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哲学》耿俊杰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方志哲学》

【作　者】耿俊杰著

【页 数】 216

【出版社】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2019.11

【ISBN号】978-7-5643-7226-2

【价 格】39.00

【分 类】方志学-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耿俊杰著. 方志哲学.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11.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方志哲学》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从哲学角度思考方志学和方志现象的学术专著。通过哲学思考，对方志学的历史进行了深度反思，对未来可能的方志形态进行了设想和科学构建，首次提出了纯粹方志学、方志哲学等概念，最终确立了方志编纂学、纯粹方志学和方志哲学等三种方志学体系，为未来方志学科的深入发展、繁荣发展做了一定的探索，并提供多种可能性。全书分为方志编纂学、纯粹方志学、方志哲学和广义方志学四个部分，共十八章。本书可供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参考。

《方志哲学》内容试读

导论

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最大的问题到最小的和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宇宙的诞生和构造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确行为，从自由、死亡和永恒这样

一些终极问题到日常饮食问题，一切都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

方志从哪里来？方志是什么？方志向何处去？这是本书的三大核心问题。1897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创作了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画名中这三个问题都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我将这三个问题引入对方志的思考中来。可喜的是，这完全合适，仿佛找到了一双合脚的登山鞋，穿上它再去攀登方志学之高山，寻觅方志思想之路，就会更加稳健而持久。高更认为，绘画的本质不是在简单的写生中获得的一般经验，而是经验的创造，这与本书所要表达的方志思想暗合：方志不只是简单的记录，它还有更高层次的心灵创造。

一、方志的存在

方志在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一)方志的地位

方志在中国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首先体现在官方的重视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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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哲

志的产生与官方有重大关系。《周礼》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1，外史“掌四方之志”2。小史、外史都是政府的官职名，是司礼之官。北宋司马光、清代章学诚都认为《周礼》就是方志的起源。即使这不是真的，至少也可以说明掌握地方情况是官方的需要，这与后世官方对方志的需要是一致的。这也至少可以说明，方志的起源是有官方意识的，至少官方意识是其起源意识之一。从此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由于治理需要都对全国各地的情况十分关心。要了解各地情况，就要由各地报送地情材料。起初的上报材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方志。起初是由官方最高机构按各地上报的地情材料直接编写全国范围的总的地方情况书。秦时有地图，汉代规定各地上报“计书”。宋代对方志开始高度重视，虽然没有诏告各地修志，但经常要求各地报告地情、地图等。由于朝廷的重视，宋代修出了许多区域性的方志。到元代时，朝廷颁发了《大一统志凡例》，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制定的第一个规范性的修志文件，在方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纂天下郡县志书”3，这是中国历史上朝廷首次明确诏告各地编修方志。到清代，由于官方的推动，修志更是一度达到了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也都是全国统一修志。这种现象，在世界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虽也有方志编修，但都是受中国的影响，且其规模和连续性都远不能与中国相比。

其次，体现在学者文人对方志的关心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学者，大多对方志有些兴趣。文学家范成大、史学家司马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参与过方志编修并提出了一些方志思想。清代史家章学诚更是将方志开拓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到梁启超则将章学诚的方志研究明确称为“方志学”，并对方志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民国时期的鲁迅也经常阅读方志。学者文人对方志的热衷主要是由于中国学者天然地关心各种学问，这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方志自然是其关心的重要方面。

最后，体现在学术传统的绵长上。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4中国最早的史书是《尚书》，约成于公元前5世纪，那么方志算到今天已经有约2500年的时间了。如果就按最早出现“方志”一词的《周官》算起—《周官》可能成书于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72一前396年）5一那么已经有2400多年了。如果从现存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方志作品《华阳国志》算起一据刘琳考证，该书可能成于东晋永和四年至十年（34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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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年)之间一那么方志到今已经有1600多年了。方志在中国是个非

导

常绵长的学术传统。

论

(二)方志的数量

明代开始全国普遍修志，到清代已经达到全盛。明清以来，要求全国各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都要编修方志。至今，凡是在中国管辖内的县以上的行政区中，绝大多数都有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1949年以前的历代方志8264种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截至2005年11月，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已正式出版4808部，这还只是总规划5445部的88.8%。7同时，各地一直都在广泛编纂行业志、部门志、特色志、乡镇志、村志等方志作品，数量一般应在规划志书的几倍或几

十倍之上。因此，全国新修的方志当在数万部之上。如此庞大的数量表明方志在中国是一个极广泛而庞大的存在，其背后也有一个非常庞大、非常活跃的学术团体在活动。

(三)方志的独特性

如果认为只有中国的这种形式才叫方志，那么它肯定是独特的；但如果将方志定义为对区域情况的记载，那么很显然，形式问题就不再重要，即使凭感觉，也可猜知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有类似的图书。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提到，女主人公苔丝的父亲约翰·德比之所以知道自己是贵族的后代，就是一个当地的地方历史学家在偶遇时告诉他的。这就表明地方史研究在英国可能是很流行的。国外对区域地理和历史的记录，甚至也如中国方志一样是广泛而系统地存在着，例如美国犹他州的29个县都编修了县史8。

那么中国方志的独特性在哪儿呢？一是体例的独特性，二是历史的绵延性，三是组织的统一性和广泛性。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确实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时间的绵延性和空间的广泛性，使方志发挥了最重要的史料库的作用，这一点，是今人之所以重视方志的最重要的原因。

(四)方志的价值

古人对方志价值（或功能）的论述比较驳杂，但范围并不宽，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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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哲学

很有价值，但大多都是十分零散的，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方志界将方志的价值概括为存史、资治、教化三点。这几乎成了对传统方志价值的最高概括。存史是中国人极感兴趣的爱好，方志的这

一功能是自然而然的。官方之所以重视修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它起到资治的作用，方志记载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虽然还只是简单的记录，但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当时也同样处在简单的治理模式下的封建政府。也就是说方志记录的简单性和政府治理模式的简单性是相适应的。教化是古代政府“防道其民”9的重要手段，分“文化”和“武化”两种，方志属于“文化”的范畴。这实际上就使方志的价值变得很狭窄，也就严重抑制了它的活力和应然的理想。

(五)方志的向往

方志的向往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比如仓修良先生认为，“两汉魏晋的选举制度促使人物传记盛行”1，这就是一种方志的时代精神。方志可以有什么样的向往，就说明它所处的时代希望或允许方志孕育什么样的精神。在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方志自然也向往自由与自在。反之，在

一个专制封闭的时代，方志自然就只能循规蹈矩、一板一眼。过去，方志的向往就是为官方统治提供基本情况，它也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今方志的向往是建立方志学，甚至使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这虽然呼唤了许多年，但是却一直没能实现。这倒不是因为学科批准单位不予重视，也不是因为学者不重视方志学，而是因为所谓的“方志学”无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案。这才是深层原因。当今所谓的“方志学”，本质上只是方志编纂学，它只能解决记录哪些地情和如何编写的问题，而解决不了区域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谓的“方志学”是没有问题的学问。一个没有问题的学科是不可能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

要成为一“学”，它就必须有要去解决的问题，并且具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而以往的方志只是知识的“堆栈”“，这使它无法成为“学”。但这不意味着将来的方志就一定不能成为独立学科。既然有这

一向往，就说明时代精神有这种需要，就要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构建独立的方志学科，也正是本书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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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志的困境

论

方志和方志学发展到现今，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身陷困境，只是由于人们习惯于这种困境并且缺少开拓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对此缺少敏锐的感知，所以并未能意识到或充分意识到这些困境的存在。他们总是朦朦胧胧地感觉方志很重要，却又无法知道它到底重要在哪里，当方志在现实中根本体现不出重要性时，他们就变得消极悲观，最后只能以“对历史负责”这样的措辞来自我安慰，导致方志只能局限于“存史”这样的狭小领地。这些情况都是方志和方志学本身的困难所致。

(一)没有问题的困境

针对方志所做的研究，传统上称为“方志学”。这一概念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又认为方志学从章学诚开始。但章学诚所研究的方志学，以及梁启超和后世学者所谓的方志学，本质上都只不过是方志编纂学。方志编纂学发展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2，因为它已经近乎完备。在过去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它的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记什么，另一个是如何记。事实上，方志编纂学在过去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两大问题展开的。甚至可以说，方志编纂学也就只能围绕这两大问题展开。发展到现在，这两个问题也几乎解决得差不多了。旧的东西已经完善，再也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了，这是当前方志和方志学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一没有问题。有些学者提出要将方志学建成独立学科，但因为方志编纂学自身已经没有重大问题要去研究，因此方志学想建成独立学科或一级学科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无法建成独立学科的困境

方志学的根本困境乃是：如果它坚守固有的模式，它就只能自限于方志编纂学的范畴，这也将使它永远只能保持记录的能力，而无法实现成为一门高级学科的理想；如果它向高级发展，即转变研究对象，那么在现代学科的思维模式下，它就只能和必然地消解在区域地理学或区域历史学的学科之内，根本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现行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把方志学当成历史学科来看待，这就与它的方志学理想在根本上产生了矛

方

盾。虽然地理学对方志学的对象研究上更具有本真意义，但同样，它也

学

会消解到区域地理学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方志学的独立性与区域地理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于这一困境和矛盾的研究，也许要持续很长时间，这个困境和矛盾的化解，也是方志学或方志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任务。

但是，由方志编纂学提供的产品一记录的方志一确实具有恒定不变的基本价值，也就是，它不管理论如何变化、哲学思想如何看待，它就只是记录。正如农业生产一样，不管工业与服务业，甚至第四产业（信息业)如何发展，它都有最基本的作用：提供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根本的困境导致它无法建成独立的学科。要建立一个学科，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理论是所有学科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提供解释而非简单罗列一系列的事实。”13方志和方志学在发展了2000多年之后，仍然没能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理论，很难谈得上对理论有什么贡献。要建立方志学，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即理论思维，但这恰恰是方志和方志学一直以来根本就不具备的。它只为其他研究和运用提供原材料，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思维，也根本就不具备发展出这种思维的能力，这是仅仅作为记录的方志和仅仅研究编纂的方志编纂学的本性所决定的。最重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具有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物理学是个大的学科，但是当其光学、微波学、量子动力学等子学科具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它们就成为独立学科了。而方志学并不能独立且高效地解决区域内的任何重大问题。这些事实都表明，以方志编纂学的能力，想要建立方志学，虽然有强烈的愿望，但却根本没有可能。甚至可以说，

一直以来方志学都与现代科学相距甚远，它从来没有提出过深刻的、有重要价值的见解。

(三)单纯记录的困境

方志从始至今的呈现方式都只是单纯地记录，因此只能称为记录的方志。说以往的方志只是记录的方志，并非说这方志本身没有变化。方志自身当然在变化。在记载内容的数量上，它记录的内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种、从部分到全体。在形式的数量上，各种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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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