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本书]《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我们的栖身地——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言论最开放的社会。美国人在思想和言论上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自由；这种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可以揭露政府大楼或私人卧室的各种秘密。我们可以批评执政官员，他们也在积极揭露彼此的老基础，不用担心后果。印刷品、广播电视、互联网，无论哪种形式，法院基本上都不会阻止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表意见。即使是那些讨厌和耸人听闻的言论，那些谈论政治和艺术的人，也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入思想市场。

其他看似与美国相似的国家，比如英国，往往对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这个问题设定了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们享受的不寻常的自由从何而来？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即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这条修正案特别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

然而，仅仅依靠这14个词本身并不能创造我们伟大的自由，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并没有为批判性言论提供应有的保护。1798年，第一次修正案被列入宪法的第七年，国会制定了惩罚丑陋总统的法律。因为这篇文章嘲笑亚当斯总统（John Adams），一些编辑入狱。一个世纪后，威尔逊总统受到批评（Woodrow Wilson）在政策决议中，几个可怜的昆虫冒犯了国会制定的另一项法律，被判处20年监禁。

今天，每个总统都成了批评和嘲笑的目标。即使是最刻薄的批评家，如果他们因言受罪，也是难以想象的。即使他/她有可能被告上法庭，法院也会以与第一修正案发生冲突为由拒绝受理此案。由此可见，这一关于言论和出版的十四字条款背后暗流涌动，其含义已不再是过去。更准确地说，法官和公众对十四字条款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打开了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标志着过去未知但意义重大的过程：宪法的解释一直在变化。休斯，首席法官（Charles Evans Hughes）曾经说过，我们都生活在宪法之下；但是什么是宪法还得由法官决定。今天听起来像是批评家对所谓的司法主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冷嘲热讽。然而，休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 1907 年。三年后，他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认为他只是在陈述一个明确的事实。事实上，有人必须解释18 世纪制定的宪法和修正案。在宪法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下，这一重任是法院的职责。

法官不处于真空状态，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反过来，社会也会受到法官言论的影响。因此，历史、法律和文化在宪法意义的变化中发挥了作用。

今天，我们说，第一个修正案确保了我们的自由，而不仅仅是赞美14个简短的词；一个法律万花筒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多年来，法官们将修正案应用于各种争议，并编织了生动的历史画面。一名持有异议的人焚烧国旗抗议政府。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受第一次修正案保护的表达方式？一脱离法律监督的竞选资金是否可以被视为应该受到保护的言论？或者，不符合事实的官员能以诽谤为由诉诸法庭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法官通常会调查前人如何处理类似的争议。判决是一个先例，即所谓的普通法（common law method）。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继美国之后，几代法官逐渐在财产、合同等领域建立了世界所谓的普通法规则：法律不是通过明确的规定来表达的，而是在案件的判决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

这样发展起来的宪法就像一场戏剧，尤其是第一次修正案的历史。这部长剧从 1791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演变成一个没有结局的传奇。第一次修正案还向法官和公众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自由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由和秩序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定在哪里？不得制定法律（no law）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禁令是绝对的吗？在这本书中，我将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调查第一个修正案；在这个过程中，将讨论上述一些问题。

注:以上摘自本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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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
作者：[美] 安东尼·刘易斯
译者：徐爽
评分：8.6

本书作者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和简单的写作风格，向读者介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历史背景，以及对美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可预测的未来，揭示了媒体、政治家、公众和法官的意识形态战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般概念。