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梁旻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

【作　者】梁旻著

【页 数】 208

【出版社】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2016.06

【ISBN号】978-7-5641-6441-6

【分 类】家具-历史-研究-中国-宋代

【参考文献】 梁旻著. 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06.

图书目录：

《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内容提要：

本书可供家具研究者、家具设计师及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

《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内容试读

第一章、历史转折于唐宋

第一节如何看“古典家具”

“古风”与“古典”在家具研究中的所指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没有古风家具、古典家具的词条，这是因为这两个名词是对段时间内家具共性的描述，而非指称某一种特定风格的家具，所以难以界定。该辞典家具卷第四条是“古典园林家具”，解释为“明清时期，产生于苏州古典园林发展中形成起来的

一种家具类型。”进一步的解释为“反映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集中地体现了‘明式家具'的优秀水平。”这段解释说明三点：一是“古典”二字关注的不仅是时间范畴，还有思想观念和艺术情趣二是此类家具常常依托古典园林环境：三是“明式”家具为古典的代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狭义的古典家具究竟有什么核心特征？“明式"”之前“古典”家具是什么状态？为何这类家具常常依托园林表现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趣？

根据我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发展特征，笔者将传统家具的主要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古风”、“古典”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依据的是家具的使用方式、功能、形制、审美内涵等因素的同一性。我国中古时期在外来文化深刻影响前形成的建筑、室内及家具，具有统一的文化内涵，是本土原生文化的产物。这一时期，家具系统受礼制约束为主，发展不完整，以“古风”称之。外来文化在六朝时期及以后形成巨大影响，社会人文与思想都发生转变，由此生活起居和家具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此阶段表现出混杂融合的创新，不过“古风”在民间依然是主流方式。到“唐宋变革”时期，社会发生巨变，进而宋代造物领域快速发展的结果是高型家具由普及到成熟，“古风”被剥离出历史，最终“古典”家具诞生。

以三个阶段家具的使用方式来看，前面两个阶段在起居单中心、等级象征和审美判断上具有密切的联系，与第三阶段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起居单中心的概念是与高型家具普及过程中建立的起居双中心对比而产生的。在“古风”到“过渡”阶段，生活起居围绕席或床榻完成，餐饮、议事、会客、睡觉可以都在

一处，使用同类家具完成各种不同行为和空间功能。而高型家具的普及产生了明显的内外之别，内室以床榻、盆架等组合，承担休憩、睡眠等功能，而外室以一桌二椅的标准配置为代表，服务于会客、餐饮等家庭成员的共同活动。

其次，前面两个阶段家具以类型来表达阶层象征性，“古风”阶段尤为严谨。家具的类型少，除了席子是必须有的家具外，几、案、俎、扆、箱等都根据等级的要求配置，比如屏风、几案的使用有明确的地位象征性。“过渡”阶段家具类型在上层内部虽然有所放开，但在民间依然有很大的限制。而“古典”时期家具虽然也具有阶层象征功能，但主要不以类型而是以形制来表现，比如靠背椅、屏风、几案的运用都很广泛，只是形制有繁简规格之别，以显示阶层的差异。

最后，“古典”家具的审美判断包含了世俗化的内容，表现出务实理性、追求文人情趣的特点，这与前两个阶段以贵族审美为核心的特点明显不同。唐宋变革以后，社会结构调整，

第一章历史转折于膺宋/1

文人地位上升，社会中层成长，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引导阶层。另外，平民对家具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影响了家具审美内涵的变化。

所以，可以将家具历史的前面两个阶段视为广义的“古风”，其中第一阶段是严格意义上的“古风”，而第三阶段的家具就归为“古典”。本书研究将广义的“古风”作为“古典”的基础，尤其是“过渡”时期的家具演化对“古典”有深刻的影响。过渡期也可以称为床榻坐时代，趺坐方式渐渐成为主流，家具类型也有所增加，床榻代替席成为起居中心，家具加工能力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以大型的壶门家具为代表，各种家具装饰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为高型家具和垂足坐起居的普及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毋庸置疑，“明式”是中国古典家具最具代表性的风格，但同时“明式”并非“古典”家具的全部。笔者依据“古典”家具与广义“古风”家具的重要区别，设定“古典”家具除形制特征以外的几项核心特征，作为本书对“古典”家具研究的基石：

(1)“古典”家具类型完整丰富，服务于起居双中心和垂足坐。

(2)“古典”家具等级象征依赖形制而非类型。

(3)“古典”家具的功能、技术、美学各要素协调统一，关注生活效能的提高，带有社会世俗化、商业化的倾向。

(4)“古典”家具的审美内涵以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为主导。我国的造物智慧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有机自然主义思想和对人性平衡的追求，古典家具形制虽然与“古风”时期区别很大，但在思想传承和造物逻辑上有密切的联系，都能体现这一智慧。

二本书研究方法

研究家具需要在整理社会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家具在生活风俗、制造行业、商业市场等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同时代的不同地区家具形制进行对比研究，才能理清家具演化的内因、外因以及发展途径。所以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对比研究方法，对比的对象有纵向和横向两种，都包含对家具形制的差异和联系的研究。

西方史学界一直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提出质疑，凡是没有考古证据的历史就很难被接受[2】。但是考古的证据，无法排除其历史的偶然性。因此，发现的文物只能代表物质文化的极小一部分，而极小一部分中的大部分还是古代上层生活的物品。中国对古代文献的质疑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文献怀疑论推动下于20世纪后期达到高潮。疑古精神虽然可以提高历史研究的严谨度，但是全盘的怀疑论也具有极端和缺乏理性分析的性质。

因此，本书还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关注的领域包含纵向的（思想观念、演化时态)和横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对外交流等）两方面。法国年鉴学派所运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借助历史人类学关注观念、心态、欲望、习俗、风气、行为的视角来建构历史的真实。作为世界史学界影响巨大的学派，它的基本原则是“总体史观”，强调广泛研究而不是受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的信息，是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展开的综合研究的方法[3)。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家李济先生也鼓励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认为应该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与假说结合，才能做到尊重历史逻辑、摒弃主观臆断的整体史观。西方学者在对西方家具史研究中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家具设计及风格的范畴，史学家非常重视的方面有：家具生产的经济背景，家具的使用情况，家具工场的组织系统，家具制作的劳动分工，设计、工艺流程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联系，国际交流的因素，社会变革的影响，家具

2八宋式家具

市场的运作系统，家具生产条件的进化情况，家具行业的师徒传承系统等[4幻。宋代考古证据比较丰富，但同样存在举证有限的问题。所以本书也将在总体史观的引领下，遵循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与假说结合的方法，以求尽可能防止主观臆断，而建构家具演化历史的系统和过程。

第二节一些史学的启示

中国建筑史研究发展80余年来，研究的课题已经从基本的“是什么”、“什么样”、“如何断代”等深人到现今对“渊源”、“规律”的追寻。这种由表面现象向内在动因的研究轨迹，是造物史学发展的必然。相应地，我国传统家具自艾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至今，虽研究成果和研究者都不如建筑的量大面广，但也同样从对现象静态的分析转变为对动态内因和规律的探索。家具承载着人、建筑和家具本身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家具史是模糊的，则很难说建筑史是完整的。

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历史分期和风格，有学者提出“曾明显形成四种最重要的设计风格，即楚式家具（周代至南北朝）、宋式家具（隋唐至元代及明代早期）、明式家具（明中期至清早期)、清式家具（清中期以后）。”[们其中，对楚式家具、宋式家具的分法太过模糊。且不说周代到南北朝超过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跨度中，家具在风格和区域变迁上都有很多变化就隋唐至明代早期间，隋唐家具形制与两宋到明的家具形制差异就十分巨大。在几个概念中除了明式家具是被杨耀、王世襄等几位前辈论证过之外，其他几个的定义都遭到质疑。家具风格的界定，根据现有“明式”的界定方式，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时间界定、特征界定、价值及影响界定这几项才能基本达成。这些内涵需要其他历史研究的触动和启发。

一中古历史的转折点

我国传统家具的历史分期，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根据目前国史学权威《中国通史》的描述，我国上古和中古史的划分是以秦朝为界的，中古是指自秦朝始到清朝晚期。依据国家统一集权性质和农业立国的相似性而界定的“中古”，避开了因我国历史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社会性质定名的问题。漫长的“中古”跨度非常大，这超越2000年的历史虽有其同一性，但内部也存在阶段性的巨大区别。“古风”与“古典”家具就是因中古历史发展中巨大的转折，前后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体系，服务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要求。

我国历史的宏观特征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希腊模式”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在国家统一性方面卓越的能力[6]。杨师群先生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也提出了中国古史走的是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第二，中国历史与其他人类历史一样，有从低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高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客观趋势。台湾学者葛金芳就提出“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1。这两个特点共同发生的作用，就是“中古”广受关注的转折点一“唐宋变革”

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在20世纪前30年提出“唐宋变革期”的研究观点，曾引发我国国史研究的激烈讨论。钱穆、漆侠等对“变革”多加认可，其他更多学者则是将其柔化为“转型期”。无论怎样都是承认“中古”存在前后显著区别并深刻影响后世的过渡时期。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如果承认“变革”，那就一定要有社会性质整体的变迁，这正是京都学派“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观点的立论基础[]。这种判断

第一章历史转折于唐宋/3

无疑受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即革命性的转变通常要打破一种稳定、建立新的稳定和新的社会性质。但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即历史发育的早熟，使国家性质和思想体系异常稳定。这一判断不能简单运用在中国历史上由此美国学者赫若贝（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等就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型来研究，认为唐宋之变，不具备社会性质改变的特征。

我国造物领域也具有一样的稳定性质，“古风”家具表现出特别耐久的性格，直到“唐宋变革”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的巨大积累后，才顺应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要求彻底放弃了“古风”。这是因为中国先秦时期建立的思想体系具有“整体模式”的特征（此观点见笔者的论文《探究中国古建筑整体模式问题》[8]，本书第四章也会分析)，其最显著的能力为自我调节、内部转换和相对稳定。

“唐宋变革”给本土原生文化带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这与欧洲“文艺复兴”具有历史的相似性，在内涵上也都带有很强的创新内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现象占主导地位，“其一是统一王朝和异族的交接，另一个是宗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冲突。”[9]前者促使本土文化发现自身思想信仰的优势和独特性，后者事关国家成长中生存结构的合理性，两者的互动最终产生了从国家管理架构到生活风俗各级的重构。宋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必然下呈现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思想体系的快速发展。相应地，“古风”家具因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特点而彻底蜕变。

所以说，在中古历史的转折点，即唐宋间，传统家具的最大转型也随之发生。这一次转型是将中国人思想和造物的智慧做了一次集中的释放。汉宝德先生曾归纳我国造物逻辑为人肢体的延伸，能够以简单的棒状构件，通过一定的逻辑量化成复杂的整体。这种使我国建筑具有强烈的自然有机属性的方式，在家具低矮、使用受限的“古风”时代很难发挥，而宋代高型家具因突破了这些限制而迅速发展。

二其他历史学的启示

中国家具的发展始终内涵了本土特殊的自然观念、等级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唐开军的研究认为“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受到政教思想、建筑形制、社会现状三大因素的影响。”[1]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中国特定的地理气候所濡养成的区域文化特性及其变迁也应该纳人家具风格变迁的轨道。笔者的研究也受到前辈学者在我国气候、地理、社会政治文化等历史研究的启发，其中与“古风”到“古典”转型有密切关系的内容陈述如下：1气候学、地理学的启示

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分阶段的重要观点[)。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在气候上整体呈现温暖期越来越短而寒冷期越来越长的特点。

文明史早期气候温和，竹类的分布沿黄河流域延展到东部沿海，使竹材质的利用在包括中原地区的比较广泛的范围里成熟了[2]。与此形成重要关联的是席坐方式以及相关家具的形制特征，这使得竹制造物文化不仅成为“古风”家具的重要组成，也影响了后世高型家具的形制和构件。

先秦时期楚文化造物优势突出，又在汉朝得到发挥和提高，形成“古风”家具造物的主流特点，也成为后世家具发展最重要的内在力量。其最吸引人的特征是将功用、耐腐朽、美观结合一体，具有善于变通、善于搭配的设计思维，这在楚墓出土的家具上有所体现，如漆木床上配用的竹屉、竹栏杆)，原因绝不仅仅是“楚地气候炎热，竹器比较清凉和透气”[]，而是其在用材能力、构造能力、功能与风格的结合上确实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优势。

41宋式家具

汉朝开始的降温过程在4世纪中达到顶点，持续了5个世纪以上。这不仅使竹类分布退到了长江流域，也使外族侵人迫使中原汉文化向南迁移，“古风”家具从存在条件到形制上都受到巨大冲击，表现出至少以下几点：①席坐传统逐渐由床榻坐代替。②竹、木兼有的“古风”家具经验在中原地区由以木制为主流的家具体系吸收并发展。③中原地区的原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家具形制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的可能；原中原地区的造物特征向南侵染，与长江流域及以南文化汇集并发展。

气候变迁使席坐传统逐渐失去了物质支持，席坐起居的舒适度降低，同时外来文化介入，使得“古风”动摇。我国家具史从此告别了严格意义上的“古风”，不过“古风”家具的影响长期存在，在南方，席坐的遗传逐渐演化成木制家具的软屉坐面。

气候变迁以历史积淀的不同方式促进了我国南、北方文化差异的加大和固定，也必然影响风俗及造物。本土核心文化南迁使南方文化快速增长，《南史》、《景定建康志》、《梁书》等文献印证了南朝的繁荣，其中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商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经济模式。建康城“城中有四个市。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出现了专业市场，如谷市、牛马市纱市、盐市、花市等。”①齐朝皇帝还曾经“又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官人阉竖共为裨贩。”②商业发达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与南方享乐主义的文化特点共同作用，带来各种形制突破与僭越的现象，也促进了家具领域的文化混合。

南北差异在隋唐时期相对缓和，气候回暖的唐代渐渐向多元经济发展，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生活风俗中更舒适、更高效的取向使得“席坐”这种压抑、低效率的起居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席坐”的渐弱到消亡随着高坐起居的发展普及而成为必然。北宋中期开始的降温在物质条件上加快推进了高型家具的使用，这次降温在12世纪达到顶峰[]，所以高型家具发展不因气候而发生却因气候的影响而日益稳固（图1-1）。

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提出中国五千年间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这些时期不仅显著影响着历史朝代变迁，也使我国文化性质逐渐改变，主要是促使了本土思想体系的早熟、转化、复兴的过程。特别是第二寒冷期使北方匈奴、鲜卑、拓跋、氐、羌、羯等民族发起对中原的资源争夺，连带外来宗教与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碰撞，致使传统文化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总体来讲，由于温暖期越来越短，我国历史宏观上具有本土文化重心逐步南移、商业经济力量渐渐上升、文化性质多元化等趋势。在气候变迁致使南、北方文化差异扩大的基础上，区域地理特征对我国家具造物的发展

温度趋势

温和

黄淮之间两年

轮种三季作物

大降温

0

年代

殷商

西周春秋战国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

清

19世纪

图1-1中国历史气候变化趋势图

第一章历史转折于唐宋/5

也有显著的影响。李约瑟博士描述中国地理为：“有一种复杂的群山山脉网把许多比较平坦的地区分开”【4)，也就是虽有两大河流体系沟通东西，但是却经由山脉的阻碍形成相异的文化区域。

北宋东京汴梁（今开封市平原沃野、四通八达，拥有历唐、五代形成的优势，开封有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以通漕运，汴连通黄淮，尤其是东京的命脉。北宋西界为河陇、秦岭、巴蜀，山高势险，划分了东、南侧肥沃的汉中、成都平原和西、北侧贫瘠之地。而西南滇黔高原地远难治，宋以大渡河为界弃滇为一方大理国。所以说北宋基本上已将最具发展优势的土地都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宋室南迁后是以淮河秦岭为界与金南北分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了临安，依赖两浙的物产和秦岭淮河的障碍得以偏安一方。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的南端，长江流域土地开发和港岸优势自然成为南宋文化发展的基础。这里五代时期在吴越国君钱缪(852932)的治理下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都得到礼遇、产生融合，这对南宋的经济发展和造物创新有良好的影响。

许多地理学家如侯仁之、谭其骧先生等，都非常重视区域差异和区域人文的整体结构。具有一致性的区域不仅是空间结构上的，更是资源环境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5]。

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利于发展农业。“黄土的保墒能力使得人们能在雨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4]传统小农经济上千年的发展，形成北方自足、保守、忠诚、稳重的文化特征。犍陀罗式的佛教文化在公元初到二世纪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我国，与西北异域民族势力南侵的历史形成呼应，造成中原文化南迁。但古风家具的动摇未能快速地产生新型的起居和家具体系，其主要原因正是北方中原地域本土核心文化深厚的根基作用。这些特点发展到北宋表现得更加务实，虽然上层家具依然追求华美复杂的形制，但整体来说，高型家具具有追求实用、节俭、理性的趋向。随着北宋社会生活向舒适高效的方向发展，高型家具的普及在中原地区成为必然。北宋民间家具虽然形制较为粗朴简放，但搭配关系严谨有度，带有重礼内敛的内在性格。

南方造物对汉代造物文化的保存更好，相较于北方明显趋于细腻、灵巧、温婉。北宋期间南北交流顺畅，到北宋晚期中原地区的上层家具已经出现了纤美、华丽的制作。宋室南迁后，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再次得到与中原文化充分融合、发展自身优势的机会。首先是对细节的追求，这满足并提升了生活享受和家具价值感；其次是制造业的优势得到完全的显现；再有就是融合了北方的务实和南方的灵巧，使造物的内涵得到提高。

我国土地开发的过程从黄河流域的解池、伊洛到关中平原，再扩展到中州大平原以至北方各区域，然后是吴越震泽和南宋才成熟的湖广盆地，这个漫长过程与我国本土核心文化的逐渐南移形成关联，又与日益发达的水路商贸互相促进。这使得高型家具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类型逐渐多样、形制不断丰富，由南北差异发展到融会贯通。

2宋代新政治、新文化的启示

宋代大力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文人官僚体系，对皇帝集权形成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同盟，完成了“唐宋变革”政治上的任务，促进了社会进步。新政治体现在重视以国家管理强国而非以武力强国，但文强武弱、强干弱枝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阿诺德·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阐述了大国为维护中央集权而承受的巨大的边戎压力，这也是宋代颇具活力的新政治下“三冗”难题的根源[]1”。为此，宋代大力促进社会农商并重的发展，借重于新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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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