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法论》沈宇峰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医方法论》

【作　者】沈宇峰著

【页 数】 278

【出版社】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 2018.06

【ISBN号】978-7-5152-1713-0

【价 格】78.00

【分 类】中医治疗法

【参考文献】 沈宇峰著. 中医方法论.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8.06.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中医方法论》内容提要：

本书运用新兴的唯动宇宙观和方法论，很好地实现用现代科学语言解释中医理论，以至解决了西方人包括不懂中医以及缺乏传统东方哲学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听不懂看不明白中医的弊病，甚至堵截了西方人胡乱批评中医不科学的漏洞，将为实现中西医哲学文化的融合，产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医药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方法论》内容试读

3引

引、言

当前，中医已经是一门能够切实解除人们病痛的实用医疗技术，然而坦率地说，它的理论却一直没有被普遍视为科学，仅仅归于“文化”范畴。这是为什么？原因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医基础理论是“阴阳五行学说”，也称“玄学”，而现代人则把它视为“古代哲学”，并不当作自然科学。然而，一门足以影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实用技术不属于科学，或不被承认为科学，却也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哲学”就不能是“科学”吗？否。

牛顿发表物理三大定律的论文叫什么名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就说明：第一，最早的西方科学便是由哲学脱颖而出的；第二，科学无非是自然哲学中可以用数学公式证明的部分；第三，物理是西方所有科学发展的先驱，即使是如今的“西医”，也完全离不开理化检验。

因此，一切从哲学中脱颖而出的东西，只要能用数学公式说明，并可用物理学检验，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是科学。

那么中医的基础理论呢？是否也同样？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

或许，这一点并非笔者的独家认识，恐怕大多数现代学者都曾想到。自打中国历史跨入近现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都为“中西结合”做出过不懈努力，只是收效甚微，始终未能达到目的。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过于习惯西方的思维路数，却明显忽略了一

中医方法论

个对于古中国哲学的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

西德学者M.Pokert(波克特)为庆祝李约瑟八十寿辰而写的题为《中西科学结合的艰巨任务：以中医的现代解释为例》指出：

“中国学者在证实中国科学并不比西方科学落后这一点上，在把中国科学遗产结合到世界科学中去，几十年来未能取得进展：由于迄今缺乏相应的方法学概念，而使中医学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从内部腐蚀下来。犯下这种罪行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从来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的地位而进行方法学的研究。从19世纪以来，没有做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中国的学者应该觉醒，认识到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和使用西方殖民主义者传教士塞给他们的方法学…应当使中国学者掌握认识论，使现代科学方法适应中医的认识论，但迄今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一点苗头也没有。”

而这便是本书写作的另一个目的：

这两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正确的认识方法，就无法看破中医基础理论暨古中国哲学中隐藏的数理关系及物理学意义；而没有数学公式和物理学印证，也就无法证明这种认识方法的正确性和客观性。

所以，本书命名为《中医方法论》。

第一，以全新的认识和现代的语言，界定阴阳五行明确的概念范畴；

第二，用数学公式证明阴阳五行正确与否；第三，结合物理学原理说明阴阳五行的真实规律：第四，将这一规律扩展到生物现象及中医临床诊断当中。

中医方法论

“人”，但中西医之间，从理论到实践到成果鉴定，为何如此大相径庭？

我国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命运·中西学术之不同》曾经对比和总结过这种差异：“总之，东西是两条不同的路：

“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

然而他只是总结了表面现象，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根源，虽然表明各自都有优点，却容易使人误以为“玄学”（中医理论基础）与“科学”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

无独有偶，一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曾提到过这种东西方差异：“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发现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纪念爱因斯坦泽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46.)

在这里，爱因斯坦毕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够了解，几乎直接把它排斥于“科学”之外。但是，爱因斯坦至少给“科学”下了

一个很简洁的定义：第一要有“逻辑”；第二要有“实证”。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逻辑实证”的方法。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看蒲辅周案例。中医的辨证施治没有“逻辑”吗？不，或许逻辑比西医还严密，所以蒲辅周先生才能针对每个病人的证候差异开出不同的处方。那么蒲辅周的治疗结果缺乏“实证”吗？不，167例乙型脑炎患者的病历，北京各大西医院定记载得清清楚楚

好了，既有“逻辑”，又有“实证”，为什么还说不“科学”？进一步深入地说，既有167例成功，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蒲辅周

第一章融入古中国人的思辨

的辨证施治行为”来总结，却偏要当作“某药治某病几例”来总结？

可见，根本的分歧其实不在于“科学”，甚至也不关“统计学”什么事，只在于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底蕴乃至宇宙观（自然观）的对立。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0一前430)就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由“水、火、土、气”四种基本物质组成的，这被称之为“四大元素”，也叫“四根”；而德漠克利特(△mu6KpTo(,约前460一前370)则发展了上述理论，指出构成上述元素的其实是“原子”，万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而原子具有不可分、数量无限、性质相同、只有形状位置和次序的差异等特点，是世界的本源。

由于这种一切“以物为本”的理念根深蒂固，所以落实到“治病”上，西医就理所当然地视为“以物质（药物）对付物质(病灶)”。这样一来，作为“统计”的对象也就必须是“物质”并且由于“形式逻辑”，的推理能力总是有限，所以这物质还必须是单一物质或有限几种。否则，就“不合乎科学”？不，只是不合乎“西方世界观”！

而古中国虽然也有“金、木、水、火、土”等概念，却从来不奉为“元素”，而是叫“五行”。《尚书·洪范》原文：“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郑玄注：“行者，顺天行气也。”可见“行”就是“运动行为”，古中国的主流文化（玄学)不认为世界是由什么“不可分割”元素构成，只是有着几种基本行为（能量行为），天地万物皆由行为所化，也随行为而消，“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

于是，落实在“治病”上，就成为“以行为（比如：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对抗行为（比如：风、寒、暑、湿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