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经典》顾朝林，武廷海，刘宛主编|(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作　者】顾朝林，武廷海，刘宛主编

【丛书名】国土空间规划论丛

【页 数】 281

【出版社】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9.04

【ISBN号】978-7-100-17029-1

【价 格】98.00

【分 类】国土规划－研究－中国

【参考文献】 顾朝林，武廷海，刘宛主编.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04.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内容提要：

2018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了自然资源部并要求“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有机融合”。强调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体现战略性、提高科学性、加强协调性，强化规划权威，改进规划审批，健全用途管制，监督规划实施，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目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具体构成和编制办法尚未完全明细，国内也尚未有类似的图书出版。为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编制和实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编辑部在10年杂志文章的基础上，精心綴辑《国土空间规划论丛》前沿和经典两册，以期为规划工作者提供参考。《国土空间规划经典》主要介绍国内外对规划学科产生或即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名篇，包括了《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8-2019年的19篇经典之作。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内容试读

公地的悲剧

加勒特·哈丁

顾江译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威斯讷和约克(Wiesner and York,1964)在一篇关于核战争前景的发人深省的文章结尾时说：“军备竞赛的双方

Garrett HARD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ra)

都将…面对持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持续减弱的国家安全。

Translated by GU Jiang

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判断认为这样的困局没有技术性的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city,Hubei 430079,China)

解决办法。如果大国继续在科学技术领域找寻解决办法，结果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

希望各位不要仅仅关注该文章的主题（核武世界的国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结论，即“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然而，大部分专业和半通俗科学期刊的评论，都假设所讨论的问题是“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的。技术性解决办法可以定义为“只要改进自然科学的技术，无须或只是稍微改变人的道德观或价值观即可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一般都欢迎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以前并非如此)，因为预言往往失准，要有莫大勇气才能断言“没有可预期的技术性解决办法”。威斯讷和约克表现出勇气，在《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坚持问题不能在自然科学找到解决办法。他们谨慎地为声明加上以下的批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是…。”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他们是否正确，而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类关乎人的问题可以称为“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

其实很容易来证明这类问题是普遍的，我们可以回想“井字棋游戏”，想一想：“我如何赢井字棋游戏？”假设(依照博弈论的惯例)我的对手是个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赢。换句话说，问题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要

作者简介

赢，我只能把“赢”的意义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对方的头，

加勒特·哈丁，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可以作弊。每一种我要“赢”的方法，都是某种意义上放

顾江，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弃了我们游戏的本质。（当然，我也可以公开放弃一不

2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样。)

“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案例。我认为一大家惯常认知的“人口（过多）问题”就是这样的命题。公平地说，大多数人都试图寻找一种方式，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过多的恶因，但同时又不愿放弃他们正在享受的特权。他们以为海洋养殖或发明小麦新品种会解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粮食需求增长问题一这是基于技术解决的视角。而我，在这篇文章中会尝试证明他们并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人口问题正如要赢井字棋游戏，不能技术性解决。

1人口应该增长到什么程度？

如马尔萨斯(Malthus)所言，人口正自然趋向于以“几何级数”增加，或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函数增加。在一个有限的世界，这意味着人均占有量必然减少。那么，我们的世界是否有限？

一个中肯的抗辩说法：世界是无限的，或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不是无限的。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基于以后几代人可见的科技水平可以明白，如果我们不是实时假设地球上人类可利用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的悲惨境遇将大大增加。“太空”不是逃生门(Hardin,1959)。

有限的世界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因此到了最后，人口增长必然是零。（零增长的永恒大幅度上下波动是微不足道的变动，在此不讨论。)当条件符合，人类的情况会是怎样(Fremlin,1964)?明确地说，边沁(Bentham)的目标一“最大多数的最多利益”能否实现？

不可能一理由有二，单是一个已足够。第一个理由是理论性的。数学上，两个（或两个以上）函数是不可能同时最大化。诺伊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l947)已经清楚地说明，其中的绝对原理是起码可以追溯到达朗贝尔(D'Alembert)的偏微分方程式。第二个理由是直接源于生物事实。任何生物要生存，必须有一个能源来源（例如食物）。该能源用于两个目的：维生和工作。人要维持生命，每天需要1600千卡路里（维生卡路里）。维生以外所做的一切可以定义为工作，由额外摄取的“工作卡路里”支持。工作卡路里不是只用于我们日常谈到的工作，所有享乐形式都需要：游泳、赛车、音乐、吟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人口最大化，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工作卡路里趋近于零。那将意味着没有可口美食，没有度假，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我以为无须争议或实证，大家都同意人口最大化不会使利益最大化。基于以上的原因，边沁的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在达成以上的结论时使用了通常的假设，获得能源就是问题所在。核能的出现导致一些人质疑这种假设。但是，即使有无穷能源，人口增长依然带来不可逃避的问题。正如弗莱姆林(J.H.Fremlin)机智表达的那样，取得能源的难题，被能源浪费的困扰取而代之。分析的算术符号正负倒转；而最终边沁的目标不能达到。

因此，最合适的人口数量肯定是要小于人口的极限数量。定义最合适的困难很大；依我所知，没有人曾郑重处理这问题。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一定会需要不止一代人的辛勤分析工作

公地的悲剧3

和反复劝说。

我们期望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好处，但什么是“好”？基于各人情况的不同，某人的理解可能是荒原，另一人则可能是大众的滑雪小屋，某人喜好的是河口盛产水鸭，供猎人射击，另一人也许又是工厂用地。我们一般说比较各人的心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喜好”是难以衡量的，而难以衡量就意味着难以比较。

理论上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只需要一套判断的标准和权重的体系，这些“不可衡量”就可以变为“可衡量”。比如，大自然的标准就是生存。何等物种较“好”呢？小而可掩藏，或是大而强壮？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会比较我们所不能比较的，这取决于大自然为众多变量的价值自然加权。

人必须模仿这种自然过程来进行研究，毫无疑问，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这样去做了。未来的工作难题将是要做出一个可接受的加权理论。这个难题因协同效应、非线性变化和对未来的预测而变得困难，但（原则上）我们不是不可能解决。

至今，是否有任何文化群体解决了这一实际问题，即使是直觉层面？一个简单事实证明还没有：现今世界没有发达区域在一段时期内人口数量达致零增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可以很快达到直觉上认同的最佳数量之后增长率保持为零。

当然，增长率为正数，可以作为人口数量在最佳点之下的证据。但是，以任何理性标准来看，今天世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其生活质量和状态（一般而言）是最悲惨的。这种联系（无须是一成不变的)令人对所谓“正数增长率表示人口还没有达到最佳点”的乐观假定感到怀疑。

迈向适度的人口数量，我们要驱逐亚当·斯密的实践人口学理论，才可以取得寸进。《国富论》(1776年)广为宣扬“无形之手”，这概念即是个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Smith,.1937)。亚当·斯密也不敢断言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甚至他的追随者也没有。但他带动的思想主导着社会思潮，干扰着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性行动。这种趋势就是假定个人决定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最佳决定。如果这假定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假设人类会合理控制自身的繁殖，从而产生最佳的人口数量。如果这假定是错误的，我们则必须重新检视种种个人自由，看看哪些是站不住脚的。

2公地自由的悲剧

反驳“无形之手”在调控人口数量方面的观点，最先见诸1833年一位数学爱好者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撰写的一本鲜为人知的小册子(Lloyd,l833),可称之为“公地的悲剧”(Whitehead,l948)。“悲剧”一词借用自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话说：“戏剧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快乐，而是蕴藏于万事万物无情运作的严肃性。”他续后又说：“命运之无可避免，只能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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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如意事引证，只有这样戏剧才可表现逃避是徒然的。”

公地的悲剧正是如此揭幕的。想象一下，当草原对大众开放而没有限制，每个牧民都会在公地饲养尽可能多的牛只。也许在几个世纪内，这样的政策都是令人满意的，因为频繁部族战争、偷猎和疾病会把人与动物的数目保持在远低于土地承载能力之下。然而最终，人们长久渴望的社会稳定的一天到来，却也到了清算的时刻（人和动物的数目超过了土地能承载的范围），公地的内在逻辑将无情地产生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个牧民都会试图追求取得最大收益。或明或暗地，有意无意地，牧民会问自己：“牛群多添一头，对我有什么效益？”这效应有积极的部分，也有消极的部分。

(1)多一头动物的函数是正成分。出售牛只的收益全归牧民，所以正效益接近十1。

(2)负数部分是多一头动物造成的过度放牧的函数。因为过度放牧的后果由全体牧民承担，所以任何一位牧民做出决定，负效益也只是一1的小部分。

把这些效益成分相加，理性的牧民总结出他只有一个理性选择：多养一头牛，再多养一头…但这也将是分享公地的每一位牧民的结论。悲剧因此而起，每个人都会被这种趋势束缚，驱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牛只一而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大利益，而整体则走向毁灭的终点一公地自由带来整体毁灭。

有人会认为这是陈腔滥调。但愿它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几千年前就学会了，但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经常还是被心理否认，纵使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而受损，个人还是会因为取得私利而否认真相(Hardin,1964)。教育可以抗衡做错事的自然倾向，但必须一代一代地持续并保持更新。几年前，在马萨诸塞州莱明斯特市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知识的逐渐消失。圣诞节购物期间，市中心的停车计时器用胶袋遮掩，上有告示：“圣诞节后重开。免费停车由市长和市议会提供”。换句话说，针对本来已是短缺的、需求增加的停车空间，城市之父再建立公地制度。[嘲笑一句，我们怀疑他们这倒退的行为是得（选票）大于失。]

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可能是自农业的大规模开发或房地产的私有化以来，我们就已明白公地的逻辑。但了解这个逻辑的大多数都是特殊个案，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即使到了现在，牧牛人在西方地区租赁国有土地进行放牧只不过证明他们模棱两可的认知；他们向联邦机关施压，要求增加牛只数目，结果因为过度放牧导致侵蚀和杂草丛生；全球海洋依然因为公地哲理残存而深受其害，海洋国家依然高喊着“四海自由”的口号，他们声言相信“海洋有无穷资源”，令多种鱼类和鲸鱼几乎灭绝(McVay,1966)。

国家公园是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子。现今是对外开放，没有限制。公园范围是有限的一只有一个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一但游客增长没有限制，这导致公园访客的享乐价值逐渐减弱。很简单，我们要尽快改变把公园当作公地的情况，否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价值。

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几个方案。可以出售为私人产业；可以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分配进入的权利。这种分配可以是以财富为基础，用拍卖方式；亦可以根据一些彼此同意的标准来定优劣，可以是

6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挤的、多变的世界。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倾向是扩大和完善行政法令，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列出何时在自家后院烧垃圾是安全的，何时是不安全的；或是在没有排放控制的条文下，开大排量高污染的汽车是否是合理的·这些全部情况，所以我们会把制定法令的权力授权给各相关部门。有一个古老的理由令我们担心一谁来监管监管者？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过，我们必须有“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如果我们使用行政法令来衡量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行政部门的权力就太大了，容易变得腐败、贪污，进而产生人治的政府，而不是法治。

立法禁止容易（但执法不一定如是）；但我们如何为“节制”立法？用行政法来仲裁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我们纠结于因为对“谁来执法”的争执而不支持利用行政法，就是没必要地限制了可行的办法。我们应当正视这可能会有一些隐含的危机，需要监管者大公无私，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目前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找出方法，为执法者和监管者进行合理授权。

5自由生育是不能容忍的

在一个由“丛林法则”管治的世界一如果曾经有这样的世界一一个家庭有多少子女不会受公共关注。如果父母生育过多子女，存活的后裔只会少，不会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照顾所有的子女。戴维·拉克(David Lack)和其他人发现这样的负面回馈控制了鸟类的族群繁殖(Lack,1954)。但人类不是鸟类，超码在过去几千年都不是如此。

在每个人类家庭都仅依赖本身的资源的情况下，如果子女因为父母缺乏远见而生育过多导致饥饿死亡，我们的家庭系统就会受到过度生育所引起的“惩罚”，如收入低下、缺衣少食，这似乎是不涉及他人的公共利益的。但是，我们的社会致力于建设一个福利国家(Girvetz,.1950),单独家庭的苦难被社会所均摊了，这就会导致在社会福利领域因为人口增加而引发的“公地的悲剧”。

在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如何应付因家庭、宗教、种族或阶层（或是任何可以识别和有凝聚力的社群)等原因所导致的过度生育的情况(Hardin,1963)?很多夫妇都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享受公共资源的平等权利，但是无止境地生育会把我们的整个世界“锁止”在一个悲惨的境地。不幸的，这正是联合国的行动方针。1967年下半年，约30个国家同意“人权宣言描述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基本单位。因此家庭规模的任何选择和决定，无可置疑应由家庭自身做出，不可听命于他人”(Thant,1968)。

要明确否定这项权利的合法性是痛苦的，正如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居民纠结女巫是否存在，这会使人们感到不安。现时，自由主义阵营视批评联合国为禁忌，感觉联合国是“我们最后、最好的希望”，我们不应吹毛求疵，不要被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玩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话：“朋友（出于好意或怜悯）所隐瞒的真相，是敌人最灵活的武器。”如果我们深爱真理，就必须公开否定人权宣言的合法性，虽然这是联合国所推广的。我国应当联同金斯利·戴维斯(Davis,1967),试图改变“计划生育一世界人口组织”的同样错误。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