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radicalizatio）的一个缩影。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奥斯维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Germa），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Agame）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对集中营（cam，中译作“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他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收容所与这些法律无关，“达豪以及后来很快增设的其他收容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利希滕贝格）实际上一直在运作……这类收容所已经在德国成为了永久现实”。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但是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阿甘本指出，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创设的camodecocetracioe，还是20世纪英国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尔人的cocetratiocam，才应该被确认为最初出现的集中营。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两个事实都是“与殖民战争相联系的例外状态向平民人口的扩展”。换言之，“收容所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监狱法的某种改造和发展产物；毋宁说，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这在纳粹集中营（Lager）的例子中表现的甚至更为明显……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国家安全免于威胁的目的，对个人进行‘拘留’，所以纳粹法学家常常视此法律制度为预防性的管制制度”。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多么暴力和残酷，“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当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以犹太人威胁德国国家安全为借口，这使得例外状态成为纳粹迫害的常态。对此阿甘本说：“阿伦特曾经指出，收容所暴露出来的是支撑着极权主义统治，而常识又顽固地拒绝承认的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是那条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则……仅此一条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质）……那么收容所中发生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永远是难以理解的了。”《奥斯维辛》中党卫队看守和“卡波”对犹太人的酷刑残害会让读者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人怎么能这样残害他人。如果不是因为里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读者一定难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几个月间奥斯维辛就能从一个集中营累积激进为一个死亡营，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奥斯维辛》一书中讲述得最多的鲁道夫·霍斯（RudolfHö）——那位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冷酷和残忍。这样的人格分裂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ituatio）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开始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当有人问她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第一次听说是在1942年），她说，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J.Bertei）写道：“阿伦特感到，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谈到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和地点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和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大门。20世纪之后，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AdrewDelaco）在《撒旦之死》一书里就此写道：“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可以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恶的反应和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注：上文节选自本书导读“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本书书摘：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纳粹统治所依靠的远远不只是负面的恐惧、暴力、威胁，而且更是正面的普通人配合和协助机制。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德国，数百万德国人自愿投靠纳粹党，以求解救国家之道。1932年大选，投票支持纳粹的人没有一个是被迫的，纳粹在完全符合当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取得政权。————————————–原作名：Auchwitz作者：[英]劳伦斯·里斯译者：刘爽评分：9.5本书力图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就是奥斯维辛。历史不是剧本，真相永远不止一个。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奥斯维辛，是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等纳粹官员的奋斗史；是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战俘、耶和华见证人的情感炼狱；它是一个八岁德国女孩一天起床，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吉卜赛人，被扔进奥斯维辛的故事；它是战后幸存者回到家乡，却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奥斯维辛更糟的故事……这部书没有孤证，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处以上的历史记录，包括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亲历者访谈。“人们问我，你在奥斯维辛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1944年11月，希姆莱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并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在灭绝犹太人，但我现在命令你从今天起变成犹太人的拥护者。”人的行为和信念能顷刻颠倒，因应自身处境（ituatio）而朝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这恰恰是所谓的“人性”。...

2022-04-04 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全六集 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 百度网盘

毛姆太有趣了。如果你给他画一幅肖像，几个元素是必不可少的：身材矮小，略胖，穿着西装和皮革，太深的法律线条使嘴巴下垂，眼睛疲惫，但眼睛锋利，以及手边的几本书。他在一个有才华的时代成熟了。在几乎每个一流作家在同一时代都取得独特成就的背景下，这位杰出的二流作家只是秘密地看着世界，写了几笔。杰出的二流作家（welluitheecodcla）不是别人人对毛姆的批评，甚至不是他自己的谦逊，而是他自己在散文中的客观自我评价。杰弗里，美国作家·迈耶斯在他为毛姆写的传记中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1954年，查尔斯·戈伦要求毛姆为新书作序，而毛姆则提出了与他竞争桥牌的条件。最后，获胜25元的毛姆骄傲地得出结论：作为一个人，桥牌的水平和写作水平是一样的，是二流选手中最强大的！[Meyer,Jeffery.SomeretMaugham:ALife.AlfredA.Kof,NewYork.2004..296.]在散文集《作家笔记》中，毛姆也对自己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我绝对不是天赋异禀，而是个性鲜明，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大多数人什么都看不见，至少我能看清眼前的东西。一流的作家能看透砖墙，但我远没有那么犀利。Maugham,W.Someret.AWriter’Noteook.Vitage.Lodo.2001..134.]将作家分为369是评论家的任务。作为一名读者，毫无疑问，毛姆的故事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好作家，但很少有人像毛姆那样坏。当一个尖锐、刻薄、虚荣、宏伟的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支流畅的笔时，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怖武器就诞生了。许多阴险的想法甚至连读者自己都不愿意承认，但当他们读毛姆的作品时，他们会偶然从字里行间读到。世人有多少病毒疮口都因恐惧被遮掩，而毛姆偏偏要执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给你看。冷酷与刻薄，来自于他切身体会过的悲凉。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将毛姆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那将会比他撰写的任何作品都更加出色。毛姆出生于1874年，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他的母亲以出色的外表而闻名。他八岁时失去了母亲，十岁时失去了父亲，然后被送到英国叔叔家抚养长大。他的生活使他的性格封闭和害羞。由于身材矮小和口吃问题，他进入学校后经常被同学欺负。1892年初，毛姆去了德国海德堡大学，同年回到英国，在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实习生，然后去圣托马斯医院学习医学。五年的医学生涯让他品尝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曲折的生活经历为他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有点讽刺，但海明威也同意，大多数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一个不幸的童年。毛姆八岁时，他的母亲又怀孕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小儿子第二天就去世了。六天后，母亲去世了。这似乎是毛姆童年最深的痛苦，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第一部戏剧《体面的人》（1903）等作品中提到。此外，出生在资产阶级的毛姆在成长过程中被周围环境标记为资产阶级。他为自己的才能感到骄傲，思想清醒和现实，善于在字里解释最困难的黑暗一面。与大多数作家对贫困的态度大不相同，毛姆认为痛苦和贫困是有害的，只能让人堕落，而不是促进高尚。他曾经把爱比作《作家笔记》（1949）中的齿轮，金钱是轴上的润滑油。最后，说到毛姆，我不得不谈谈他丑陋的外表和口吃。这两个生理缺陷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后期文学创作的视角。他对身体的自卑情结使他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也就是说，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其他健康和优秀的人。这个习惯在人性的枷锁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毛姆传》(1980)的作者特德·摩根曾参观毛姆的学校，发现与毛姆同期入学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阿申登的学生，在学校表现非常出色。阿申登是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1919)、《阿申登》(1928)、《讽刺》(1930)三部作品中第一人称叙述时使用的名字。注：以上摘自本书导读关于毛姆。————————————–摘自本书：成长最初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更可怕的是，它通常是一条孤独的单行车道。我只希望我们能在别人的故事中欣赏或失去或未来的岁月。理想和现实，哪一个更真实、更重要？是仰着脖子欣赏夜晚钉着的明月，还是低下头捡起道旁一枚冷光的六便士银币？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平庸，但为时已晚。这是最残忍的事情。他还太年轻，没能意识到比起受惠者，施惠之人反而会有更强的图报心。自由的人不会犯错。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他的力量是衡量自己道德水平的唯一标准。他知道社会上所有的规章制度，但他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后悔。即使他受到惩罚，他也会冷静下来，不会怨恨自己或他人。谁说社会有自己的潜力？他很固执，认为无论他开始什么头，他都必须走一条路。像所有懦弱的人一样，他认为善良的开始和结束太重要了，并坚持不改变最初的计划。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有一个避难所，一个可以远离生活中各种悲伤事物的地方。————————————–原作名：OfHumaBodage[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译者：张乐评分：9.2《人性的枷锁》不是一本自传，但作为一部小说，它具有自传的性质。现实与虚构的融合，即使所有的情感都是自我产生的，书中的许多情节也不是我生活的再现，主人公的经历也不全是发生在我身上，很多灵感都是基于我最好的朋友和亲戚。这本书像预期的那样安抚了我的心。当它遇到世界（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生物炭，人民，很难担心小说主人公的生活过程）说主人公的生活过程），我发现和折磨中挣扎出来了。...

2022-04-04

《仰望猿》是辉格对人性文化和社会性的观察。辉格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学术研究，也不打算以科普的态度向读者介绍学术界已成定论的确切知识。相反，他宁愿作为一个勤于观察和思考的普通人，记录自己的理解、经历和遐想。以下是作者接受《中国出版媒体商报》书面采访的问答记录。Q：为什么要关注文化和社会的话题？A：我是一个深度御宅族，情商低，社交能力弱。然而，我的情商还没有达到严重自闭症患者的水平；这种特征组合使我非常适合成为社会和文化的热情旁观者；在我看来，很多普通、理所当然、被忽视的事情都会很有趣，所以我会多想想。让我说，人类社会真的很有趣。Q：木猿的冠指是什么？标题的含义是什么？A：3/4来自成语沐猴而冠，1/4来自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裸猿字。古人早就意识到，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生物学，更在于文化，他们经常用衣冠来象征后者。因此，孔子被称为左翻领，历史学家被称为衣冠南渡。后人有更清晰的说法，了解圣王，走在衣冠文物之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仅仅使用衣冠等表面象征并不能使动物成为合格的人类，所以有衣冠兽和猴冠等贬义词，也就是说，人类的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器皿上，而且体现在行为和心理上。至于裸猿这个词，目的恰恰相反，旨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人性的生物学，跟随动物学家的眼睛，看看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我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强调生物和文化的特点和过程在人性塑造中紧密缠绕，难以分离。在一起，难以分离。此外，如果我们以生物学调查为起点，它将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人性和文化。我特别喜欢猿字，这是一个持久的动词，沐浴是一个延续一段时间的过程，而不是瞬间完成动作，所以非常适合表达我对文化和人性进化的看法，即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上逐渐获得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样。Q：文化如何塑造人性是你这本书的副标准。你怎么理解这句话？A：我试图用这句话来表达三个含义：1）对于个人来说，他所处和成长的文化在他被组装成一个合格的人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并提供了大量的组件。这些组件的特性及其组合构成了其个性（人性的实例）的重要组成部分。2）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不仅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文化，而且不断被文化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在行为和心理上，也反映在生理上，如烹饪文化，缩短消化道，缩短牙齿、下巴和咀嚼肌肉。3）由于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他们的人性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一些长期生活在畜牧业文化中的民族获得了乳糖耐受性的新生理特征。Q：在过去的几年里，你的专栏集合在一起。你说这些话是你自己写的，以解决你的困惑。现在，回顾这些话，答案仍然让你满意吗？答案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A：从大框架来看，目前大多数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些文章最近才被选中。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民族问题，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更准确地说，它们仍在摇摆），我对语言的看法从未稳定过。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对社会和文化的概念体系没有太大的冲击，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它满意，事实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非常不满意，除了语言和民族问题，在宗教、战争、国家起源、组织和权力等问题上，远没有形成清晰透彻的观点，这些方面对理解社会至关重要。Q：如今，许多人被文化束缚，有些人是文化叛逆者。你觉得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A：嗯，束缚和叛逆确实是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我看来，大多数叛逆文化的人往往受到另一种文化的束缚。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叛逆青年，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相似和一致，多么模式化，对各种外部刺激的反应的反应，多么僵化和缺乏反省，类似的情况可以在各种叛逆的浪潮中观察到。请注意，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表现出一种一样的愤世嫉俗态度；诚然，每个人都注定要被一种文化（或几种文化的特定组合）所塑造，所以它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被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或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都是一样的，远非如此。在我看来，束缚的程度取决于个人反思和自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恰恰来自于环境和历史进化过程赋予我们的本能和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是我们反思、自省等理性活动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有时我们觉得被他们束缚，因为我们有时窥视但不了解自己的工作机制，就像一只猫，不明白尾巴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协调他们不同的生理/心理水平的本能、欲望、意图、理想、价值观。所谓摆脱束缚，就是只能通过反思和自省来协调。反思的结果可以是但不必是叛逆，但完全可能是理性审视后对当前状态的肯定，甚至在认识和理解过去束缚自己的传统后，自觉愿意保守。Q：文化宽容和文化代沟对于构建人们独有的文化体系和独特的文化人格有什么意义？A：文化宽容是一种现代事物。传统社会要求个人完全接受共同体的整套文化规范及其价值观，深入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在现代流动性大社会，这样的要求已不切实际，也不再必需，它只须要求个人接受维持和平共存所需要的最小规范，而在多数具体事情上，只要求在特定圈子、特定场合、特定关系中，遵循特定规范，而是否进入这些圈子、场合和关系，个人有着充分选择机会，这些选择所构成的组合，可让每个人拥有独特的文化人格。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并不是每个现代社会都如此开放和宽容，但幸运的是，至少在某些社会，事实表明，人们可以创造这样的宽容条件，社会足够和平。代沟的存在表明，即使个人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结果也远非随机。协调的结果将结晶为时代潮流和时尚。当文化进化足够快时，这些时尚可以在两代人之间产生巨大的隔膜。Q：探索人性是你长期以来特别喜欢的研究，人性是由文化和社会创造的。你对人性有什么理解和理解？A：人性丰富、饱满、层次分明，本能、欲望、动机、意图、信念、情感、价值观、道德感、宗教感……通常以相互对抗和抑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人类的感官和认知模式也非常多样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各种来源的信息，这些特征，使我们对外部条件的微妙变化非常敏感，条件略有变化，行为可以非常不同。关于人性，最常见的错误理解是单调的，比如性善/性恶之争。我们天生善良还是暴虐？贪婪、慈爱、好斗、好奇、好色、理性、合作、道德和宗教……，我们的本性是什么？这种单调的问题毫无意义，只能误入歧途。——————–来源：海德沙龙辉格，本命周彪，1970年出生，浙江嘉兴人，199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长期担任自由程序员（1993-2007），之后，我从事商业和时事评论（自2008年以来）。2008年，被聘为《21世纪商业先驱报》的评论员，并开设了一个独立的博客海德沙龙。有自私的球和自由进化。——————–副标题:文化如何塑造人性作者：辉格评分：8.2从人类裸猿的生物本质出发，通过对饮食、男女、家庭、教育和传统的观察，到对现代、城乡和文化领域的观察，回到对人性可能性的讨论。一长串的逻辑链构成了对人性塑造的观察和分析。每篇文章后记的细化和文本的补充，使文章逻辑完整，形成本书的最大特点。...

202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