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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2-05-06 06:16:42 15 哈佛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诗歌

编辑评论：

从秦汉到明清，六个帝制时代，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历史有何不同？多位汉学家倾注10年心血，汇聚中国西方50年历史研究成果，讲述2000年中华文明的沉浮故事。《哈佛中国史》，由国际知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将带你从新的西方史学视角看中国历史。

哈佛中国历史3世界帝国唐朝PDF

简介

《哈佛中国史03世界帝国：唐朝》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三卷。唐朝历来被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其在商业、宗教、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远非其他朝代所能比拟。作者陆惟一抓住大唐疆域扩张到极限的动态时期，选取了西方读者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关心的问题，站在中国的边缘，观察和描写特别辉煌的唐朝。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各个维度，以商业（海陆贸易）、宗教文化（文学、绘画、陶瓷等）等为重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盛世帝国的浪漫景象.

关于作者

马克·爱德华·刘易斯，1954年出生，师从何炳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化讲座教授李国定。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华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审视中国问题。着有《哈佛中国史》系列前三卷，《早期中华帝国：秦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帝国：唐朝》，《中国早期的文字与权势》。中国早期的空间结构"等。

译者简介

张晓东，博士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正和研究中心兼职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创新学科团队成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运河史、中国军事史和东亚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问题、当前海上地缘战略问题。着有《汉唐水运与军事》、《汉唐军事史集》等。

冯世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汉唐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

精彩的书摘

第一章写作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文学朝代，以文人墨客、诗词卓著而著称。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王维、李白和杜甫几乎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唐代短篇小说虽然无法与文学史上的诗歌相提并论，但却是最早将人类经验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国文学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艺术小说作品。考虑到小说在后来的历史中的重要性，唐代小说，尤其是唐代传说，标志着文学的重大发展。

韩愈、刘宗元等人的散文，成为该流派后续作品的模仿对象。散文创作的理念是文体是哲学思想和道德秩序的基础，因此散文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清楚地体现了唐代文学、思想和政治密不可分的特殊场景。

初唐诗的基调和修辞

汉代，诗歌是朝廷创作的产物，其内容或褒贬不一，或暴露国家的道德状况。在南北朝时期，这种说教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起初，诗歌因脱离国家及其道德标准而获得解放。诗人在此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主题，创作了关于隐居（脱离现实世界）、风景和道家哲学的诗歌。然而，在5世纪末之前，南方宫廷和贵族名人主导着诗歌，具有悠久文学教养传统的贵族家庭认为他们是唯一有资格评论诗歌优点的人。大多数诗歌不过是一种优雅的消遣和精英的盛宴，儒家的道德说教和隐士的独立性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庸俗。

隋初唐诗延续了南朝的宫廷传统，多写于京城或秦宫的文殿。创作以社交活动的形式进行，其中标题、措辞、结构和场合都受到严格限制，精英们竞争看谁能完成主题和押韵最快，获胜者获得奖励，最慢获得报酬罚款。诗歌创作的主题要么是模仿有固定模式的乐府诗歌，要么是赞美朝臣日常生活或特定事件中的对象。词语的使用有限，典故优先，日常用语的使用被视为粗俗。修改部分更喜欢简洁间接的暗示，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叙述，正如余世南的诗《春夜》所写：

春园明月归，竹堂入夜开。

惊鸟排林，风花过水。

节奏规则阐明了音节的数量、对立的使用和音调模式。

这些严格的要求使诗歌成为一种易于理解的艺术，任何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快速创作出适合这种场合的诗歌。但是，掌握这项技能需要持续的学习，大家庭的孩子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作为受过教育的标志，他们从小就接受教育，学习如何写出微妙而体面的文章。诗歌完全取决于规则的应用程度，独特的表达方式不是美德。写诗赞美上层阶级是迎合朝廷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宫廷诗歌的僵化性质启发了诗歌知识和文学参考的百科全书的汇编，因此朝臣们可以迅速找到适合任何诗歌主题的词语和思想。

因为诗歌与政治有关，所以统治者自己也参与到诗歌的评价和创作中。南陈和隋朝的末代皇帝都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们指责他们爱好文学，认为他们的无知导致了他们的朝代灭亡。然而，即使是中国最有进取心的统治者之一唐太宗，也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他是西北的军事家，他努力写出像那些有教养的官员一样精致的诗歌。有时他还利用皇权将大臣们的美言融入自己的著作中。后来的皇帝虽然不那么多产，但也热衷于赞助和实践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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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通用序列

1990年代初我在北京参加会议时，有幸发现清史专家朱维正教授也参加了同一会议。在朱先生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才华横溢、博学多才，或许是性情最火爆的一位。对我来说，他也是一位慷慨的导师和朋友，在我需要时经常慷慨地提供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我在北京月坛公园与朱先生的一次谈话，向中国读者介绍这套书。那时，我们正在走路，我突然向他透露，我曾经困惑过好几次——我在90年代初就很困惑——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么做中国历史学家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能像朱先生那样阅读第一手文学作品，但我还是很想有像他一样了解中国文学的本能。怎样才能像了解自己的母文化一样真正了解中国？

先生。朱先生打了这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房间里的一切都在我的视线之内，而你在房间外面，你只能透过房间看到内部。窗户。我可以告诉你室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不能告诉你房间在哪里。只有你能告诉1、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先生。朱可能会因为他的中国同事研究的局限性而受到指责，但他对愿意真正努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往往很慷慨。他认为我们确实可以带来一些东西，而且我们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无法发展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是受到世界其他地方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的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话，我不禁想起明代的一句话：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睛，其他人都是瞎子。相信朱先生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开了一只眼睛，而外国历史学家却给了他们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多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而然地在房间外观察中国。然而，重要的是，我的 20 多岁恰好是 1970 年代——这意味着我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大致是同一代人。那时，西方史学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历史不再是权势人物相互影响的成果，而是普通人在所处社会的制约和机遇中所经历的人生。对于此时正在拥抱中国明朝社会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因为我最想问的历史学家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傅以凌。傅以苓对我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来书写各阶层人民所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由统治家族主导的历史。 . 1970年代后期，有幸在北京见到了傅先生，至今仍遗憾没能从他身上学到更多，正如我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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