密的科学作风、精湛的学识技能、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广的襟怀宇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从中国舆情研究的供给侧谈起，探究法律的可行性与民众表达空间的关系，认为法律规范要与人们的自由行动空间相适应。他认为，在传播格局中，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平台，不社交、无民意；传播中的关系和情感判断直接左右传播效果，传播中的理性逻辑在下降，关系逻辑在上升，关系、情感传播决定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大数据与舆论学研究方法创新民意研究方法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到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不少民意调查机构以及大数据挖掘公司的预测结果都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反思，传统民意调查和大数据挖掘为何愈来愈难以准确地反映社会舆论？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较大缺憾？全球是否需要重构舆论学方法体系、知识体系？谢耘耕教授认为，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挖掘方法尽管面临一些困境，但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诸多学者、研究机构和企业正在着眼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探索、调整、改进研究方法，设计出一些令人瞩目的调查研究模型。传统的调查研究还需结合新科技，配合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综合更多交叉求证工具做预测，未来将是多重工具研究分析的时代。诸多学者已意识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给舆论研究带来的理论方法创新、机会和挑战，并开始着力打造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于舆情监测与分析领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指出，运用大数据方法的舆论研究应关注话语/情绪、态度、行为三个层次，当前舆论研究的可拓展方向包括：显舆论研究，即对“公开谈论的热点议题”和“有影响力的意见表达”的研究，通过机器学习和语义分析方法获知网络舆论场的议题分布与意见分布；潜舆论研究，通过在线文本情绪分析工具LIWC、表情符号情绪监测等挖掘潜在舆论；行为舆论，包括网民注意力、网民关注度、网民态度倾向、舆情态势等；舆论主体研究，包括网民特征、网民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介绍了其大数据资源的开采与价值冶炼思路。在舆情大数据研究中，他以中国网民意识形态倾向的区域差异研究为例，将政治污名作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识别工具，通过个人或群体对左派或右派赋予污名的言语和行为判断其意识形态倾向为右或者左，再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左派与右派的比值，得出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计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江苏左派网民力量最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与省份人均GDP、外商投资总额、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化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澳门易研网络研究实验室的曹文鸳、常雪以人机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及人工在线内容分析的方式，研究了Uer在澳门的撤离风波舆情事件。他们发现，在检测时间内，Faceook是“澳门撤离风波”中最为重要的网络舆论阵地；网络舆情比传统媒体舆情更支持Uer在澳营运，更不满澳门的士服务现况。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萧冰认为，在舆情研究中，大数据的研究不会仅仅停留在数据阶段，还需要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进行再次加工，将数据进行可视化以及视觉建构，让数据信息更多地得到呈现。新型舆论格局与传播运行机制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舆论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路径出现了新的特征。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指出，当下，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相当隐蔽和模糊，社会信息和意见经常越过行政边界，舆论触点呈现出离散化态势。网络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正在成为信息和意见传播的主渠道，但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因为消息来源准确、内容思路清晰、评论鞭辟入里，依然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决定性力量。各类媒体的互动缩短了舆论形成时间，意见的转化难以预测，社会舆论更加多元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郭万超教授认为，互联网作为当今舆论的主阵地，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战场，主要表现有：网络反共是西方最主要进攻方向；唱衰中国依旧是热点主题；对爱国者和正能量网友的打击和“污名化”愈演愈烈。我国内部网络舆情斗争也出现新趋向、形势严峻，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将泛滥成灾；资本与公知合流，人为制造舆情危害巨大；网络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也将愈演愈烈。重庆文理学院赵立兵老师指出，在互联网的区隔保护下，数量众多、质地各异的“意见长尾”同传统社会的“优势意见”进行了充分博弈、竞争乃至融合，优势意见再也无法像在传统大众社会中，仅仅依靠“孤立的恐惧”的压力，就可以迫使劣势意见走向“沉默的螺旋”，优势意见的“优势”已经不再，它已无法更无力彻底消灭对方，而是形成了类似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合纵连横、共存共生的“混战”格局，也构成了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以信息过载、中心多元、众声嘈杂、边界模糊为表征的混合、长尾的传播形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情感结构的变化，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诸如怨恨、愤怒等情感。从原型理论的视角看，原型即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当下的特定类型情感与原型中蕴含着的群体共享的情感相互勾连和叠加，构成情感传播的独特机制，驱动各种舆论、话题及事件的发展和演变。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雷鸣认为，我国互联网上理性声音占据主流，但也时常出现类似“逢官必贬”“遇富即骂”“见日就反”的非理性言论。社会矛盾凸显、诉求渠道缺位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社会根源；错误思想文化误导、法制道德观念淡薄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思想根源；特殊网民结构、复杂网民心理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主体根源；社会公信下降、应急处置不当，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潜在根源；网站故意炒作、“推手”煽风点火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直接根源；虚拟网络空间、开放网络环境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技术根源；法规不甚健全、监管很难到位是引发非理性言论的管理根源。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公众的理性思维具有积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周冬老师通过对2003～201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互联网的运用与推广对降低腐败犯罪概率和提高人均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覆盖率提高1%，公职人员犯罪案件数每百万人中将显著减少8.95件，但是传统报纸期刊不具备此影响。同时，她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互联网使用率和民众理性地表达自我诉求和政治诉求呈正相关性。西北民族大学卢毅刚副教授和研究生王红对网络舆论中的语言暴力和态度理性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剖析。他们指出，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借舆论发泄情绪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激活性需求的产生和适应性满足的本能行为。伴随“互联网+”的渠道拓展和大人际关系网形成，网络舆论中的态度“中转器”愈来愈多，在使意见多元化呈现的同时也使态度逐渐理性化，这其中的“领头羊效应”“流瀑效应”往往发挥积极作用，使人们在面对争议性问题时越来越看重论据，更多地表现出思辨思维和理性态度。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使用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诸多新型产业不断涌现，技术革命使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认知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华中科技大学李卫东副教授对基于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前的云传播态势表现为：第一，互动交流类应用在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云传播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能力发展极其不均衡。在全网层面，开放关系和开放资源主要集中在互动交流应用节点处。同时，在互动交流类应用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两极化”现象。第三，“社交网络+”逐步成为新媒体应用提供商实施云传播战略的共同选择。第四，开放平台已成为大数据生成、传播和分析利用的基础平台。没有开放和共享就没有真正的大数据。而开放平台能让全网的数据实现云传播，能实现全网数据的汇集和共享，能打破一个个站点形成的“信息孤岛”，能让新媒体应用“互联互通”，成为一个大应用、大平台，生成真正的大数据。影视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短短四年中赢得了关注，也催生了非议。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白洁对影视众筹的优劣势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影视众筹的优势表现为：创新融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营销和市场预判前置，影视产业集聚模式彰显普惠、共享特性。影视众筹的问题和风险表现为：政策、法律和监管风险，影视、金融“风险双高”，适合场景有限，平台与技术风险。她指出，影视众筹恰逢影视文化产业、大数据、云计算、VR及通信技术等各相关领域的高速发展，必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新媒体从业者作为媒介赋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其行为对公民媒介赋权的过程和结果也具有影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伟伟老师和郭小安教授通过对重庆和成都的15家新媒体机构的462名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年龄、媒介依赖和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赋权认知具有显著预测力。相较而言，新媒体从业者的内在心理因素政治效能感比外在因素媒介依赖对他们的媒介认知水平预测力更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武和研究生黄扬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学生移动新闻客户端用户的特征、使用行为、使用动机和满意度问题。他们指出，大学生群体中，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者较非使用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社交活跃度，同时使用者利用门户网站获取新闻的频率更高，但在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方面与非使用者并无显著差异；在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群体中，用户行为呈现典型的阅读碎片化和浅层化特征，同时用户在新闻阅读中乐于分享和点赞，却疲于评论；了解新闻资讯、获取有用信息、娱乐消遣、表达个人意见和促进社会交往这五大动机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对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总体满意度和社交满意度，但显著影响阅读满意度的只有了解新闻资讯和获取有用信息这两个动机。社交媒体的传播行为分析微信群功能近年在社交、资讯分享等方面持续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童清艳教授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唐寒立对34个微信群聊天记录进行了文本分析，从信息效用性、信息社交性、信息娱乐性、用户满意度、用户互动等方面考察了微信群用户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社交性是用户参与微信群的主要动因，娱乐性的影响效果居次，信息效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小。另外，微信群的社交行为打破六度空间理论，形成“二度空间”，即通过微信群，只需要一个熟人介绍拉圈便可以沟通，虽然是弱关联。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阎峰认为，微信、FB、Lie、Itagram等社交型媒体广泛出现后，出现了在我们习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的新的传播方式，即卡斯特所说的大众的自我传播，其呈现出的民众所思所想所言所为等日常生活，构成了公共外交中的“小事件”。大数据“热点”算法+情绪计算，可以帮助挖掘这类小事件，由此观测社会心理的趋势，勾勒出时代大众的心理镜像。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世甫教授指出，在微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场域中公众的客体主体化是微时代对主体的否定之否定，它通过从情绪走向情感，从自在走向自为，从群体极化走向理性共同体的建构，还原了主体。主体化的公众成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场域中的标志性力量，他们一次次成功参与舆论引导的实践，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客体主体化，传递舆论引导的正能量，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发展。新浪微博话题榜作为热门话题的依托，实时聚焦特定时段内微博用户关注的方向和兴趣点，已经成为网络热点的风向标，反映了网民的群体意志。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李莹莹认为，新浪微博话题榜形成的动因包括信息自动集聚、粉丝刷榜、水军推动、意见领袖号召、与传统媒体的共振。她指出，应该通过新浪微博落实主体责任做好“把关人”，“热门话题”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并发挥引导作用，对微博监督与公益发挥助力作用，适当降低娱乐类占比，同时要提高网民道德意识和媒介素养，监管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工作，以此发挥热门话题榜的正效应。政务舆情与舆论引导随着网络舆论失范现象的频发，政府也逐步加强网络舆论工作建设，加强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不断尝试新的舆论引导策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个能力”，其中就包括“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介绍，2016年国办先后下发三个文件，对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全面部署，明确要求遇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明确了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明确了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明确了重大舆情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甘莅豪对公共舆论中的政府道歉行为作了分析。他指出，和私人领域不同，当政府必须对不适当行为负责时，公众不仅仅通过和道歉主体进行人际沟通来揣摩道歉者内心是否具有悔意，而是更加重视道歉主体的外在表现中是否表明了勇于承担责任。而道歉行为中蕴含了道义悖论、声望悖论、身段悖论、情感悖论、时间悖论、频率悖论、身份悖论、责任承担悖论和责任归属悖论，这些悖论直接影响着科层制中责任承担者的确立，也会影响公众对执政者道歉行为的评判。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教授对中国的领导传播与民意表达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领导传播和民意表达要形成良性互动，领导传播要系统完善，方法科学，运行有效；民意表达系统要渠道通畅、理性成熟。二者需要保持科学的平衡，领导意志产生之前要多吸纳民意，民意要学习领会和接纳领导意志，警惕二者的“倾斜”。四川大学副教授张放和研究生王盛楠指出，拟人化策略在政务微博中应用十分广泛，但目前存在着诸如“过分调侃式互动”“负面情绪化互动”等“过度拟人化”的问题。他提出，账号资料拟人化的互动效果最佳，表达风格拟人化次之，而交流内容拟人化的作用最为有限，应该通过“写好账号名片”“管好软性内容”“讲好政务故事”，优化政务微博传播效果。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思潮网络空间为多元思想意识碰撞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诸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思潮，对大众的思想、价值、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教授指出，科学引导社会思潮，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要网上网下内外兼治。在体制、机制层面，网络空间作为线下空间的镜像，其所表现出的问题都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表征，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文化、心理层面，要重塑主流意识心态，脚上的问题从头上解决，即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个人的问题国家解决；媒体报道层面，避免国家与人民、媒体与用户的对立立场，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舆论引导，打造多元、立体引导源。网络论坛的民间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其更容易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较大的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阵地。中南民族大学方付建副教授认为，当前网络论坛中的思潮表现为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型思潮、攻击其他思潮和评判各种思潮等具体内容或形态；网络论坛中的思潮传播者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往往以标题吸引法、帖文搬运法、热点追踪法、抱团取暖法和号召倡议法等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化冰对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第一，其产生与历史的集体记忆有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冲突的体现。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反映出当代中国转型中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三，它有时呈现被动、消极，有时呈现激进、混乱，但它已经成为构建新时期民族“想象”的重要传播媒介。突发事件报道与社会治理继2014年杭州余杭发生针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规模抗议后，2016年浙江海盐再次发生围绕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趋于多发、高发态势。浙江传媒学院方建移教授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风险感知与舆情应对进行了探究。他的研究发现，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无依据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对项目的“禁言”让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地放大，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无助和愤怒；微信群的使用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愤怒情绪更快传播；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一闹就管用”的强化对同类项目具有示范效应。中山大学李春凤老师从恩宁路拆迁学术关注小组说起。她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拆迁团体多数由相关利益体首先组成，只立足于某一个案，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问题，因此未能发挥持续的沟通作用，这也体现当前中国拆迁问题的复杂程度。汕头大学副教授毛良斌探讨了偶像明星对娱乐教育节目说服效果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准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他指出，受众卷入的五个子维度——对节目故事的兴趣、感知到与角色的相似性、角色认同、角色期望认同和对角色的喜欢均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实质是一种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在对节目兴趣、相似性以及对角色喜欢的影响说服效果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而角色认同和角色期望认同对说服效果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不必由准社会关系作为中介。安徽大学研究生陶晓雯、杨振羽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入手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问题。他们认为，官方媒体仍采取传统方式进行舆论引导效果不佳，过度的议程设置使得事件重点被混淆，甚至使得事件事实被偏离，而通过评论进行的观点引领又因为远离了公众的舆情反馈而失去了引导效力。此外，官方媒体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独特的交互性，信息的公开性和言论的相对自由所带来的复杂性，舆论引导忽略了对公众负面情绪的及时调整，当公众的舆情中出现有负面情绪时，继续“我行我素”，最终导致谩骂和抨击的蔓延与膨胀。同时，官媒依然带有较为浓厚的立场色彩，上升问题高度、增强共众意识的现象依然存在。国际舆情与国家形象塑造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相德宝对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三十年的议题、变迁和网络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路径从星星点点的研究到突飞猛进直至成为显学，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搭建体现为四个主体——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学术平台，学术网络。国际传播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整合。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2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世界是遥不可及的、看不见的、难以捉摸的。对于这样的世界，人们只能探索、描述和想象。人类不是亚里士多德理论中能洞察世界的神，而是经过长时间进化形成的物种。现实世界中每个人只存在于时空的一小部分，而这部分时空正好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存。与漫长的河流相比，我们的幸福和远见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段。然而，人类可以找到另一种方法，让自己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维度，听到耳朵听不见的信息，测量无限大和无限小的存在，并统计和区分无尽的事物，这些事物永远不会被自己记住。人类正在不断学习用他们的大脑观察世界更广阔的部分。这个世界最初是人们看不见、看不见、听不见或记不住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可靠。在某些事情上，我们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对我们的行为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通常称这类事情为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是我们世界的一个重要层面。他人对自我、他人以及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形象构成了个人意见；一旦这些图片成为社会中某一群体的行动指南，或以社会群体的名义付诸实践，它们将成为更大意义上的舆论。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首先讨论为什么人们脑海中的这些图片往往误导人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考虑哪些因素阻碍了人们对事实的认识。这些因素包括：人为审查机制、社会沟通阻塞因素、人们每天缺乏关心公共事务的时间、过于简单的信息描述事实扭曲、用有限的语言描述复杂世界的困难，以及人们不愿打破稳定的社会生活状况，害怕面对事实。然后，我们的分析将从这些肤浅的限制因素进入另一个领域，即从外部世界进入个人意识，讨论信息是如何受到现有认知图景（如先入、偏见）的影响，被解释、处理，最终操纵我们的注意力和意识。僵化的印象是由从外部世界到个人意识的有限信息组成的。我们将调查个人如何从自己的立场来感受和理解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将探索所谓的公众舆论是如何在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意志、群体心理和社会目的，无论你用什么概念来表达，我们只是想分析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这本书的前五部分主要是描述性的。从第六部分开始，我们将分析传统民主理论中舆论的内容，旨在指出人脑中的认知图景与外部世界不自然一致，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从未被传统民主理论认真对待。随后，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家批评民主理论，这本书对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最有见地、最有组织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批评（GuildSocialit）观点，进行了调查。这样做的目的是探索社会制度改革者是否考虑了许多关于公众舆论的重要问题。我的结论是，像传统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完全忽视了公众舆论的问题，因为在他们更复杂的文明阶段，他们也认为人们的意识自然对他们无法掌握的世界有洞察力。在我看来，代议制政府不会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领域或促进国家产业发展方面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无论选举基础有多完善，除非有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能够揭示这些看不见的事实，让决策者理解它们，否则决策过程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因此，我们不仅要选择一些人来代表人民，还要表达那些看不见的事实作为补充。我想证明的是，如果我们能认真接受这一点，只有这种接受的意愿和行为才能确保实现令人满意的分权机制。每个人都应该对公共事务有很好的看法，这是一个幼稚可笑的幻想，永远不会实现；上述过程将使我们摆脱这种幻想。新闻媒体令人困惑的是，任何政策、主义倡导者或反对者都希望它能把幻想变成现实，并希望它能弥补民主理论所不可预测的问题；读者也希望上述幻想能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轻松实现。报纸被民主主义者视为治愈民主制度缺陷的灵丹妙药。然而，对新闻特征和新闻经济基础的分析表明，报纸不可避免地反映和加强了舆论机器的缺陷。我的结论是，舆论必须先组织起来，然后提供给新闻媒体来表达，而不是现在媒体来组织舆论。在我看来，这个组织过程应该由一门政治科学来完成，它必须具有类似于配方设计师的地位；政治学家应该取代那些只事后诸葛亮的决策倡导者、反对者和记者，在做出决定之前发挥作用。我将试图证明，政府和工业层面的各种问题都是为政治科学创造一个充实自己、为公众服务的机会。当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以清晰积极的态度认识和把握这个机会。注:以上摘自本书导论。————————————–本书书摘：一旦偏见系统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支持这个系统的事实所吸引，对与之抗争的事实视而不见。可能是因为那些事实和它一拍即合，善良的人总能为善良找到无数的理由，邪恶的人总能为邪恶找到无数的理由。摧毁偏见绝非易事，因其与我们的自尊紧密相连；所谓对任何领域的精通，其实都是个领域有强烈求知欲的状态，加上能降低自己期望的习惯。舆论的象征往往是利益平衡的象征。一个人的收入深深地影响了他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范围。收入对沟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受到许多限制，因为人们往往自以为是，放纵自己。更多书摘…————————————–原作名：PulicOiio作者:[美]沃尔特·李普曼译者：常江/肖寒评分：9.2舆论是传播领域的基础。它首次对公众舆论进行了全景描述。自1922年问世以来，它已被翻译成几十个单词，并在这一领域仍然保持着权威地位。其持久影响力的奥秘在于，它有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如舆论从何而来？它是如何形成的？它能产生什么结果？谁是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只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本书深入探讨了刻板印象、兴趣、公众意见的形成和民主形象，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首次全面讨论，为后代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22-04-03 舆论性新闻 舆论与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