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病悬崖边缘的美元本位制叶冰电子版下载完整版|百度网盘下载

编辑评论：

美元病：悬崖边的美元本位 叶冰在全球资本市场研究、机构投资者关系管理、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发行、保险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特邀研究员；外交学院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大学文学学士、理学双学士。

简介

如果以金钱的“力量”为棱镜，我们生活的世界将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一只叫做“美元”的无形之手正在不断地重塑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控制着社会组织和人类社会。是继西班牙舰队、荷兰贸易公司、英国工厂之后，抢占全球资源、控制利益分配的新武器。

本书从浩瀚的历史著作中寻找证据和模式，探讨美元如何取代英镑，站在货币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新特里芬悖论”的泥潭中，它逐渐失去了价值基础和权力基础。纵观牙买加体系40多年的历史，美元体系自建立以来就埋葬了危机的根源，并随着货币体系周期的兴衰逐渐进入恶性循环，“美元病”越来越明显。

读完本书，你可能会发现，国际经济金融活动的许多现象都可以为“美元病”写下脚注。

精彩的书评

作者在浩瀚而动荡的历史中探索了美元的奇异之处。看完后，给我一种感觉：美元的力量不容小觑。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很多角落，很多现象，都是被美元吞没的历史巨浪冲积和塑造的。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杨凯生

作者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一条名为“金钱力量”的线索，辅以严谨缜密的理论框架，讲述金钱但不限于金钱，描绘了一个新颖而另类的经济金融社会.历史。

——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蒋建清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同样适用于美元的绝对权力。美国发起了最大的债务货币运动，世界买单。当傲慢的特权遭遇掏空的工业基础和巨额主权债务时，美元本位制的空中楼阁离倒塌只有一步之遥。美元作为美国的货币，最终注定是美国的问题。

北航教授、北航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祥绥

美元本位制为研究国际货币实力问题提供了第一个样本，但很少有人从货币实力的角度全面追溯美元本位制从诞生到危机的过程，探讨危机传播的驱动力，并分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系统的研究成果。令人欣慰的是，叶冰的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赵怀璞，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提供了对美元不利因素的洞察，并忽略了经济的运作方式。虽然读完不能发财，但至少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能发财。

——作家马伯勇

伯南克冲击

所谓伯南克冲击，是指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和一系列流动性冲击之后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面对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破坏和信贷紧缩，美联储同时使用价格和数量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缓解危机。 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美联储连续10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隔夜拆借利率由5.25%调整为0.25%。在价格工具仍无法缓解经济衰退时，美联储开始使用量化工具连续四轮“量化宽松”（见表5-1）。第一轮量化宽松于 2008 年 11 月启动，主要包括购买政府支持的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债务，以及由两房公司和联邦政府的国家抵押贷款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联想债券MBS，总额17250亿美元，目的是缓解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恢复市场信心；第二轮量化宽松于2010年11月启动，目标是8000亿美元左右的美国长期国债。长期利率提振了美国经济并弥补了赤字；第三轮量化宽松于2012年9月启动，通过买入MBS和卖出长期国债的“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降低长期利率，支持抵押贷款。市场上，共购买了1200亿美元的MBS； 2013年1月启动第四轮量化宽松，共购买1.6万亿美元MBS和国债。好趋势。

到第四轮量化宽松结束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总计扩大了 4.5 万亿美元。美国方面，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有效解决了流动性短缺问题，恢复了信贷扩张，推高了资产价格，将失业率降至5.7%的低位。不利的是，通胀率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这反映了美联储的高超政策控制力。但对于周边国家，尤其是利率较高、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新兴国家来说，却因为“利差交易”带来了大量热钱流入。

通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美联储实现了内向型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但对周边国家至少产生了三个负面影响。一是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元实际广义实际汇率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普遍大幅下跌，直到 2012 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才恢复（见图 5-1）。美元疲软意味着美元贬值，损害周边国家利益。二是美元疲软加之低利率导致大量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追逐利率和汇率双重套利。同时，为缓解货币升值压力，新兴经济体纷纷在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进行套期保值。大量具有高能货币性质的外汇储备为新兴经济体注入了流动性。三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热钱流入和经济过热催生了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而宽松的美元流动性使得利率套利者很容易获得廉价融资来建立商品期货多头，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导致大宗商品资产涌现。泡沫出现的同时，大宗商品进口国和主要生产国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什么是贸易逆差问题

美元本位制下“中心—边缘”国家之间的分工，决定了美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费拉动。因此，贸易逆差问题已成为根植于美元体系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2008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8325亿美元的峰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物贸易逆差降至5097亿美元的历史新低，但很快又开始扩大。奥巴马政府时期（2008-2016年），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5%的高位，比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来的40年平均水平高出0.45个百分点。政府方面，尽管出台了鼓励“企业转移”的一揽子政策，但美国贸易逆差仍居高不下，2017年高达8112亿美元，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2018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一路攀升，10月份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一方面，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与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导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国际收支长期失衡，不利于维持美元霸权。在此背景下，美国多次挑起汇率争端和贸易争端，试图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调整国际收支。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上述许多政策都是针对中国的。中美汇率争端始于2002年，面对新经济泡沫破灭、宏观经济萎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内困境，就像1990年代日元升值受到抑制一样，美国重蹈覆辙，将问题归咎于美国最大的经济体。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逆差占当年总逆差的22%。 2003年，美国国会议员查尔斯·舒默提出舒默法案，要求对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汇率税； 2003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要求中国政府发布2005年美国国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提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Schumer-Graham Bill），随后美国国会议员相继提出中国货币法案），”格拉斯利-鲍克斯法案”（Grassley-Baucus Bill），一再打压人民币升值； 2006年，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再次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忙于应对危机，希望赢得更多的国际合作。同时，2005年中国启动“8·11”汇率改革后，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中美汇率争端暂时告一段落。

与汇率争端相比，中美贸易争端旷日持久且愈演愈烈。 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75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46%，是美国贸易逆差第二大来源国欧盟的两倍。十多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全球金融危机后，冲突更加频繁和激烈。奥巴马政府在布什政府“遏制与接触”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在与中国进行深入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同时，也推出了一系列反补贴措施。 、反倾销贸易制裁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要求扩大对华出口； )，试图通过重塑贸易规则来限制中国。 In November 2016, after Trump was elected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ti-globalization and populist ideology further rose.美国政府对内推行“特朗普经济学”迎合中下层选民，对外则推出一系列打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问题归咎于“不公平”贸易，坚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对中国发起一系列严厉的贸易制裁和打击，理由是： “重塑双方公平互利的经贸关系”。 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争端已从单纯扭转逆差转向全面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重启对华“301调查”，不断抛出加征关税清单，实施加征关税。中兴通讯7年。出口禁令和14亿美元的罚款，以及以美国司法部的名义对华为及其高管提出多项刑事指控，旨在打击华为的5G竞争力。

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在内外加深了美元危机。从外部看，外围国家承受了美元本位制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意味着主要生产国和资源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导致货币发行量激增，流动性严重过剩，2008—2018年中国M0、M1、 M2分别从36673亿元、15487亿元、417819亿元增加到73208亿元、551686亿元和18267.44亿元（见图5-2）。增速分别为99.62%、256.23%和337.21%，导致流动性过剩引发企业杠杆率上升、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实体货币过热等一系列问题。财产。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汇率战或贸易战。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成本不仅会“治标不治本”，还会加剧货币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离心力，促使周边国家加快货币国际化进程。 .尤其是在美元本位制下，不仅金融危机时有发生，而且还有本位制国家利用汇率和贸易武器转移和调整成本的痕迹：1987年，日本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国，贸易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50%。 43.3%，实现了当年日美债权、债务国地位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逆转”。 a 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利用货币力量迫使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和由此产生的“平成萧条”给后来者上了一课。因此，在美元本位制下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生产国的中国，在处理汇率和贸易问题上更加谨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内，顺差国家管理和投资外汇储备，部分美元通过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返还给官方机构出售国债和国债，形成政府消费；另一部分则归还出售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私人机构可能以外汇存款的形式返回美国，最终通过消费信贷形成家庭消费。美元回归导致美国流动性泛滥，带来通胀压力，推动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信贷下沉，创造更多信贷需求，吸收更多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次贷危机迟早会以其他形式再次出现。

3、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

虽然美国以“伯南克冲击”成功应对了次贷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有效地将通胀控制在2%以内，但广义的流动性扩张也体现在未偿还的金融票据上。 ，换言之，以巨额财政赤字的形式出现。奥巴马政府时期（2008-2016），美国财政政策先松后紧。为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经济，并将7000亿美元救助基金的一半用于结构性减税和向小微企业和抵押贷款机构提供贷款。同时，还增加了教育、医疗、科研等社会福利支出。 2009年，联邦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42万亿美元，赤字率超过10%。到奥巴马第一任期结束时，由于布什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减税和刺激政策到期，美国面临“财政赤字”，而美国进入奥巴马政府所引发的“自动赤字削减机制” 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的效力。 2015年美国赤字率下降到2.5%，2016年上升到2.9%。尽管如此，多年的赤字积累了巨额的政府债务。 2011 年和 2013 年，美国两次逼近 14.3 万亿美元和 16.4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 2013年，是因为双方未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 ，政府关门16天。到奥巴马卸任时，美国债务几乎翻了一番，从 10.6 万亿美元增至 19.5 万亿美元。虽然他的竞选口号提出要削减赤字，实现财政盈余，但特朗普上台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为确保美军研发保持代际优势，美国财政赤字连续两年不降反升。 2017-201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7820亿美元，政府债务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见图5-3）。

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来看，美国的巨额债务已经超过了普遍公认的警戒线。规模警戒线规定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 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十年前的64.6%上升到105%，财政赤字率达到4.1%。根据高盛的预测，2021年将达到5.5%，2028年将达到7%。财政赤字问题不是新问题，但可能引发前所未有的新危机，危机时间正在加快：从美国从1987年失去全球债权国地位到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过去30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达8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短短 10 年里，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飙升至 21 万亿美元。继续让政府债务扩张到安全门槛之外，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美元地位产生直接影响。

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政府公共债务与GDP增长之间存在负非线性因果关系：不受控制的政府债务将导致国民净储蓄下降和利率上升，而储蓄原本用于投资的将投资于政府债券，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抑制民间投资；如果政府增加的支出不进入生产部门，就会因总投资不足导致资本积累放缓，影响经济增长。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对 44 个国家大量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政府债务超过 GDP 的 95%，债务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年 GDP 增长率就会下降。下跌了0.15%~0.2%，美国的历史数据也支持了这个结论。随着总债务的增长，联邦收入将越来越多地用于支付利息。预计2018财年和2019财年联邦收入对债务的覆盖率分别为14.9%和14.2%，可能在2022财年进一步恶化至12.1%，政府可变现资产对总债务的覆盖率2017年仅为7.3%。在不扩大政府赤字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增税或减支——前者必然会影响消费、投资和劳动力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而后者则受制于代议制。系统。此外，政府固定投资的削减也会影响总收入和总产出。

经济增长停滞，增税减支行不通，必然结果就是债务危机。债务危机首先是一场信任危机。当债权人认为美国政府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或因投资过度集中而试图分散风险时，美国将无法再借钱为财政政策融资。徐小兵、陈青海对比“欧洲猪五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美国的财务状况，发现很多相似之处：政府负债率和赤字率超过国际警戒线，长期经常项目逆差，由于全球/地区本位货币强权带来的强大外部融资能力和宽松的财政纪律，使得通过货币贬值来调整经济成为不可能。不同的可能只是美国有更大的挥霍空间，但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多轮量化宽松后庞大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的国债、不可逆转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大大压缩了美国。一旦引发债务危机链条，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更多的工具和翻身空间。

从货币实力的角度来看，美元债务危机相当于美元本位危机。一旦主权债务在本位币国家发生信用违约，就意味着以信用为基础发行的货币价值不复存在。如果伯南克冲击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和贸易逆差带来的全球失衡和争端只是哲学和现实领域继续拆除美元本位制的基础，那么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将直接瓦解牙买加体系。正如美元和黄金的赎回危机破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