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英译》陈琦编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国学经典英译》

【作　者】陈琦编著

【丛书名】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页 数】 242

【出版社】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19

【ISBN号】978-7-5446-5965-9

【价 格】30.00

【分 类】国学-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参考文献】 陈琦编著. 国学经典英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国学经典英译》内容提要：

《国学经典英译》选取《大学》《论语》《中庸》《道德经》等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国学典籍，勾勒国学基本框架和核心思想，梳理其英译情况，并摘取其中的核心经典篇章，结合具有代表性的译本进行比较评析。这本书可以提高学生理解和翻译文言文的能力，夯实其国学知识基础，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培养高素质人才。

《国学经典英译》内容试读

导读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不过，古代的“国学”多指国家设立的中央官学机构，如汉代的“太学”、隋代以后的“国子监”等。20世纪30一40年代，中国学界就“国学”

一词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术。然而，就“国学”的具体范畴而言，最宽泛的理解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礼俗、考据、伦理、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书画、音乐、建筑、中医等一切本土学问。据最保守估计，中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国学”按照内容属性，也许可细化为义理之学（哲思）、考据之学（文献考据与历史）、辞章之学（文学艺术作品)、经世致用之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相关知识以及军事战略等思想)、格致之学（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义理之学，上起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盛于宋儒理学、阳明心学，终于乾嘉朴学。这条学术史的脉络有助于勾勒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轮廓。“国学经典英译”所探讨的翻译对象文本，目前主要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义理之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古代史学著作的英译、中医学与古代科技文献的英译，自有其各自特点。“国学经典英译”更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最内核的义理（哲思）。

何为“国学经典”？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的底色包括“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孔子讲“六艺”（又称“六经”)，其中“《易》为群经之首”，教人如何认识天命；《诗》《书》《礼》《乐》记录上古诗文、史册、规章、仪乐；《春秋》则是“明三王之道，辨人事之纪”。“六经”乃立国之本、民族精神之源。要读懂“六经”，可从《论语》和《孟子》入手，因为孔孟道德文章，其义理与“六经”相通，可视作“六经”的简约通俗读本。朱熹劝士子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同时，我们要看到，塑造中国传统文化义理的不限于儒家学说，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亦参与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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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说中具有代表性、对中华民族人文气质和文化品格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本，理应也包括在“国学经典”这一集合之中。

经典的外译往往伴随着思想的革新和文化的繁荣。世界文明交流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如古希腊罗马文献的阿拉伯语翻译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各语种《圣经》的翻译激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与欧洲各国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崛起、佛经的大规模汉译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想象力、“西学东渐”推动了一度沉睡的中华民族再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等。经典翻译与文明对话是休戚相关的。

国学经典外译也符合这一普遍规律。国学经典外译肇始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传教活动。按照时间和泽者身份，可分为17、18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期和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时期。晚清名士辜鸿铭开启了中国译者独立从事国学经典英译的先河。通过这些译介活动，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到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从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到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反思，从王尔德的戏谑社会批评到奥尼尔给自己加州住宅的命名，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沉思到庞德寻求解决西方精神危机的努力，都可以寻找到中国国学经典特别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对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

然而，在国学经典的海外阅读中，许多西方读者将译文等同于经典文本本身，把翻译过的文化概念当做中国原本的文化概念。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译本的表达方式对读者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所以，在国学经典英译的学习和实践中，对译者和译本进行考察和梳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从译者层面来看，需要考虑其文化背景、教育背景、职业、种族、社会阶层、性别等诸多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文化身份等多个学科领域。天主教耶稣会士翻译家群体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土翻译家群体就存在显著的区别。即便属于同一群体，即便最初的翻译动机都在于从中国的典籍中找出基督教真理存在的证据，不同的翻译家也有不同的人生轨迹。比如理雅各由传教士走向了汉学家，他的一生开始于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却闻达于向西方大量译介和传播中国经典。再以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美国汉学家身份构成为例，据统计，传教士占了三分之一强，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职业学者)亦占三分之

一左右，其余由驻华官员、新闻记者、期刊编辑、作家等构成。不同的社会职业身份也会影响具体的翻译工作。在国学经典的翻译活动中，译者是高度显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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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译本内容的知识管理往往与话语权政治相联系。典型的如辜鸿铭英译儒典，就是面对西方霸权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抗争。在国学经典英译领域，有代表性、成果卓著的译者包括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A.Giles)、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柯大卫（David Colli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辜鸿铭、林语堂、冯友兰、刘殿爵、陈荣捷、许渊冲、汪榕培、辜正坤、安乐哲(Roger T.Ames)、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梅维恒(Victor H.Mair)、华兹生（Burton Watson)等。此外，译者所在的机构，如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美高等院校汉学系，也可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之中。

从译本层面而言，通过分析各译本诞生的时代与社会文化背景，对各译本做出准确客观的比较与评估，有助于从宏观视野理解具体译本的形成过程。重点思考的方面包括译本是否忠实贴切地传达了原文的思想？译本如何再现原文的语言修辞风格？译本所采取的语言风格与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无关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译本作细致的文本细读和对照，对相关语料进行整理与解析。除译文本身外，译作的副文本也是译者阐明翻译方法的理想场所。序言或导言往往是译者对所译著作思想的总体介绍，可反映出译者或相关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如奥布里·莫尔(Aubrey Moore)为翟理斯《庄子》英译所撰写的序言，采用与古希腊哲学平行比较的分析模式，影响了此后《庄子》在英语世界的阅读范式。译本中的注解往往也能体现译者的理解。如柯大卫的《四书》英译本，注解里夹杂了大量译者从基督教视角出发作出的评论。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学经典的英译本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传世精品。我们需要对这些前人的成果进行充分的批判性吸收，认识到各译本的特色、优缺点，学习其翻译技法，集结各家精华为我所用。

谈及具体的翻译原则、方法与策略，国学经典英译自有其特质。首先，经典的权威性，决定其英译应该把对原作的“忠实”放在首位。翻译中国国学经典著作，首先要搞清楚文本的要义范畴、核心概念，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义理学说体系，在此基础上斟酌语言的表达。尤其对于经典的核心概念、术语与意象的翻译，需慎之又慎。经典文本往往具有鲜明的互文性，比如《论语》《中庸》等经典常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其他经典。要准确理解经典中的概念义理，除了对文本本身进行解读，还必须综合考虑它在其他语境下的相关释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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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天”“仁”“中庸”“物化”等重要的中国文化负载词，儒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辨析和阐发，结合具体语境思考最合适的英语表达形式。文化负载词内涵丰富，所以往往出现多种译法。追踪重要概念术语的翻译，有助于判读译者对中国国学经典的理解，进而推断不同的译法可能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会产生何种影响，对学习国学经典英译大有裨益。以《庄子》中的“道”为例，1880年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将“道”译成“Nature”。翟理斯则将“道”译作“Wy”,后世译者如韦利、林语堂、华兹生、梅维恒、葛瑞汉等，也采纳“Wy”这种译法。但“Way”这个词，并非与“道”完全对等，可能引导读者将“道”理解为人类精神旅途对上帝或终极关怀的动态追求。理雅各采用“道”的音译词“To”，旨在让读者通过对整体文本的阅读来理解“道”的丰富含义。这种音译法得到冯友兰、汪榕培等中国译者的赞同。再以“天”为例，翟理斯将“天”译成“God”,虽然他在注释里指出《庄子》的“God”与基督教的“G0d”含义不同，但这种译法不可能使英语读者对“天”产生正确的理解，而且会与“道”的含义相违。理雅各将“天”译作“Heaven”,该译法几乎成为以后所有译者对“天”的标准译法，但是深究的话，“Heaven”与“天”也不能完全等同。再比如“气”，这是西方宇宙论中不存在的概念。像这种在目的语里难以找到对应词来传递原文意义的情况，音译是最直接的方法。使用音译或译借等手段，可以方便地弥补由于中西文化内涵差异导致的“文化空缺”现象。在国学经典英译的实践中，将一些重要的核心文化负载词的汉语拼音引入英语的词汇库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然，为尽可能传输原语的文化意蕴，可借助解释和注解以弥补音译、直译等所造成的意义损失。就像安乐哲在《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中提出的，缺乏充分的背景介绍和术语表，中国典籍的哲学内涵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大打折扣。在实际翻译的时候，译者可将文化负载词的汉字、音译和解释性翻译一并列出。在以音译的形式保持核心文化概念译法一致性的同时，为了准确传达这些词汇的多层意义，可根据具体语境对同一概念做出不同的解释性翻译。

除了义理的准确忠实传达之外，国学经典英译还需要尽可能地再现古典汉语的辞章之美。古典汉语是一种诗性语言，高度凝练，经典文本更是兼具思想的深刻与文采的华美。国学经典英译具有双重翻译的特点，兼有古今汉语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和汉英语际翻泽(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翻译难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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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文本的开放性也有所加大。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如何实现等价转化表达如何传递其文学性，让英语读者在阅读英译本时能产生与汉语读者阅读原文时类似的美学体验，是国学经典英译实践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经验，反复推敲琢磨。例如，古典汉语喜用隐喻，言说此而意指彼，语言表述上通常少用或不用连接词，语义和语用信息往往隐藏在语境里，这就与强调逻辑紧密性、强调形式和功能完整性的英语句法形成鲜明对比。倘若直译，恐怕英语读者会不知所云，难以捉摸句子前后的逻辑关联，甚至产生中国古代典籍缺乏逻辑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这种语言风格使得理与情、哲与诗融为一体，正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智慧所在。在语言操作层面，译者可采取下列手段：

1.增补，必要时为译语读者提供相应语境信息，使其能理解原文内涵和语篇逻辑；增补汉语原文中省略的句子成分，将隐藏信息显像化；利用注解等副文本空间，补充阐述译语读者认知环境中缺失的文化背景。2.转换，在翻译社会文化习俗以及修辞时，不必拘泥原文字句，可根据文化差异顺应理论进行语用转换；可在特定条件下采用归化译法，在译文中用与原语词语虽有差别但意义大致相当的译语词语来替代。3.释义，跳过原文字句层面的约束而直接解释原文的语义，这特别适用于一些意义已抽象化的成语、典故、象征等。

国学经典的翻译不是停留在语言层面的字句转换，而是各民族之间最深层次的思想智慧的碰撞，既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更彰显了文明对话中各方求同存异、增进理解的不懈努力。自1595年利玛窦编撰《交友论》与明代儒生以文会友，这样的努力已历数百年之久。国学经典翻译具有跨文化对话的意义，这同时也要求译者具备相应的跨文化学养，掌握一定的比较文化研究方法。除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外，还应有西方文化的知识储备，熟悉西方宗教和哲思的基本命题，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等，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或共鸣富有洞察力，如林语堂那样，“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通过比较阅读，将中西哲学思想与文化思潮进行对比阐释，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深入的进行国学经典英译的学习和实践。同时，我们还应立足于循证(evidence-based)原则，评估国学经典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客观分析英语国家学术界、评论界、公共媒体以及普通读者对于中国国学经典英译本的评价与反馈，整体把握英语国家对中国国学经典的阐释史，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改进完善相关经典的英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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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为中华文明的新生寻找出路。国学经典英译，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一种“整理国故”，通过英译实践，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华夏文明，可以更深入地思考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启蒙话语通过汉译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动力的话，在21世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复兴中的中国也承载着这样的使命，通过国学经典外译让中国文化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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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