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 秦汉卷》郭齐勇主编；丁四新，龚建平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国哲学通史 秦汉卷》

【作　者】郭齐勇主编；丁四新，龚建平著

【页 数】 721

【出版社】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21.06

【ISBN号】978-7-214-23589-3

【价 格】168.00（精装）

【分 类】哲学史-中国

【参考文献】 郭齐勇主编；丁四新，龚建平著. 中国哲学通史 秦汉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06.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中国哲学通史 秦汉卷》内容提要：

本书所考察和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知识或科学的关系，这既包括知识或科学对哲学的影响，也包括哲学对知识或科学的影响，具体来说，它涉及科学活动中的哲学内容，也涉及哲……

《中国哲学通史 秦汉卷》内容试读

导言

秦汉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哲学史单独立卷，列入长编《中国哲学通史》的撰写，这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一书出版于1985年，距今已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专业学者的哲学及哲学史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即要求今人再写一部新的秦汉哲学史。另外，近

二三十年来，学者在汉代哲学研究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撰有论著多部(篇)。这两个因素即决定了今天重写秦汉哲学史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在二者中，前一个因素是主要的。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共分16章，主要梳理和论述了秦朝、西汉和东汉三个历史时期的哲学观念、命题、思潮、人物、著作及其成就、意义等内容。此外，本卷还部分涉及了秦国和汉魏之际的哲学。秦汉哲学是如何展开的？它包括什么主题、线索，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时期的思想是如何构建或瓦解的？这些问题，都是本卷关心的重点。

秦朝的哲学主要由法家构成，法家哲学属于政治哲学。从逻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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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通史·奏汉卷

看，秦朝的法家思想始于秦孝公时期，即始于商鞅（约前395一前338）和秦孝公（前361一前338在位）二人。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秦孝公起用商鞅，先后两次变法。商鞅以农、战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以国法君令的形式(“法”“令”)将这些改革措施颁布于众。商鞅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增强君权和国家的力量，进而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商鞅变法的效果是良好的，达到了预期目的。尽管在秦孝公去世之后，商鞅被车裂处死，但是变法的精神在秦国流传了下来。在战国晚期，天下统一的历史趋势日益明显，秦国具备了相应的实力；并且，从合纵连横的外交政策和手段来看，秦国自战国中期以来即有攻灭六国、并吞天下的雄心。战国末季，秦王嬴政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君权和中央权力，同时需要一种有力且有效的哲学来指导他和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在此种需要下，秦王采纳了韩非、李斯的新法家哲学，而抛弃了吕不韦杂糅诸家的思想体系。①韩非、李斯的法家哲学以“法”“术”“势”为基本概念，“法”即法、律、令，是国家权威的直接体现，是君主统治全体国民的基本工具；“术”即统御之术（或政治管理之术），其内容主要为刑名学，即通过考核臣下、官员之名实是否相符，从而驾驭之，使之有效地服从和执行君主法令，完成国家任务的一套方法；“势”即君主的权势或位势，人君如何保持自身的权势而不被臣下借用和滥用，这是南面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践证明，秦始皇的选择是对的，他在李斯等人的帮助下进

一步强化国家机器，强化君主的权威，从而保证了秦国十分有效地攻灭

六国，兼并天下，完成了统一大业。

不过，法家哲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指导秦王赢政攻灭

六国，兼并天下，建立了强大的秦朝和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导致秦朝迅速崩溃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在统一之

①实际上，吕不韦的杂家哲学很可能更适合统一之后的国家统治的需要。随着统一的临近，吕不韦集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们在努力寻求一种综合和融贯诸家思想的新哲学来指导天下统一后的秦王朝的统治，其中包括新王朝合法性的论证，以及如何守护和治理天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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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后，秦始皇和秦二世不但继续以法家哲学为指导，而且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和君主个人的权威，使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蜕化为皇帝个人意志（独裁意志）的直接体现。这样，皇帝的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威就凌驾于法律和法家哲学之上，皇帝与法家、君主权威与法律权威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法家哲学（法家精神）不再被严肃看待，而被完全看成服务于君主个人意志及其好恶的工具。《史记》即记载了秦始皇极度贪图权势的情景，而秦二世则行“督责之术”，认为皇帝的权威应当直接体现在个人权力使用的“肆意极欲”上。这样，在秦始皇父子心中，“权势”成了法家哲学的绝对核心，打破了法家原所设想的“法”“术”“势”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进一步，这种权势论法家不但对“法”“术”二者构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消解，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毁掉了法家的声誉。应当说，秦氏父子的“法家”概念与韩非、李斯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另外，秦始皇借助秦为水德说强化了法家观念，《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正是这种“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的极端主张，①将秦朝推向了黎民百姓、六国旧贵族的对立面，埋下了积怨和祸根，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迅速崩溃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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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哲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与如下四大事件或因素相关：第一件是秦亡汉兴，它直接导致了汉人对于秦亡的持久反思以及黄老思潮的兴起。第二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它直接导致了经学地位的上升和儒学的繁荣，从此儒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第三件是

①后人往往将“法家”标签化，一提及“法家”就认为它必然具有“刻薄寡恩”“严刑峻法”的特点，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对的。韩非、李斯与秦始皇父子对于“法家”的概念有别，而汉初的吴公贾谊则更是将“仁义”的观念糅合在他们的思想中。《汉书·循吏传》日：“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吴公、贾谊属于法家的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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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

浑天说的提出和太初历的颁布，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论和历法，对武帝之后的中国思想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最后是谶纬思潮的兴起，图谶改变了汉儒的言说方式，经学由此一变而为谶纬学。

1.秦亡与汉初哲学的展开

“秦亡”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它为西汉哲学特别是汉初哲学的缘起提供了反思的前提和动力。汉以秦亡为鉴，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总结出三条经验、教训」

第一条，黎民百姓久离战争之苦，故统治集团在汉初不得不实行“与民休息”或“休息无为”的政策。①这条政策直接导致了文景之治一财富大量积聚，人口大量繁衍，同时黄老借此流行开来，在文景时期形成了思潮。黄老学是一种政治哲学，以“无为”为宗，“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②，同时它吸纳了名家、阴阳家等的思想。黄老学的经典为《老子》和《黄老帛书》（或称《黄帝四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黄老帛书》并没有出现“自然”和“形神”概念。后来，黄老学在政治上不能适应汉帝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它在中央与封建诸侯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后者。汉帝国的崛起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强化郡县制，另一方面削弱分封势力，以此彰显帝国本身的权威和皇帝个人的雄心。此外，在王朝的合法性、宗教信仰、王教等重大问题上，黄老学如果不是缺位，就是论证过于简单。在景帝时期，黄老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独擅地位已受到挑战，而武帝一俟上位即欲将其从“王座”上打落下来。

第二条，当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遍认为“仁义不施”，乃是秦

①《史记·吕太后本纪》日：“（太史公日）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同书《曹相国世家》曰：“（太史公日)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汉书·景帝纪》班固赞日：“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同书《循吏传》日：“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

②参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载《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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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亡的重要原因。不过，人们对此有四种立场的演绎：陆贾认识到“攻”与“守”的不同，认为“行仁义，法先王”是巩固王朝统治的大政方针。这是从儒家的立场来主张所谓仁义观念。贾谊认为，秦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从法家的立场来主张仁义观念。需要指出，贾谊并未对秦法作过分的否定，而只是认为秦始皇父子运用不当、未能分清时势不同而已。实际上，贾谊及其师吴公属于温和派的新法家。①此外，统治集团推行“与民休息”或“休息无为”的政策，而黄老主张“清静无为”，都是从一种间接的立场来主张仁义观念。

第三条，以德运说论证王朝的合法性（受命），这是西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汉得水德、土德还是火德？这是从汉高祖一直到光武帝都在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汉朝合法性的论证以及如何处理秦朝在历史中的位置。而且，这一问题还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建构。汉高祖、文帝、武帝、王莽、光武帝以及张苍、贾谊、公孙臣、倪宽、司马迁、刘向、刘歆等都参与了汉朝德运说的争论。汉人的德运说分为两类，一类在刘向之前，德运说“从所不胜”，人们无非主张汉得水德还是得土德；一类在刘向之后，刘向、刘歆根据相生说而提出了“母传子”的新德运说，认为周得木德而汉得火德②而刘向、刘歆的改造，其实是对德运说理论本身作了较大程度的儒化。另外，董仲舒等人利用三统说（黑、白、赤三统）来论证汉朝受命的合法性及对汉朝之历史存在本质的刻画，也是值得注意的。

2.“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适应帝国需要的西汉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又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汉

①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师从河南守吴公，“（文帝）闻河南守吴公治平天下第一”，而吴公为李斯弟子。《汉书·循吏传》日：“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所谓循吏，指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之官吏。由此可见吴公属于温和派的新法家。

②参看《汉书·律历志《郊祀志赞》。王莽改制，据刘向、刘歆说，认为新朝得土德(《汉书·王莽传》)。实际上，指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之前，汉人实行水德：太初元年之后，实行土德。贾谊和文帝曾试图推行土德，这可能与他们力图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有关。另外，火德的施行，实自光武帝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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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通史·奏汉卷

初，黄老学者和儒家为了争夺在王朝中的地位而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其中以景帝至武帝初即位的一段时期最为激烈。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罢黜百家”，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由此初步形成了高度尊崇儒术的局面。建元六年（前135），一俟窦太后驾崩，武帝即“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曰：“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从此儒学正式登上了帝国的宝座，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窦婴、田盼、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为何能够取代黄老而担负起建设帝国意识形态的重任？这是

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既与汉帝国的需要有关，也与儒学的思想性质及其成分有关。从景帝到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诸侯王的势力已成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通过宗教信仰和施仁政的方式加强帝国的凝聚力、消弭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同样是皇朝大事。此外，由于汉帝国日趋强盛，“华夷之辨”也提上了意识形态建构的日程。在百家之中唯有儒家能够满足以上各种需求。儒家的“大一统”“天人感应”“《六艺》之教”和“华夷之辨”等最能满足帝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反观黄老，其内容单一，总言之日“君人南面之术”而已矣。而且，在性质上它落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黄老提倡“清静无为”之旨，这在一定程度上即或明或暗地支持封建制。景帝时期，皇朝与王朝，帝国与诸侯国的权力、制度斗争日趋炽烈，天子和帝庭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洞晓帝国的未来和发展需要，一俟即位，他就急于起用儒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①。相反，对于那些支持黄老而敢于拂逆鳞的朝中大员，武帝轻则予以罢黜，重则加以刑辱。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他们二人同宗黄老，但不识时务，故先后招致奇耻大辱。

武帝之后，儒家经学和哲学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公羊家的政治哲学

①《汉书·武帝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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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